“我们是河流”——对九月末以来意大利“封锁一切”运动的思考

00
前言
在意大利各地,数百万民众涌上街头,两周内爆发了两次全面罢工;自发游行遍地开花;封锁行动遍及各地。运动参与者的构成多元而广泛,从2001年热那亚G8、2004年反对伊拉克战争起,二十多年的社会斗争都难以与其相比。短短几天内,“封锁一切”运动席卷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工厂到学校,从部分监狱到世界各地的意大利大使馆。而这场运动的潜力还远不止于此,它还有继续广泛传播的空间,比如那些尚未受到制度性政治和运动影响的社会领域和地区。全球坚韧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活动家的慷慨奉献、CALP工会的港口工人的坚定决心以及斗争派工会运动的果断行动,使得这场运动开始影响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的政治格局,甚至可能波及全球。特朗普出台计划的时机说明,公众因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种族灭绝产生的愤怒浪潮的力量不可小觑。但此刻更应戒骄戒躁,70年代以来意大利工人主义的失败教训教会我们:资本主义及其制度形式也会在社会斗争的推动下进行重组,即使事后在人们看来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自发的改良。
我们所目睹的加速发展在近几年是前所未有的,它与其他动员周期截然不同——尽管那些周期同样具有群众性和跨领域性,但却都可以归入一些常见的社会运动形式。
在此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历史性的断裂已经发生。运动组织在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过程中的作用非同小可,但街头抗争的力量早已超越了它们的组织能力。这个问题与我们切身相关,并且贯穿在生活之中,而我们尚未准备好现成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尝试提出一些零散观点,它们还不够成熟,有待在实践中进行检验。
01
截然不同的现象
2008年危机以来,我国社会动员呈现出三个截然不同的周期。每个周期在社会和阶级构成、组织规模和政治表达方面都具有独特特征。
第一个周期本质上是抵抗性的:反对吉尔米尼[1]改革的抗议、反对贝卢斯科尼政府(随后是蒙蒂政府)的动员、反对欧盟紧缩政策的街头示威以及意大利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它们本质上是不同社会阶层对大规模贫困化、无产阶级化的前景所作出的反应。简而言之,就是对经济上升前景消失的反应和抗争。那时,从中学和大学里出来的年轻人发现,自己是第一代注定无法达到父辈生活水平的人。这种紧张关系也反映在运动的政治和组织形式之中:它从其他国家借鉴了新元素,如占屋运动,但本质上,社会动员仍与“长68”(火热之秋 铅色年代),尤其是90年代初的工人自治主义运动颇为相似。尽管这是充满力量的时期,实际上却标志着上个时代的终结。
下个时期无论是在选举层面还是街头运动层面,都以新民粹主义运动为特点。五星运动(Movimento 5 Stelle)的崛起与崩溃伴随着难以分辨且内部相互矛盾的社会现象,但其中也存在着一条明晰的线索。一方面,处于贫困化阶段的中产阶级主导了动员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参与运动群体的构成极其多元,他们将自身诉求与发起者的诉求并列。二者在客观上存在矛盾,却又都将变革的必要性作为共同出发点。在意大利,这种趋势体现在许多现象中:从”草叉党”[2]到欧洲农民抗议,再到新冠期间反对名为“绿色通行证(Green Pass)”[3]的封城和旅行限制措施的运动,不同的利益与期望融合在一起,共同表达了对现状的拒绝。动员层面上,这种拒绝显得笼统,但在最初推动抗议的社会阶层中,其具体诉求却十分明确。在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中,我们首次观察到混沌的现象逐渐有可能澄清为各阵营利益。“封锁一切”运动如此特殊,我们是否能将它看作意大利的“黄背心时刻”?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
之所以是肯定的,是因为两者在社会构成、斗争实践以及影响体制框架的能力(我们稍后将再谈)方面存在相似性。
之所以是否定的,是因为在某些方面,“封锁一切”运动代表着主体性更成熟的状态。除了前面提到的有组织社会力量的作用外,还必须考虑总体的政治阶段。各国初现端倪的“战争状态”、全球范围内反动主义右翼的崛起、社会经济危机的加剧——一切的一切都在推动风向转变。我们正面临充满可能性的新局面。
[1] 浪潮运动(Movimento dell’Onda)形成于 2008 年,是意大利学生在吉尔米尼改革推动下爆发的大规模抗议。削弱大学自治改革内容包括削减教育经费、推广学校企业化、扩大临时合同与不稳定聘任,引发大学与高中群体对“公共知识”被系统性侵蚀的强烈反对。浪潮运动以去中心化、无党派、横向协作的组织方式著称,采用占屋,快闪, 占领等象征性的“海浪”视觉符号等方式,作为对教育领域新自由主义扩张的回应。
这一运动无法脱离更大的政治背景:2008 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政府原本通过媒体与政治机器维持的稳定性迅速减弱,债务危机、制度性腐败与治理瘫痪使各项公共服务面临全面收缩,教育改革因而成为社会不满的焦点。随着局势恶化、意大利国债被攻击、欧盟压力上升,贝卢斯科尼在 2011 年被迫辞职,但总统主导成立的蒙蒂技术政府上台并实施更为严厉的紧缩措施,这进一步验证了学生们对“公共领域被掏空”的担忧。
尽管浪潮运动未能阻止改革,也未能形成持久组织,最后在共和国总统特意召见学生代表后释放部分让步后告终,但它深刻改变了意大利青年政治的语言、象征与实践方式,为随后十年的反紧缩运动与大学自治论述奠定了基调。
必须要提醒的是,意大利在共和宪法提供灵感和68一代的学运以后,引入了学术自治的理念意大利的大学自治(autonomia universitaria)形成于 1989 年,其内容包括组织、教学与财务三方面的自治:大学可自订章程、建立内部治理结构、规划学位与课程体系,并在国家拨款框架内管理自身预算。在此框架下,学术参议院(Senato Accademico)作为大学内部的最高学术机构,负责决定教学与研究政策、批准学位设置并监督大学的学术方向,其组成由教授、研究员、学生代表和校长等构成,是大学内部学术共同体的“议会”。学生代表(rappresentanti degli studenti)通过定期选举进入学术参议院、行政委员会(CdA)、院系理事会与课程理事会,拥有发言权并在教学事务与学生政策上具备一定投票权,是意大利大学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学费、课程结构、考试制度与校园福利等议题上发挥制度化影响,也使意大利大学治理呈现出一种兼具自治与民主参与特征的共治模式。
而吉尔米尼改革”(Legge 240/2010)是意大利自 1990 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学制度重组,其核心目标是以“效率、竞争力与绩效”为导向重构大学治理。主要内容包括:大幅削减国家对大学的经费投入,同时引入基于绩效评估(ANVUR 指标)的拨款体系;将原有学院(facoltà)结构废除,改以部门(dipartimenti)作为学术和行政的主要运营单位;强化校长(rettore)的权力,将任期延长并赋予更大行政与任命权限;重组内部治理机构,使行政委员会(CdA)权力扩大,同时减少学术参议院(Senato Accademico)与院系代表的决策影响;对教师招聘实施更严格和集中化的程序,引入全国性资格评估(abilitazione nazionale),并压缩研究人员与讲师的稳定岗位,引导体系向更多固定期限合同与不稳定聘任倾斜;此外,该改革也限制学生代表在部分治理机构中的实际影响力,并推动大学通过基金会和私人融资寻求替代资源。整体而言,吉尔米尼改革标志着意大利大学治理向管理主义、等级化与准市场化方向的深化,导致新工人主义与学生团体批评其削弱大学民主与公共性,引发 2008–2010 年的大规模“浪潮运动”(Onda)抗议。
[2] 草叉党起义(La rivolta del Forcone / Movimento dei Forconi)草叉党起义是 2011–2012 年间在西西里首先爆发、随后扩散至全意大利的一场底层与边缘群体的社会抗议,以卡车司机、小商贩、农民、自营业者为主要参与者。“草叉党”名称象征农民起义式的反抗,强调对传统政党、工会与国家机构的普遍不信任。其诉求集中于油价飙升、税负沉重、官僚体系压迫、中小企业衰退以及南北经济差距,使其呈现出典型的“危机时期的中下层抗议”特征。
运动的背景与同样意大利当时的结构性危机密不可分:2011 年债务危机全面爆发,贝卢斯科尼政府垮台,技术官僚的蒙蒂政府上任后实行大规模紧缩、增税与养老金改革,迅速加剧了社会不满。尤其是运输业与农业,被油价、税负与欧盟竞争压力三重挤压,成为最先起义的群体。
草叉党起义类似黄背心运动组织松散、意识形态混合:既有地方主义与反税收情绪,也吸引了右翼民粹、极右乃至无政府倾向的参与者,使运动呈现复杂的政治光谱。尽管抗议曾一度瘫痪交通与港口,最终因内部分裂、缺乏统一领导与政府局部让步而逐渐消散。但草叉党起义揭示了意大利南部不满、经济危机与国家合法性弱化的深层矛盾,并预示了随后数年五星运动的崛起。
[3] 针对绿色通行证green pass的斗争:在 2020–2022 年新冠疫情期间,意大利出现了多波反对封锁(lockdown)与反对“绿色通行证”(Green Pass)的抗议,成为当代欧洲最活跃的疫情政策反对运动之一。最初的反封锁抗议主要由餐饮业者、小商贩、自营业者、运输业及部分地方主义团体发起,集中于反对长时间商业关闭、宵禁与财政补贴不足;这些行动常以“工作权”与“生存权”为框架,将封锁视为对小企业与底层劳动者的结构性压迫。自 2021 年意大利推行欧洲最严格的 Green Pass 制度之一之后(要求在工作场所、大学、公共交通等场景出示疫苗接种或阴性证明),抗议规模急剧扩大,形成跨阶层、跨意识形态的联盟:包括“无绿通证”公民团体(No Green Pass)、右翼和极右党派及其外围组织、阴谋论群体、部分左翼活动者、工会基层与港口工人,尤其是的里雅斯特港口工人罢工成为象征性事件。运动策略从广场集会、封港、封路到占领公共空间不等,其叙事将 Green Pass 视为“强制医疗”“工作权剥夺”与“数字监控”。政府与执法部门则对部分示威采取强制驱散、身份登记与刑事调查,引发关于公民自由与公共卫生之间界限的激烈争论。
实际上,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看到一种悖论式的 “技术官僚式例外状态” 的展开,它不是“构成性的”,而是“去构成性的”。今天,“作为一致性的合法性”(施密特)已经变成算法。但在其核心,却存在着最绝对的政治自由裁量权。一种政治的例外性——但被伪装、被掩盖,转而对抗作为自主且负责任决策的政治性,并且带着一种“伪造的合法性”。这种紧急实践的扩散,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形成临界质量,从而重新创造出“强意义上的主权激活”条件吗?在新冠疫情管理中似乎能看到其效果:在那期间,舞台上只剩下公共权力。它倚托科学权威,动用了传统的“主权必要性”工具:封锁领土、隔离公民、禁止正常社会生活、暂停基本权利。这十分悖论,但绝非偶然:这种技术时代的例外状态,将“安全”(卫生的、甚至金融的,但不是社会性的)重新置于中心,却恰恰发生在长时间排除“例外”、乃至明确提出政治例外终结的意识形态之后——以一种无限制经济内在性的自发平衡为名。
02
巴勒斯坦的旗帜
许多人已经正确地警告过将近期惊天动地的动员与其显而易见的原因割裂开的危险。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无疑是点燃抗议情绪的导火索。两年来,我们共同经历着痛苦与无助:来自加沙地带的画面不断将我们置于道德困境之中。当地中海彼岸正在进行种族清洗,我们还能继续“正常”生活吗?治理我们的机构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我们能无动于衷吗?两年来,这些问题日夜萦绕在我们心头——在工作场所、学校、大学、酒吧,乃至家中寂静的角落。电视、报纸和政客们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最恶劣的宣传,可我们已经意识到,自己不是唯一思考这些问题的人。铺天盖地的战争宣传不能阻止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异议: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动早已超越了传统上更倾向于抗争的群体,如意大利的青年和阿拉伯移民社区。静坐、动议和游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参与者,其中某些群体已经很久没有亲自参与这样的行动了。随着社会要求摆脱惰性、停止与以色列共谋的呼声被机构冷漠以待,人们对街头抗议手段的对信心也与日俱增。媒体叙事逐渐转变,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被迫表态,大学也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船队成为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回答了许多人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如果政府以及更广泛的世界机构拒绝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又该如何改变现状?
答案是:主动出击,不再推诿。船队船员的勇敢之举打破了怀疑的壁垒。它证明,即使没有任何政府愿意行动,社会的一部分力量也能组织起来打破对种族灭绝的沉默。
这种情感无疑对运动的诞生起到关键作用,但除此之外,其他重要因素也不容小觑。首先就是理解。从占领大学的学生营地开始,这场动员就伴随着共享的、集体的草根学习形式。我们多次感到惊讶,即使不直接在街头参与抗争的人群之中,也传播着对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缘由、历史和愿景的深刻认知。围绕斗争,人们构建起一种普遍而具体的、跨领域且深入人心、复杂而精妙的知识体系。它从巴勒斯坦问题出发,进而不可避免地涉及一系列议题:意大利大学的运作机制、国家战争后勤体系、意大利及各国政府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角色、媒体运作方式、国际法、殖民主义历史,等等、等等。想通这些无需传教士和党工挨家挨户地宣传,而是作为一种集体智慧的产物,在应对大规模动员的挑战中自然而然地形成。本可以探讨社交媒体的作用以及随身携带一部潜在的百科全书的意义,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当下最重要的方面。我们想强调的是,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动员活动,实际上是上了一堂了解这个世界运作机制的速成课——这些机制往往被国家和资本制造的迷雾所掩盖。这种觉醒必然不仅限于我们的国家在种族灭绝中的角色。
表面上看,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性与历史深度可能阻碍运动的发展,可实际上,它反而成为其力量源泉,使运动得以逐层突破现实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解放的过程——通过自主认知全球社会关系来实现自我解放。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认为物质基础的需求领域与作为上层建筑政治领域之间在这场运动里存在过于决定论式的分裂,这种想法是肤浅的,有时甚至带有阶级偏见。
此时,重提“越南就在工厂里”[4]的旧口号或许显得有点夸张,但我国大部分地区在物质上广泛而全面地抵制重整军备和战争经济的逻辑,相信这一点并不荒谬,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其他场合。更普遍地来看,一系列无法找到自身表达形式的诉求也涌入街头,加入支持加沙的抗议,作为摆脱不公正且日益压迫的体制的象征。其中以经历了对生活条件改善的期望日益破灭,自由空间不断萎缩的年轻一代尤甚。也许,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的形式正在出现。
目前,参与支持加沙的人或许不会立即在其他方面——比如军备或社会需求[5]——采取行动,但这场动员从多个角度开辟了可能性空间。首先,它表明走上街头是切实影响国内外政治局势的一种方式。其次,它凸显出存在一个潜力的社会多数群体,他们不愿加入由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与隐喻意义上的军队。
[4] 越南就在工厂里(Il Vietnam è nella fabbrica)是意大利“长六八”(1968–1977)运动中极具象征性的口号,最早在 1967–1969 年的大学与工厂斗争中出现,并在 1969 年“热秋”(Autunno caldo)期间被广泛传播。该口号借用当时全球反帝国主义语境,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压迫与意大利工厂内部的资本–劳动关系类比:工厂被视为一种“内部殖民地”,工人面临的剥削、监控与指挥体系被象征性地等同于外部帝国暴力。其背后思想深受意大利工人主义(operaismo)影响,特别是特伦蒂与波赞蒂的分析:先进资本主义的权力形态在生产点内部表现为纪律化、技术控制与节奏强制,因而“斗争的越南”不是遥远的战争,而是工厂内部即时可见的冲突场域。口号表达的不是简单的反战,而是一种将国际反帝斗争与国内阶级斗争合流的政治想象。或者说“一场斗争会支援另一场斗争”—《rossa palestina》。
[5] 反对再武装的运动自 2022 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意大利在北约框架下大幅提升军事预算与武器出口,引发工会、学生组织与和平团体的持续反对。主要全国性工会——尤其是 CGIL、USB、Cobas,以及港口工人——批评政府将资源从社会政策、教育与公共服务转移至军费增长,并反对利用军工生产作为经济刺激手段;在部分军工企业,如莱昂纳多等军工企业,基层工会发起罢工和封门行动,拒绝参与武器装配和向战区的军需运输。学生团体——包括 Rete degli Studenti、Unione degli Universitari(UDU) 以及各地自治学生社群——则在大学反对校企合作与“军工化研究”(ricerca militarizzata),抗议大学接受军工资金、签订双用途研究协议,并发起占屋、集会”行动。两者在公共示威中形成交叉联盟,将再武装政策视为紧缩、劳动不稳定和青年前景恶化的延伸,以“学校与医院,而非炸弹(scuole e ospedali, non bombe)”作为统一口号。梅洛尼政府上台后加速军费与边境军事化,进一步激化对抗,使反军事化运动在 2023–2024 年呈网络化扩张趋势,包括港口工人拒绝装载军火、城市集会反对向乌克兰输送重武器,以及针对军事基地扩建的地方斗争。整体而言,这些行动构成意大利左翼社会力量在新地缘政治条件下对“再武装国家”的抵抗。
03
补时阶段

这场运动最亮眼之处在于,它完全独立于体制内的左翼政党和工会而爆发。意大利总工会(CGIL)在9月22日第一次总罢工前几天发起罢工,试图以此分裂群众的举动适得其反,表明工会已无法把握社会深层的脉搏。因此总工会选择追随10月3日的总罢工,使自己重新成为关注焦点。好的角度来讲,这一决定很可能是受工会内部成员压力所致,加上政府歇斯底里的反应,促使更多人参与其中;但是,这也是将抗议活动拉回体制内的尝试。各个政党在短短两周内也采取了类似策略,至少在言辞上表现得越来越激进。许多人认为这种转变纯粹是选举策略,旨在为未来几个月持续进行的地区选举造势。这种说法有道理,但这些政党的实际策略可能更为微妙且具有长远眼光。通过关于劳动和公民权的公投,制度性左翼政党意识到,相当一部分弃权和不投票者怀有在选举层面无法被捕捉到的,对经济和社会正义的诉求。同时中间派阵营已基本枯竭,因为其支持者几乎全部转向了中右翼。但民众对体制内政党的失望情绪如此深重,仅靠意向声明和冷淡的宣传活动不足以唤回选民,因此议会内中左翼各派别不得不追随社会现象,试图作为体制内力量介入其中。
这种趋势开启了一个矛盾的阶段:一方面,来自基层的诉求和主张进入主流政治渠道,另一方面,被体制收编的风险切实存在。在这种矛盾中行动并不容易,部分原因在于运动组织,哪怕是那些组织结构最完善的,至今也大多缺乏工具、能力和人数优势,无法有效组织街道上涌现的大规模自发运动。在这样的加速阶段,所有这些要素都可以迅速建立起来,但为此必须找到促进社会参与和集体智慧的自我组织形式。这个运动,或未来可能出现的运动,能建立哪些属于自己的反体制机构?这是当前紧迫的问题,在这些日子的热潮中被合理地搁置了,但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使运动具有连续性和深度,以免将来被体制动态所吸收。
04
镇压机器与力量组合
短短两周内,“封锁一切”运动就动摇了当前及历届政府为遏制社会抗争建立的诸多镇压机制。面对力量强大的动员,臭名昭著的《安全法令》(decreto sicurezza)[6]如同阳光下的雪花般消融,数万人封锁并占领了港口、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而警察机构往往因为人手不够又不愿加剧冲突选择放任自流。10月3日成为另一个历史性转折点:数十年来,工人罢工权和集会权逐渐被诸如《安全法令》等各种法规和条例所束缚,以尽可能削弱这些权利的实际效力。尽管这次总罢工仅影响物流和交通等个别产业链的利润,而非整个意大利经济,但对这些权利的破坏仍在继续,总工会则往往成为帮凶。10月3日证明,无论监管机构如何表态,无论极右派部长萨尔维尼如何不断地恶毒攻击,并不停释放强制征用(precettazione)的威胁——对于“可能对宪法保障的个人权利造成迫在眉睫的损害”的罢工采取强制行政命令制止——罢工依然是正当且正义的。两周内,这场运动建立了强大的力量组合,体制外的社会运动重获更广泛的政治活动空间,这一切不是靠政府为分裂运动自称的主动让步,而是通过巩固力量组合而实现的。
[6] 安全法令(decreto sicurezza),梅洛尼政府延续并强化了意大利自 2010 年代以来的治安化趋势,但其背景更具明确的意识形态色彩。政府依托“国家—边界—传统价值”话语,将治安议题与国家主权、移民控制及反“越轨”道德叙事绑定。在经济停滞、社会不平等与移民政治高压态势叠加的情形下,“安全”被塑造成维持社会秩序与国家认同的核心政治工具。包括了对移民救援的刑事责任压力,对 NGO 海上救援施加严格程序义务、罚款与扣船措施;强化快速遣返机制、扩大拘留中心(CPR)的监禁期限。 以及社会运动的刑事化:提高对封路、封轨、校园占屋、环保抗议等“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处罚;引入更严厉的“城市禁令(daspo urbano)”以限制激进示威者的行动范围,或者作为制裁将其驱逐出活动以及居住的城市,并且要求游行示威活动强制报备并获得公共安全部门的许可。
05
客观形势
10月4日,哈马斯宣布接受特朗普计划的第一部分,同意释放以色列人质并停火,但希望就以色列国防军撤离加沙、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去军事化以及美国对加沙地带的”保护国”地位等条款进行磋商。内塔尼亚胡自回国后则坚持保留驻军,政府中最极端的部长们则不断抨击和平协议。当天下午,特朗普承认“内塔尼亚胡已经走得太远”,其行为可能导致以色列陷入国际孤立。这表明国际舆论在谈判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很难预测未来几天的局势:战争可能在囚犯获释后立即重启,也可能迎来一个或长或短的缓冲期。目前,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暂时微乎其微,以色列社会实现类似南非的去殖民化进程的可能性同样渺茫。若不从根源上解决犹太复国主义问题,巴勒斯坦实现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停火前景取决于能否对以色列进行有效的政治施压。自然,停火可能会削弱群众动员,但无论如何,重要的是仍然持续关注加沙局势、战争罪行以及以色列这两年来实施的种族灭绝行为。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政府都将此次谈判视为与以色列关系再正常化的契机,企图抹去对它巴勒斯坦人民屠杀的罪行。我们绝不容忍这种情况发生。
更不可忘记,近几周来东欧的战云密布,在视线聚焦加沙之际,军事冲突升级的风险已然迫近。欧盟的再军事化进程正加速推进,冲突降温的前景愈发渺茫,全球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不容忽视。美国以”禁毒战争”为幌子对委内瑞拉采取侵略行动,以及拉美的动荡,都意味着某种灾难性的前景。
06
结论
时间来到10月4日罗马的全国性游行,这是意大利巴勒斯坦协会发起的活动,其时机恰好位于前两周从22日罢工到3日罢工的高潮点。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此次活动的巨大参与人数,参与者达到百万之众,游行路线已经无法完全容纳。这要求我们思考如何有效的组织街头活动。绵延数公里的游行队伍蜿蜒穿过罗马街道,第一批人抵达终点时,队尾还留在起点。在结束前,部分年轻人转向几条小巷试图前往城市其他区域,却遭遇警方的迅速反应——警方用水炮和催泪瓦斯将数百人围困在两个街区,在识别身份和行政处罚后才释放了他们。与此同时,城市其他区域也爆发了冲突,警察用密集的催泪弹袭击示威者,一辆警车被焚毁,直至深夜仍在持续。目前12名被捕者中似乎有2人被正式逮捕。
报纸再次搬出陈词滥调,一系列“和平示威群众中混入少数暴力破坏分子”的二元叙事企图将运动妖魔化,并分裂其力量;但这却刻意忽略了前一天10月3日总罢工的真实情况,以及当天全国所有的街道上都普遍存在激烈冲突的态势。
“封锁一切!”这个我们从北到南一齐喊出的口号,在过去几周里获得了实际意义。从热那亚到利沃诺再到的里雅斯特及其他城市的港口工人教会了我们:封锁意味着切断滋养战争经济、资助巴勒斯坦种族灭绝的物资流动。此刻走上街头的人们打破了惯性,他们开始真正奉献自己、奉献生命、奉献时间,期望能产生实质影响,践行不与以色列政府及其西方支持者同流合污的目标。
如前所述,接下来的关键在于保持运动的连续性,这既取决于整体局势的变化,也取决于运动在组织内外的演变形式。未来的行动建议应考虑到在过去两周成功经验中发挥作用的政治地形部署,促进其传播;要考虑到媒体在扩大运动影响力方面的作用;并且需要继续推进有效的行动,同时开辟更多的发声空间,以明确表达当前运动背后的深刻政治意义。
这场运动撕开了名为常态的帷幕,我们必须赌上一切,将此刻的断裂点化为通往新未来的延长线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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