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意识到很多人并不真正理解人民史观和精英史观，将二者等同于是不同群体的历史看法。本期从哲学角度去理清这两种历史观的核心差异。

最常见的误解，是望文生义地将两种史观归为“群体范围的差异”，认为精英史观是“少数精英的看法”，人民史观是“多数人的看法”，进而得出“精英史观是人民史观的子集”的错误结论。这种认知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历史主体的讨论对象”与“历史观的哲学本质”，即精英和人民是历史讨论对象，而不是历史观的本质。精英史观与人民史观并不是“群体视角的包含关系”，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历史领域的延伸，二者的分歧从哲学根基处便已注定。

从历史讨论对象来看，人民范畴本身就包含了各领域的精英群体，精英与普通劳动者都是“现实的人”，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尊卑之分。从这个角度说，人民史观天然涵盖了对精英作用的考量，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与精英史观是并列或互补关系。精英史观植根于旧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土壤，而人民史观是马克思以“实践的人”为核心创立的新世界观，是对精英史观的扬弃与超越——人民史观保留了人类历史的辩证发展逻辑，却彻底颠覆了“精英主导历史”的核心论断。因此，二者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不存在“谁包含谁”的问题。

精英史观：形而上学包裹下的“英雄叙事”

先来讲精英史观，精英史观的核心特征是将抽象理念实体化的形而上学思维。人类的思维天然具有抽象概括能力，能从具体事物中提炼出共性概念，比如从苹果、香蕉中抽象出“水果”，从不同社会角色中提炼出“富人”、“官员”，从地域共同体中抽象出“国家”。但精英史观的谬误在于，将这些人为建构的抽象概念当成了独立存在的“实体”，并赋予其永恒不变的本质属性。

在历史领域，这种思维表现为：将“高贵”、“智慧”、“领导力”等抽象品质赋予了少数精英群体，同时因精英阶层掌握着生产资料与文化解释权，进一步强化了“精英与底层存在本质差异”的认知。于是，历史被简化为精英人物的“英雄叙事”，王朝更迭归因于帝王将相的权谋，科技进步归功于天才科学家的顿悟，社会变革视作领袖人物的意志产物，而亿万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则被消解为“背景板”。

黑格尔的历史观，正是这种形而上学思维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绝对精神”概念，将历史看作抽象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绝对精神”作为一种超越人类的客观理念，通过正反合的辩证运动推动历史前进，而包括精英在内的所有人，都只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中介环节”。尽管黑格尔并未直接宣扬“精英主导”，但他将抽象理念置于人类实践之上的逻辑，为精英史观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支撑，既然历史的核心动力是超越现实的“绝对精神”，那么能领悟并代表时代精神的精英们，自然就成了历史的实际主导者。

这种思维在现实中往往演变为历史循环论，比如认为历史就是“精英崛起—腐化—新精英替代”的周而复始，却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社会质变。本质上，精英史观是剥削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思想工具，它通过神化精英的“先天优越性”，掩盖了历史发展的物质根源。

人民史观：实践根基上的“历史重构”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彻底颠覆了精英史观的逻辑根基。他的核心突破在于，将旧形而上学颠倒的“理念与实践”关系重新扶正，提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一论断直接宣告了抽象理念的“非实体性”，无论是“国家”、“法律”等制度概念，还是“智慧”、“价值”等精神概念，本质上都是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创造的产物，解释权从来不属于少数精英，而属于参与物质生产的广大人民。

人民史观的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实践决定历史”。人类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这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构成了历史的起点。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形成了特定的生产关系，进而衍生出相应的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而历史过程的主体，正是从事生产实践的人民群众。

这并没有否定精英的作用，但明确了精英作用的“历史条件性”。马克思曾指出：“每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精英之所以能成为“精英”，本质上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或行动顺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需求，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比如太平天国运动中，在满清统治的残酷压迫下，底层农民流离失所、濒临绝境，洪秀全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精准回应了民众“活下去”的迫切渴望，因而快速凝聚起庞大力量;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能产生深远影响，源于它契合了民众反帝反封建的迫切愿望;而毛泽东之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根本在于他把握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潜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民运动相结合。反之，脱离人民群众的精英终将沦为历史“过客”。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领袖集团沉迷享乐、背离初心，最终因民心丧失走向覆灭;那些脱离民众的改革者，方案再宏大也会因缺乏实践根基而失败。

如果说黑格尔眼中的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那么马克思眼中的历史就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运动”;前者将人视为精神的工具，后者则将人(尤其是劳动人民)视为历史的真正主人。这种从“精神逻辑”到“实践逻辑”的转变，正是人民史观超越精英史观的关键所在。

我一直讲历史课本隐藏着的是实质上的精英史观，并非指课本完全不提人民史观或唯物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往往以形式化的论证抽离了人民主体与生产实践的核心。许多历史叙述看似提及“人民”，实则将帝王名臣置于历史舞台中央，把抽象的“人民”、“唯物”概念当作点缀，而非贯穿始终的评判标尺。这种叙述本质上延续了形式化的意识形态表达：它不从人民的生产实践出发，而是以抽象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预设前提，甚至在某些历史环节将侵略粉饰为“民族融合”，将“统一”绝对化，无视它是否符合人民福祉，仿佛只要是“统一”就天然正义，只要是“分裂”就必然反动，却对“统治政权是否让百姓安居乐业”、“人民生活是否比前朝更有保障”等核心问题避而不谈，即便存在制度上的明显倒退也绝口不提。这种脱离人民的历史阐释，并非受限于篇幅无法展开细节，而是从根本上偏离了人民史观的逻辑，最终只能培养出形式化的精英史观认知。

总结：两种历史观的核心差异

总结来说，人民史观与精英史观的分歧，本质上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

历史动力不同：精英史观将历史归因于抽象理念(如绝对精神)或精英意志，人民史观则认为历史的根本动力是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与生产力发展;

主体地位不同：精英史观将精英视为历史的“主导者”，人民史观则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精英只是“历史条件的产物”;

价值指向不同：精英史观服务于少数人的统治合法性，人民史观则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目标，强调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的利益需求。

厘清这一差异的意义，不仅在于理解历史的真相，更在于把握现实的方向。从人民史观的实践逻辑出发，审视历史事件绝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民族、融合、道德等概念之上，而是植根于人本主义的核心。历史的发展价值，终究要以是否促进人的自由解放为标尺。这意味着评判一个朝代的进步与落后，不能单纯以疆域辽阔与否、君主是否英明、民族融合程度高低为依据，关键要看其政权是否真正有助于人民实现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是否为个性的自由发挥提供了空间。

当我们用这样的人民史观审视历史，就能真正摆脱抽象历史观的束缚，跳出狭隘的国家、民族视角与“英雄叙事”的局限，清晰地认识到：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而这推动历史进程的“时势”，其真正的创造者，正是千千万万为生存与发展不懈奋斗的普通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