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得意马赋形，泼墨长安一街花。

飒爽英姿文兼武，书生有道随笔发。

本周，在美以攻打伊朗的战争中，伊朗的打法越来高明，似乎有高人指点。无论怎样，总结以下几句话与各位朋友共勉。

1、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2、打蛇要打七寸。抓住决定性矛盾。

3、要做好战斗的准备，才能捍卫和平。

4、政治是一切的基础。又红又专，才是正道。

5、要有历史唯物主义观。道心唯物主义宇宙观。

6、让共产主义信仰照进现实，社会各层各种族的利益均衡，人类才能真正和平共处。全球资源才能有序流通。经济危机才能避免，跳出历史周期律。

7、无论如何，无论何时，最基本的独立自主，自强自立，不能丢。否则，列强欺负的第一个就是你。

今天我们再来读伟人。事实上，我们再看上世纪30到70年代，当许多重大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决策，都是伟人最先提出来的。并且共同点基本是，起初几乎没有人支持，后来随着形势发展，助于这样决策的事件迹象越来越明显，他的战友才开始理解与支持。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国以后的和平时期，无不如此。在江西瑞金被夺权如此。长征途中放弃打鼓新场如此。抗美援朝如此。优先发展重工业如此。发展两弹一星如此。三线建设如此。

我们仅看工业化优先这一项，当年伟人提出时并没有什么人支持，包括周总理刘少奇。他们认为要先发展轻工业，有了财富积累，以后再发展工业，但是伟人认为，建立工业，实现工业化，才能真正改变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进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如果回到历史，“落后就要挨打”，自清朝鸦片战争开始，我国由于生产力落后，只有传统的农耕生产力，没有工业化生产力，被受列强劫掠。因此，可以说，工业化是中国人上百年的夙愿。

伟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真思考，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1944年8月31日，他曾在写给博古的信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不过，此时他的想法还是比较笼统的，尚未形成更为系统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

刘少奇则认为，工业化要从轻工业开始。1948年12月25日，他在给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做报告时说：“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历史上的国家，要从轻工业方面积累资本之后，才能建设重工业”。也就是，在刘看来，我国还是先从最传统也最容易的农业、轻工业(手工业)开始。

1950年5、6月，他在一篇题为《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商》的手稿中仍然坚持，中国的工业化应当“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1951年5月和7月，他在两次党内报告中，仍然强调中国必须采取从轻工业开始的工业化战略。

刘反复阐述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为了积累资金。“轻工业可以赚钱，也容易办些，又不用很多资本。”轻工业发展了，才能“积累继线发展工业的资金”。二是为了改善民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可以把劳动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

在他看来，国家建设，首先要从最容易的开始，而不是从最关键、最核心、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始(这恰恰是毛主席所强调的)。

在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不只刘少奇，还有周总理。1951年3月，周总理在两次会议上讲道：“发展工业生产，首先是轻工业生产，从公家到私人都可以发展。”“重工业固然要搞，轻工业在今天还要多些才行。不仅私人要搞轻工业，国家也要搞轻工业。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农村的需要，才能更快地积累资金，建设城市。”

可以看出，到1951年春夏，刘、周的工业化思路仍然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有了积累以后，再发展工业，采取的是渐进式工业化的方法。其优点是走起来相对容易些，但他们只顾眼下，缺乏伟人那样高屋建瓴的长远目光。同时忽略国际形势的紧迫与潜在危机。直至此时，伟人与其他战友尚久未能取得共识。

而真正帮助他们逐渐形成共识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苏联援助的到来。其一，朝鲜战争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更愿意慷慨地帮助中国实现自己的工业化计划。其二，朝鲜战争使中共领导人班子加强国防力量产生了紧迫感，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使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更为迫切。

到了1951年12月，毛主席再次明确提出要优先完成国家工业化，“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要“用一切办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最后，他的战友们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以后，终于一致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可见，尽管毛主席那位老人家率先提出发展重工业，却历时三年，才最终确定以发展重工业为主。

那么，伟人为何如此领先并执着坚持工业化发展呢。除了那些历史条件，在1954年，他说出自己的“顾虑”：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工业化。也就是，他根据当时时局的判断，帝国主义留给我们和平建设的时间并不太多。

他曾在1955年10月以后，在会议上反复强调这个观点：“如果我们不加快建设，农业未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更多;如果完成了就好办。”1958年，他一再重复：“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

为此，他还将农业合作社与工业化联系起来，把合作社作为实现工业化的重要途径。1956年，那位老人家说，如果不能在3个五年计划内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进而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就不能解决日益增长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供应问题，工业化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他说，苏联用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问题，我们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解决它。

那么伟人为什么要这样“抓紧”呢，他做出这样决定和号召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我们再看看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形势。

一是，二极冷战格局的形成与对峙：二战后，美苏是两大超级大国，因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差异，逐渐形成对立。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冷战开始，1949年北约成立和1955年华约成立，标志着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的两极格局正式形成。

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变化：由于苏联的路线发生变化，与美国既两极对抗，搞军备竞赛，又在意识形态上对其走“和平演变”路线，加上斯大林原来的集权主义在其死后被彻底否定，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剧烈变化。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的颜色事件，加剧了内部矛盾的激发与分化。

三是，核武器的扩散与威慑：20世纪50年代，核武器技术逐渐扩散，英国、法国等国家相继拥有核武器。尤其美苏更是形成了核武器的竞备与对峙。这对其他的国家安全形成极大的压力，使周边国家不得不感到震慑与威胁。

1958年，美国还把压力给到台湾，欲将其独立出去，到了1962年，果然还发生了中印冲突，苏联支持印度。

这说明了，只要是弱的大国穷国，没有具有杀伤力的现代化武器，就会随时被欺负。就像正在发生的美以与伊朗的战争。这都是真实发生过或者正在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伟人一定要“又好又快”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公有制，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暂时困难未来光明的“大仁政”。

以上所有历史与现实证明，凡是伟人支持的，对后世影响都具有决定性的积极意义。这足以证明他的英明绝伦。如果当年不是他决定并坚持这样做，那末如今很可能会导向另外的方向。

假若我们至今仍然坚持走伟人的路线，那末，很可能会把资本主义的根底撬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