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年3月21日

稿件种类：重要消息

译者：冷西 陈慧

编辑部按：3月17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了题为《维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全民公投三十五周年：教训、结论与前景》的圆桌会议。出席活动的有俄罗斯联邦**中央委员会成员、国家杜马代表、国家权力机关代表、学术界和专家界人士以及新闻媒体代表。

俄共中央副主席Д.Г. 诺维科夫：

1991年的全民公投是苏维埃人民的壮举

亲官方媒体几乎集体回避了维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全民公投三十五周年这一重大历史主题。而俄罗斯联邦**则持续而坚定地提醒社会：这不是一段可以被轻轻翻过的往事，而是一件在国家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

以根纳季·久加诺夫为首的国家杜马**人党团，围绕全联盟全民公投的历史意义举行了圆桌会议。谢尔盖·奥布霍夫也曾在国家杜马讲坛上发言，再次提请社会关注废止别洛韦日协议的问题。现在，我们向读者介绍德米特里·诺维科夫关于维护苏联力量与反对苏联保存力量之间斗争所留下历史教训的思考。

1987年的苏联，是在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的氛围中度过的。为庆祝这一周年，11月2日，苏联**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会宫举行联合隆重会议。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了报告。此后，这篇报告被广泛传播，并多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那篇报告的题目是《十月与改革：革命仍在继续》。问题正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及其团队为什么要给报告起这样一个标题?

到那时为止，以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正确设想起步的“改革”，已经持续了两年半。包括**人在内的广大苏联人民，越来越频繁地彼此追问，也越来越严肃地向自己提出一个根本问题：这场“改革”究竟要把国家带向何处。

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既想保住权力，又想保住声望。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迎合人民的基本情绪，或者至少表现得像是在迎合人民情绪。靠反苏、反社会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观念来赢得广泛支持，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尽管针对苏维埃历史的攻击已经展开，但社会主流情绪仍然是亲社会主义的。列宁和伟大十月革命的形象，仍然契合人民的理想。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戈尔巴乔夫试图把自己附着到这些象征之上，试图借助它们来维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亲苏维埃情绪依旧存在于社会之中。即便“改革派”对大众意识施加了越来越阴险、越来越系统的打击，这种情绪也没有消失。正是因为公民具有明确而具体的思想政治立场，关于苏联未来的全联盟全民公投才得以成功。1991年3月，参加公投的人们以坚定的“赞成”票，选择了保存联盟。

必须指出的是，到那时为止，反共力量已经整整五年持续不断地对人民进行“洗脑”。而在这样的条件下，苏联人民仍然选择支持苏联，这恰恰证明了人民群众高度的政治成熟。这个结果，直接驳倒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卑劣标签——所谓“苏维埃佬”。社会主义的敌人炮制出这一令人厌恶的蔑称，就是为了污蔑苏维埃人民最优秀的品质，把他们描绘成一群逆来顺受、头脑迟钝、任人驱赶的群体。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苏维埃人民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民。他们理解，也能够切身感受到，一旦放弃苏维埃政权、放弃社会主义、放弃统一国家，将会给自己、给家庭、给整个国家带来无法估量的灾难。在祖国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一种政治上的选择，一种思想上的选择，一种世界观上的选择。这是人民真正的壮举，是一种伟大的集体壮举。

这一历史性选择，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作出的：是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集团已经明显背叛的情况下作出的;是在对1917年伟大十月革命和1945年伟大胜利的创造者们泼下无数污泥的情况下作出的;是在民族矛盾被刻意煽动、被持续点燃的情况下作出的;也是在货架日益空空如也、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连肥皂和伏特加都需要凭票领取的情况下作出的。

1991年3月17日的全民公投，彻底戳穿了那种说法，即苏维埃政权培养出来的只是“苏维埃佬”，只是被压制、被扼杀主体性的人民。公投证明了一点：苏维埃人，这个称谓本身就足以令人自豪。斯大林关于苏联已经形成一种跨民族共同体——苏维埃人民——的判断，也在这次公投中得到了充分证实。

人民的意志已经明确作出裁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必须存在!从这一刻起，那些高喊民主、人权和法治国家的人，事实上就已经注定沦为骗子。既然此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最终导致苏联被毁灭，那么人们又怎么还能认真谈论他们口中的“法治”和“民主”?

因此，摧毁苏联并不存在某种所谓不可抗拒的根本性原因。起决定作用的主观因素——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和立场——是站在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一边的。而所谓决定性的客观因素，同样并不存在。

这里也许会有人提出反驳，说国家当时存在经济危机，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这理应是决定性论据。然而，马克思和列宁教导我们必须用辩证法思考问题。必须明白，第一，苏联经济中最尖锐、最致命的病症，恰恰是戈尔巴乔夫路线本身所诱发和放大的;第二，经济危机本身并不会自动把一个国家推向解体。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大萧条。那场残酷危机众所周知，但它并没有导致美国解体。

苏联的毁灭，是集体西方与内部反革命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力量之所以能够推进这一进程，恰恰因为它们在苏联内部可以依靠各种不同类型的持不同政见者;而在这一场颠覆性工作中，这些人事实上充当了协作者的角色。

美国当局、北约盟国以及世界寡头资本，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寻找摧毁苏联的方法。这是一项规模巨大、长期推进、多线展开的系统性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暂时撕裂了西方阵营内部的矛盾。并非偶然的是，今年人们频繁提到丘吉尔富尔顿演说八十周年。正是那次演说，成为反希特勒联盟国家之间公开决裂的象征。

资本主义西方在摧毁苏联这一事业上，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执着。当他们看清楚戈尔巴乔夫既不是斯大林，也不是勃列日涅夫，而是一个可以被拉拢、可以变成盟友的人时，他们的谋略和手段便成倍增加。

在这一点上，有一个极具说明性的事实值得回忆。在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不断加剧的矛盾中，西方各国领导人显然更偏向前者。但集团利益远比个人好恶更强大。叶利钦一旦通报了别洛韦日协议的决定，立刻就变成了他们的新宠;而那位苏联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则在一夜之间被送入退休生活，从一个强大国家的领导人，沦为披萨广告片里的角色。

由此可见，把苏联的结局说成“自行瓦解”，是极不准确的。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苏联是被有意识、有目标地摧毁的。外国干预和内部背叛，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而且，背叛这一事实很快就表现得一清二楚。苏联被毁灭之后，西方对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以及所有前加盟共和国生活的影响迅速上升。众所周知，这并没有给各国人民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

后来公开的一次1996年美国总统同俄罗斯总统之间的电话交谈内容，就非常说明问题。谈话中，比尔·克林顿承诺将全力支持鲍里斯·叶利钦在总统选举中的连任。这一事实直接表明，在那个时期，华盛顿对俄罗斯内政实施了系统性干预。

1996年，叶利钦团队公开害怕选举失败。他的竞选总部内部矛盾重重。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顾问走上前台，把选战进程掌控在自己手中。作为西方影响力代理人的核心人物之一，是阿纳托利·丘拜斯及其同道。美国正是通过他们来控制俄罗斯局势的。

当阿穆尔州州长弗拉基米尔·波利瓦诺夫调到莫斯科并担任俄罗斯国家财产委员会负责人后，他立即发现：对全民财产的私有化，实际上是在西方顾问指挥下推进的。愤怒的波利瓦诺夫开始把这些外国“专家”赶出去，而他本人也立刻失去了这份新职务。

苏联的毁灭在1991年12月成为既成事实。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森林签署成立独联体并宣布苏联终止存在的协议，这件事第一次被正式固定下来。按照职责，苏联总统本应下令逮捕这一国家政变的参与者。然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却选择了无所作为，实际上纵容了阴谋者。

尽管如此，摧毁苏联的决定性步骤，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已经迈出。那就是，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同意放弃**在苏维埃社会中的领导地位之时。苏联宪法中的相关条文被删除。总书记在削弱自己政党的同时，也是在对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实施毁灭性打击。

苏联**是整个社会—国家结构的中轴。失去这一纽带，苏联很快就成了敌对力量攻击的牺牲品。并非偶然的是，从叶利钦下令禁止苏联**到苏联正式解体，中间只隔了短短几个月。哪怕已经被极大削弱、被诬蔑、被污名化，**仍然是维护联盟存在最重要的保障。

苏联**承担着大量关键职能。正是它在国家五年计划体制中作出最重要的决策。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之后，国家提出了“加速”与“公开性”的路线;随后又提出“改革”。然而，这种“改革”既没有清晰界定的目标，也没有周密校准的战略，更没有明确可行的行动方案。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一个长期习惯于计划经济体系生活的国家。

这一过程迅速引发了几乎所有领域的危机现象。经济模式开始失衡，国内政策持续摇摆，戈尔巴乔夫不断机动、不断变换姿态;在外交政策上，他则对北约国家作出越来越多的让步。

社会矛盾迅速积累。党的组织、工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作用被削弱。党和国家的思想统一性遭到破坏。国家在名义上仍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大众传播媒体中反苏、反共的恶毒宣传却不断增强。国家权力权限被巧妙地一步步转移到“民主派”和“改革派”手中。广大**人因此遭到严重的思想瓦解和士气打击。

推动“改革”政策的关键人物之一，是时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书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早在1985年，他就向戈尔巴乔夫提交了一整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其中涉及民主、多党制和总统权力等问题。

在掌握了苏联**的意识形态机器之后，雅科夫列夫坚持不懈地灌输反共思想。这些思想开始进入官方报告、讲话和文章之中。一批自由主义人物被任命为主要报刊和杂志的总编辑。带有破坏性的路线愈发强势地推进，它确实使一部分苏联人的思想受到了迷惑。

1991年7月，在根纳季·久加诺夫倡议下，《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瓦·瓦·奇金发表了一份集体文件——《致人民书》。文件指出了国家所面临的威胁，也明确表明，抹黑苏维埃时期本身就是错误的。但塑造社会舆论的主要工具掌握在戈尔巴乔夫派手中。于是，一场针对该呼吁书作者及报社编辑部的恶毒攻击随即展开。人们指责他们反对民主，反对改革。

国家正在形成一种越来越沉重的社会气氛。社会不断接收到一种信号：攻击苏联、攻击苏联历史，这是好的，是“现代的”，是“民主的”;相反，捍卫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却越来越危险。局势真正可怕而荒诞之处就在于：那些用来抹黑苏维埃制度的电视、广播和报刊，竟然掌握在苏联**以及苏维埃和共青团机关手中。显然，这背后不仅有雅科夫列夫，也有戈尔巴乔夫本人。

对于**人来说，这里有一个具有永久意义的最重要结论：绝不能放弃思想斗争阵地，不能放下自己的意识形态武器，不能在信息政策问题上掉以轻心，不能在原则问题上作出妥协。任何相反的做法，都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历史使命。

斯大林曾经说过：“没有理论，我们就会灭亡。”对这一信条的轻视，正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之一。**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其政党成功发展的首要条件。今天，这一思想仍然是俄罗斯联邦**中央委员会政治学习中心工作关注的重点之一。

对于俄罗斯未来而言，另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教训，是改革时期苏联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所带来的后果。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要求加盟共和国退出联盟的声音越来越高。民族主义者抬起了头，“人民阵线”纷纷成立，它们的破坏性宣传不断扩大。所有这些情绪，像整体性的反苏主义一样，都在外部势力的有意煽动下持续升温，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民族问题危机，其中包括武装冲突。

必须清楚看到，今天的俄罗斯联邦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对我国、乃至对国家自身的存在，都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俄罗斯联邦**的思想体系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因此比任何其他政治立场都更符合俄罗斯的根本利益。

苏联的毁灭，是一场具有全球尺度的悲剧。它打破了世界力量平衡，并引发了此后一连串新的悲剧：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叶利钦—科济列夫的外交，实际上意味着莫斯科放弃了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立作用。俄罗斯加入“八国集团”，其实象征着这个国家在“七国集团”面前沦为一个“大号附庸”。

与此形成原则性对比的是，中国在比苏联更早的时期就走上了变革道路。1978年，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其目的，是利用市场机制实现经济加速增长，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削弱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

中国**始终强调，它诞生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并且永远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的现领导层，正在极其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巩固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正是今天中国**工作的核心意义所在。

中国**是在中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上，继续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所选择的道路。正是这种坚定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而这，也正是中国**对本国人民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