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年3月21日

稿件种类：社论

作者：编辑部集体

《论据与事实》社论

帝国主义压力、国际主义责任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机动

——当前古巴局势的理论分析

目前，必须从总体上指出，古巴今天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加勒比岛国在偶然条件下遭遇的局部危机，更不是若干外交摩擦、若干美国的行政条文和若干市场波动的简单叠加。古巴问题的实质，在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深刻失衡和霸权焦虑不断加剧的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国家所实施的一种复合型压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古巴是否“得罪了”某个大国，也不在于几项制裁条文究竟增加了多少，而在于帝国主义国家机器已经把能源、金融、支付结算、人员流动、舆论合法性塑造以及社会结构分化等多重手段，结合为一套方向明确、层层推进、彼此配合的制度性围困机制，企图以一种更现代化、更技术化、也更隐蔽的方式，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独立组织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动摇其国家主导权和政治稳定性。

也正因为如此，古巴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问题”，而是一个带有鲜明阶级性质和制度对抗性质的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在这里不是以抽象的意识形态口号出现，而是以最具体、最现实、也最不可回避的形式表现出来：油轮能否靠岸，发电厂能否运转，药品能否入库，工资和口粮能否兑现，国家能否维持公共秩序，人民究竟会把困难的根源归结于帝国主义封锁还是归结于自己的政权。这些看似日常的问题，恰恰就是制度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形式。只要这一点没有被看清，对古巴局势的一切表面判断，就都只能在现象之间徘徊，而不能进入本质。

正因为本质只能通过具体事实链条来把握，所以关于古巴局势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抽象同情，也不能停留于空泛声援。就目前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事实而言，美国对古巴的系统性施压、古巴**为反危机和反制裁所采取的行政与经济措施、中国和俄罗斯等传统友好国家的援助，以及国际左翼和国际组织的行动，并不是互不相干的几组材料，而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不同环节。只有把这些环节放在统一的阶级分析框架中加以考察，古巴问题才能够被理解为一个关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政权稳定性、国家能力、国际主义责任和策略性改革的统一问题。

一、美国对古巴复合型压迫的制度构造及其阶级本质

首先必须指出，古巴当前所承受的，并不是若干分散措施的机械叠加，而是一整套由美国白宫、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以及边境与安全系统共同运作的国家强制体系。以美国在2025年恢复的第五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为制度前提，并以2026年1月29日签署并于2月3日刊载的第14380号行政令为转折点，再以财政部和商务部在2月至3月间不断推出的技术性规则为抓手，美国已经把旧有的对古巴的禁运推进为对能源链、资金链、运输链和社会再生产链的同步围堵。这样一种分工细密而目标统一的制度安排，本身就说明，古巴问题在华盛顿那里从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摩擦，而是国家战略施压工程的一部分。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在这里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明确分工、明确对象和明确目标的现实压迫装置。

进而必须看到，这套压力体系是以能源问题为轴心组织起来的，而能源在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投入品，而被公开转化为政治武器。特朗普发布的第14380号行政令的实质，不仅在于宣布新的国家紧急状态，更在于把向古巴供油的第三国也纳入美国的惩罚视野，使石油供应从双边贸易事项变成带有域外威慑性质的战略杠杆。问题并不只是古巴“缺油”，而在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燃料一旦被切断，电力、供水、交通、医院、学校、粮食分配、冷链储存和公共安全都会迅速受到冲击。也就是说，能源问题在这里之所以具有决定意义，是因为它能够把经济压力直接转化为国家能力的削弱，把基础设施问题直接转化为政权稳定问题。美国恰恰是瞄准了这一点，才把能源链作为整个围堵体系的主轴。

与这种能源威慑相配套的，是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对交易结构所实施的精密切割，而这正是理解美国政策阶级实质的关键环节。财政部一方面对面向古巴私人部门、个人消费者且不通过古巴国家体系结算的特定石油交易保留许可空间，另一方面又明确把古巴国家机构、军方、情报系统、国务院限制名单上的实体以及古巴所有银行排除在外;商务部则进一步暂停凡涉及向古巴银行存入外汇的便利，同时保留面向私人部门与个人终端用途的路径。由此形成的，不是简单的“松”与“紧”，而是一种制度上极其明确的“国家—私人二元切割”：可以容许那些不经过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组织的经济活动部分存续，甚至有限度扩展;但凡是能够维系古巴国家财政、结算、能源调配、公共服务和整体治理能力的环节，则必须被持续打击、持续削弱、持续隔离。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美国政策中所谓“帮助古巴人民”的说法为什么不能被当作中立的人道技术问题来看待。美国一面通过教会和特定慈善渠道维持有限援助，一面又通过签证暂停、签证保证金、移民签证压缩和人员流动限制，抬高古巴民众的生存成本和生活不确定性;一面宣称不愿让古巴出现“人道灾难”，一面又持续推进对能源和银行通道的打击。这里根本不存在所谓价值中立，因为所谓“帮助人民”的制度定义，实际上就是：可以帮助那些脱离社会主义国家整体组织的社会力量，但绝不允许帮助构成古巴社会主义国家骨架的财政、能源、银行和行政系统。帝国主义的现代形态，恰恰越来越少以传统殖民占领方式直接出现，越来越多地表现为通过制度切割来重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过扶植“去国家化”的经济和社会空间来侵蚀社会主义政权的整体性。

更进一步说，特朗普本人言辞的变化，也把这一制度工程的主观意图暴露得更加清楚。2月初，他还主要以交易者口吻谈论古巴，声称“会达成一笔交易”，似乎问题仍然停留在谈判和交换层面;到3月中旬，他已经公开使用“友好接管”“我将很荣幸以某种方式拿下古巴”“我可以对它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之类支配性语言。尽管美国南方司令部随后公开说明，并未为入侵或占领古巴作准备，这意味着美国当前主要形式仍然是经济战争而非直接军事占领，但这恰恰进一步说明：帝国主义并不总是首先诉诸登陆舰和海军陆战队，它完全可以先通过能源窒息、金融阻断、技术封锁和制度分化来瓦解对手。语言上的“接管”姿态，同制度上的“切割”安排，是同一战略逻辑的两个侧面。

归根到底，美国对古巴的这套组合拳，其对象并不是古巴某一项具体外交立场，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不合，而是古巴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再生产能力。美国并不反对一切古巴经济活动，它反对的是那些维持古巴社会主义国家统一性、政治自主性和组织能力的经济活动;美国并不简单否定一切私人经营，它甚至有选择地为古巴私人部门保留通道，但前提是这种通道必须削弱而不是加强古巴**领导下的国家体系。因此，这场斗争的深层逻辑，并不是“市场与非市场”的抽象争论，而是“由谁来组织社会再生产、由谁来掌握战略资源、由谁来规定社会发展方向”的阶级问题。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必须被看作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社会主义政权发动的一种经济战、一种制度战、一种缓慢推进的政治瓦解战。它所针对的，不只是古巴今天的困难，更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种现实制度形态继续存在的可能性本身。既然问题的本质在这里，那么古巴问题就不能被缩小为美古关系问题，而必须上升为整个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斗争的问题。也正是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古巴问题自然地转化为一个国际主义问题，而不是任何一个旁观者可以冷淡围观的边缘事务。

如果说以上分析揭示的是帝国主义压力的制度构造和阶级本质，那么由此必然引出的下一层问题就是：既然古巴所遭遇的是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有组织围困，那么国际社会主义力量、传统友好国家以及世界一切反霸权力量究竟承担什么责任?这就需要进入古巴问题的第二个层面。

二、古巴问题的国际主义维度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现实责任

首先必须纠正一种表面化解释，即把古巴当前遭受的打击简单理解为“反美导致的制裁后果”。古巴问题与委内瑞拉问题尽管爆发的时间接近，但是具有本质不同。将古巴问题的简化的本质是用外交心理学代替了社会本质分析，因此从一开始就把问题理解窄了。美国官方文件反复使用“共产主义古巴政权”“支持敌对行为体”“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异常威胁”等语言，这清楚表明，它所针对的并不是古巴某种情绪化的对美态度，而是古巴坚持**领导、坚持国家主导经济、坚持反帝自主发展路线这一制度事实。也就是说，古巴之所以成为打击对象，不是因为它“说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是什么”。对帝国主义来说，一个在西半球长期存在、并且仍然以社会主义国家形态存在的古巴，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的否定。

正因为问题的根本在这里，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古巴绝不是一个遥远的普通外交对象，而是社会主义阵营仍然存在的一部分。西半球唯一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地位，不是一句礼节性称呼，而是一项国际政治事实：在距离美国本土最近的战略空间内，古巴仍然以**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坚持反帝、反霸权和反依附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决定了，古巴的命运不可能只按加勒比地区的事务来理解，其也和2026年1月以马杜罗被非法抓捕和监禁的委内瑞拉事件有着本支部一同——目前的古巴问题必须放到社会主义国际力量对比的格局中来理解。古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一支兄弟党，是在长期反帝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同承担过历史责任的一支力量。

由此出发，中国和俄罗斯等古巴传统友好国家的援助，就绝不能被理解为一般外交善意，而应当被理解为维护社会主义力量对比的现实行动。中国已经形成的援助框架，不是一次性的象征动作，而是包括紧急财政援助、粮食捐赠、太阳能设备和光伏项目在内的结构性支持。它既着眼于缓解眼前困难，也着眼于帮助古巴减少对外部液体燃料的脆弱依赖。这样的援助之所以具有特殊意义，正在于它不是简单补洞，而是试图从国家能力和民生底盘两端同时发力，帮助古巴恢复一种更具韧性的再生产结构，而不是只维持短期表面稳定。

与中国形成明显互补的，是俄罗斯在高政治背书、金融承诺和直接燃料补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俄罗斯方面公开表示将继续向古巴提供必要支持，包括金融援助;与此同时，运往古巴的俄罗斯油轮和柴油运输尝试，也说明俄罗斯正在触及古巴最急迫的燃料痛点。这里的意义，并不在于浪漫化任何国家，而在于看到：国际主义在今天不是单一形式，而是具有现实分工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能源窒息时，能够冒着制裁和航运风险提供直接燃料补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现实分量的政治行动。它说明古巴并没有被完全孤立，帝国主义企图通过供给链断裂来制造政治孤立的盘算并未完全得逞。

与中俄这两种较为典型的狭义的国际主义的支援形态相衔接的，则是墨西哥、巴西、加拿大、国际左翼和联合国系统所构成的更广泛支持网络。墨西哥在美国威慑下被迫暂停对古供油后，仍然向哈瓦那运送大批人道物资;巴西准备发送大宗食品;加拿大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营养援助;联合国有关机制公开把美国新措施定性为“燃料封锁”，并强调其人道后果;九十多个政治组织联署声援古巴，欧洲和美洲左翼车队、医疗物资和卫生用品也陆续抵达。这样一种多层级援助格局表明，对古巴的支持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国家间关系，而是开始向国家、国际组织、政党、工会、社会运动和跨国公共舆论共同构成的复合结构扩展。

必须特别把握的是，这些援助之所以呈现出差异化形态，恰恰说明广义的国际主义在当代条件下已经进入分工化和机制化阶段。中国偏重结构性能源和民生底盘，俄罗斯偏重直接燃料和政治担保，墨西哥和巴西偏重食品与紧急生活资料，联合国系统偏重合法性与人道通道，国际左翼则偏重公共舆论、政治动员和象征性破围。不能因为这些力量的表现形式不同，就把它们当作彼此孤立的碎片;恰恰相反，它们共同构成的，正是在反封锁条件下社会主义国际支持链条的一种现实形态。国际主义在今天不再主要表现为单一中心的命令式支援，而更多表现为围绕一个受压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多点协同、多层支撑和功能互补。

如果说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严重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曾表现为因为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实中心的苏联的被瓦解和破坏而导致的国际支援链条的断裂、经济互助体系的崩解和思想上对资本主义“唯一道路”的被动接受，那么今天决不能允许同样的历史逻辑在古巴问题上重演。问题不只是古巴能否挺过当前困难，而在于世界劳动人民是否再次坐视帝国主义通过长期封锁、能源窒息和内部社会分解，迫使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动退却、孤立失血并最终失去制度主动性。历史经验已经表明，社会主义的挫折从来不只是一国的国内事件，而会立刻被帝国主义加工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武器和政治扩张机会。

由此便可以得出一个具有显著意义的结论：支持古巴，不是情绪化站队，而是维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维护反霸权原则和维护反依附发展道路的历史理性。也正因为如此，国际支援如果要真正产生力量，就不能停留在抽象表态上，而必须同古巴内部的国家能力建设、组织稳定和政策调整结合起来。外部援助之所以必要，并不是为了替代古巴自身的历史主动性，而是为了让这种主动性有条件转化为现实效果。于是，问题就自然转入下一个层面：古巴当前改革和调整的真实政治经济学意义究竟何在。

三、策略性调整与社会主义政权巩固

在国际主义责任之外，还必须理解古巴当前改革的内部逻辑，因为没有内部再组织，外部支援就无法转化为持久力量。古巴**面对的不是一般性的经济放缓，而是燃料断流、电网脆弱、运输收缩、医疗承压、地方社会不满上升和国际压力加剧的叠加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任何真正负责任的社会主义政党都不可能只靠口号维持秩序，而必须把国家能力、社会保护、生产恢复和组织嵌入重新编排起来。古巴当前的政策，正是在这种强外压和高脆弱性的条件下展开的一种“危机型开放”和“组织性再配置”。这里所谓“开放”，不是投降性的向资本让渡方向;所谓“再配置”，也不是行政层面的临时缝补，而是在确保工人阶级政权不失去战略主动的前提下，对国家和社会的运行秩序进行有重点、有边界、有目标的重新安排。

从行政措施的结构上看，古巴的反危机政策首先不是扩张性的，而是以优先序重排为中心。燃料被优先用于供水、医疗、食品生产、防务和治安，交通系统被压缩到最低运行保障，学校和大学转向半面授或地方化安排，劳动者则在工资保障和工会介入下被重新安置到民生服务、农业和社区工作之中。与此同时，基层代表被从原有岗位中释放出来，以便更多进入社区、解释政策、汇集建议并参与价格和供给监督;媒体系统则在压缩纸媒印刷的同时，转向数字传播和免费移动访问。这样一套安排说明，古巴**并不是在简单缩减国家，更不是在任由市场自行调节，而是在稀缺资源条件下重新确定国家功能的轻重缓急，使有限能力优先投向维持社会整体再生产的关键节点。这里的逻辑十分清楚：社会主义国家在危机中首先要保住的，不是利润率，而是人民生活、基本秩序和国家组织能力。

从经济措施的构造上看，古巴当前也不是被动等待外部环境改善，而是在主动重建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若干关键环节。原有“纠偏和重振经济”的政府计划被更新为2026年经济和社会计划，具体目标、行动和指标体系都得到扩充;企业自治、地方自治、国家部门与非国家部门协作、外汇自筹方案、封闭式外汇运行、市镇审批权扩大和社会保护体系维持等安排，表明古巴已经把危机处理同制度调整捆绑在一起。特别是八十六个外汇自筹方案以及对脆弱家庭、育有三名及以上子女母亲和重点社区的持续性支持，说明古巴并未把调整理解为放弃社会责任，而是在试图用更灵活的机制维持国家同社会底层之间的组织联系和分配责任。

这里最值得理论辨析的，是古巴近日在开放私人和侨民资本的同时并未放弃国家领导，而是在国家规制之下重新编排市场要素的位置。允许海外古巴人投资岛内私营企业、参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开设外汇账户并通过《外国投资法》同古巴私人主体发生联系，这当然意味着经济开放的新阶段;但同样重要的是，古巴并没有把这种开放交给无约束的市场逻辑，而是同时通过能源许可证、外汇账户规则、地方审批程序和国家—非国家协作机制，把新进入的经济力量纳入国家所设定的制度边界。市场因素在这里不是被宣布为最高原则，而是被作为国家恢复生产和补充资源的一种工具性环节来使用。也就是说，问题的核心从来不在于有没有市场因素，而在于谁掌握政治主导权、谁规定制度边界、谁决定这些市场因素最终服务于什么样的总体社会目的。

正因为存在这一内在张力，古巴改革就不能被庸俗地归结为向资本主义退却，而应当被理解为在敌对环境下保存和重组社会主义力量的策略机动。帝国主义所推动的“国家—私人二元切割”，其目的在于把私人部门从社会主义国家整体中剥离出来，使市场力量成为冲击国家统一性的楔子;而古巴当前的政策则恰恰相反，它试图把私人和侨民资本、地方经济活力与国家发展目标重新编织在一起，使非国家因素不至于游离为外部压力的代理变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市场环节，而在于谁掌握政治主导权、谁掌握战略资源、谁规定市场力量应当服从于何种社会目标。只要这一点没有改变，策略性调整就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制度投降。

从比较历史的角度看，古巴当前政策与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之间确实存在可以严肃讨论的可比性，但这种可比性只能建立在严格限定之上。二者相同的一面在于，都不是从放弃党的领导开始，而是在维护社会主义政治前提的条件下，允许非国家经济、外部资本和地方动力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二者不同的一面则更加重要，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是在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和更为广阔的国内资源条件下展开的，而古巴今天是在全面禁运、能源窒息、金融阻断和航运自我规避的条件下推进“危机型开放”。因此，把古巴简单比附为“中国的重复”是肤浅的;但把两者之间关于“政治连续性之下的经济灵活性”这一共通方法完全割裂开来，同样是不正确的。

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所揭示的根本精神，并不在于崇拜市场，而在于在无产阶级政权保持战略主动的前提下，允许必要的策略性退却，以换取生产恢复、社会联盟重组和未来进攻的条件。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是否存在市场关系，而是这些关系是否受制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方向，是否服务于恢复生产、巩固政权和扩大无产阶级同劳动群众的社会基础。就这一精神而言，“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绝不是一句辩护性的口号，而是一种具有严格前提的政治经济学判断：只有当国家仍掌握战略制高点，只有当党的领导和社会保护没有崩塌，必要的调整才是蓄力，而不是溃败。

按照这一方法观察古巴，就能够理解当前“危机型开放”何以既包含风险，又包含可能。一方面，开放侨民资本、扩大私营活动、下放地方权限和引入更多外汇机制，确实可能带来新的社会分化、利益差异和治理复杂性;另一方面，如果在当前的极其严峻的危机的情况下继续以旧有的方式处理燃料危机、生产停滞和资源短缺，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能力就会被更快侵蚀，最终反而为帝国主义所期待的政治瓦解创造条件。真正的社会主义立场从来不是拒绝一切调整，而是在调整中守住政权性质、战略资源和社会保护的底线，把必要的策略机动纳入无产阶级国家总体利益之中。

与这种政策机动相联系的，是古巴**目前所表现出的组织稳定性仍然具有决定意义。到目前为止，没有材料显示古巴高层发生公开分裂或大规模洗牌;迪亚斯-卡内尔、马雷罗、罗伯托·莫拉莱斯·奥赫达以及军队、内务和国家机关核心领导持续以集体方式处理危机、国防和对外接触问题，劳尔·卡斯特罗仍然以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战略性表述中。这表明，古巴当前的主要矛盾并不在于高层权力瓦解，而在于中下层执行链条承受巨大压力、地方治理负荷加重和社会情绪波动上升。正因为如此，莫龙等地针对古共地方党委机关的破坏性抗议以及全国电网崩溃等事件，既不能被夸大为政权即将崩溃的证据，也不能被轻描淡写为无足轻重的偶发事故;它们应当被理解为高压条件下国家能力和组织韧性正在经受严厉检验的信号。

因此，古巴改革的真正尺度，不在于市场份额的绝对大小，而在于国家能否继续掌握能源、财政、社会保护、组织动员和意识形态领导的战略制高点。只要**领导、国家主导的战略方向、对脆弱群体的保护以及对地方社会的组织嵌入仍然存在，那么对私人和侨民资本的有限引入，就不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相反，它有可能成为恢复生产、缓解供给、稳定预期和扩大国际支援效能的必要环节。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某些市场工具，而在于这些工具是否被无产阶级国家所驯服，是否被纳入社会主义总体目标之中。

由此，我们的结论也就十分清楚：只有把古巴当前改革理解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把它想象成去社会主义化的开端，才能避免在概念上重复帝国主义所预设的叙事陷阱。帝国主义希望古巴要么僵化失血，要么失序瓦解;而古巴如果能够把“危机型开放”同“组织性再配置”结合起来，就有可能既不落入僵化，也不坠入分解，在高度敌对的国际环境中形成一种更具韧性的社会主义治理形态。这不是一条没有风险的道路，但在现实历史中，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来不是在无风险的真空中前进，而总是在矛盾、压力和必要调整之中保存自己、重建自己并继续前进。

结语：支持古巴，就是支持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反霸权斗争

总而言之，古巴局势今天迫使我们重新面对一个并不新、却长期被许多人有意淡化的问题：社会主义究竟能否在帝国主义高度技术化、金融化和媒介化的包围之下，继续作为国家形态存在。美国对古巴的压力已经表明，当代帝国主义并不一定首先诉诸公开入侵，它完全可以通过能源窒息、支付路径改造、人员流动压缩和“国家—私人二元切割”来侵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再生产基础;而古巴的应对又表明，社会主义也并不意味着僵硬不变，它可以通过“危机型开放”和“组织性再配置”把必要的调整转化为保卫政权和恢复生产的工具。唯物辩证法在这里不是抽象哲学，而是现实政治本身的运动形式。

因此，支持古巴的意义必须被明确界定为：支持社会主义，支持国际主义，支持反新帝国主义、反新霸权主义和反新法西斯主义。所谓反新法西斯主义，在今天并不只是反对某种历史名称，而是反对一切以集体惩罚、主权轻蔑、经济窒息和支配性“接管”话语为特征的政治实践;所谓国际主义，也不是抽象同情，而是反对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围堵中被孤立失血;所谓支持社会主义，更不是无视现实问题，而是坚持从政权性质、国家能力和劳动人民利益出发，理解改革、援助和斗争的统一性。这也就是说，古巴不是一个可以被旁观的对象，因为在古巴问题上被检验的，正是今天世界上社会主义还能否作为现实历史力量继续站立这一根本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对古巴的声援不能停留在道义姿态上，而必须转化为一种更高水平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必须更清楚地揭露美国对古巴制裁的本质，不把它粉饰为“民主压力”或“人道关切”，而明确指出，它是金融资本国家机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长期围困，是试图通过经济战达成政治颠覆的制度性工程。必须更坚决地支持古巴**和古巴人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维护国家独立、维护社会主义方向、维护群众基本生活的努力。也必须更深刻地理解，国际主义从来不是一句温和的同情话，而是一项严肃的历史责任：就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现实条件下，使社会主义国家不被孤立，使劳动人民的政权不被窒息，使帝国主义不能在“技术性制裁”的外衣下完成它未能通过直接侵略完成的目标。

古巴今天的困难是真实的，风险是真实的，矛盾也是真实的;但同样真实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失去斗争能力，国际主义力量也没有全部断裂，世界人民反对霸权和压迫的立场也没有消失。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把这些分散的、有时还不够稳固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转化为保卫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重建世界公正秩序的现实力量。只要这一点能够做到，古巴就不会只是被动承受压力的受害者，而仍然能够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坚强支点继续存在下去。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古巴问题才不只是古巴的问题，而是整个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斗争的一面镜子、一处前线和一项考验。

(主笔：冷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