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边疆阔，鸿飞万里天。

将军是女身，诗剑捭阖间。

美以与伊朗的战争打到现在，显然伊朗占据了主动权，美以进入被动局面，其纸老虎真面目被进一步揭示。

相比之下，审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利益为上，优势愈加明显。我们看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的形成，真是非常不容易且高明。我们称毛主席为“伟人”绝无夸大成分。

这过程他做了哪些事呢?

首先，政治的集权。要知道，当时我国政权组织及治理模式面临两种挑战：一是，旧的民国遗留的社会治理模式。伟人通过人民公社的“公有制”共同劳动及集体所有的社会结构，打散原来的“宗亲”关系，让宗族门阀结构彻底瓦解，使农村的乡绅豪权失去存在的土壤。完全“由私转公”，让旧社会彻底得到改造。

除了人民公社的社会组织之外，还建立起城镇街居制，建立城市街道办和居民委员会制度，将原来的保甲制、宗法制以及其他黑社会及神权组织等，彻底瓦解。由私人权力转化为国家行政的公权。

二是，我党各大战区作为“山头主义”的潜在危机，也即历史上的藩镇权力。伟人硬是将各大战区一把手调回京城，加强中央集体权力，削弱各大区权力，同时让进京的“各路诸侯”分管不同区域，既互相联动，又互相制衡。从源头上杜绝地方割据的可能。

此外，还从宪法上，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主义目标。明确中国**的绝对领导地位，而非两党或多党轮换制。在我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以及我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上，奠定了长治久安的基础。

其次，社会改造。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趁着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之机，我党在全国城乡发起了有史以来最为剧烈与彻底的社会改造运动，扫荡了国民党潜伏的军政势力和特务，拔除了黄赌毒等社会黑恶势力。对顽劣之徒及其头目加以斩除清算，对受害民众加以收容改造。从根处彻底改良旧社会，树立全新社会风气。让“人民”，真正成为“人民”，拥有健康、饱满、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既让人民寻回人人平等的自我，又为国家建设储备了各类人才。

再次，文化改造。第一步，就是从教育入手。正所谓“教育，是一种控制人类行为和思想的有效工具。我国从1949年12月，就明确“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从这开始，我国全部学校都实现教育公立化。从1950面下半年开始，对所有接受美英等国资助的学校、医院、教会收回主办权，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学校。包括近一百所高等院校，两千所中等学校，一千五百所初等学校，以及近九千所小学。

第二步，就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又红又专，成为知识分子的判断标准。号召他们用自己的知识，给祖国的建设事业做贡献，为国家、为人民、为大公理想，最大程度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事实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能成为知识界的泰斗，比如最具代表性的钱学森钱老等等。何奈，有些知识分子自诩我党对他们宽厚，他们想要的更多：要分野。要两党制约。要拷贝他们所谓理想国的自由民主。殊不知，在无情的资本权力大手下，他们也只是被糊弄的“无知人”。

而最为彻底或者动员范围最广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可惜，当年，伟人以神的视角来推动人性的改造，却败给了人的视角及其人性弱点。加上经验不足，方法不当，路于1966年被迫偏航了。

最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居其核心，是重工业发展。在城市，以重工业拉动，围绕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实行城市“公有制”的社会组织结构。在农村，以人民公社，集体生产与集体所有，实现公有制的社会组织结构。为的是，以重工业包括海陆空的现代装备的优先发展，带动现代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等转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根本原理。

事实证明，在伟人高瞻远瞩的带领下，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异常成功的。从此，我国的工业体系和现代国防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经过此轮以后，在1956年，伟人总结了《论十大关系》。可以说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时做的经验总结。这是他老人家在这一年2月听取了34个部委汇报，从中提炼了最为核心的“十大关系”。既有哲学意义的形而上的道之抽象概括，又有形而下的术的具体指引。

我们简要地概括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强调重工业是建设重点，但需兼顾轻工业和农业，通过增加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保障人民生活需求，为重工业积累资金，实现协调发展。这对国家尽快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化，实现现代化转化，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二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他主张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础，同时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布局，发挥沿海工业对内地工业的带动作用，促进全国工业均衡发展。我国的地区结构和层次复杂，这样既能最大化避免地区发展失衡，又能避开东部及沿海地区的战时风险。

第三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他提出在加强国防建设的同时，降低军政费用比重，增加经济建设投入，通过经济发展为国防建设提供坚实基础，实现经济与国防的良性互动。当时我国在苏美两大国之间发展，如同游走钢丝，必须在加强国防建设的同时，注重经济发展，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第四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要求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既要保障国家利益，也要关注生产单位的自主性和生产者个人的福利，调动各方积极性。也就是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都要兼顾，莫要厚此非彼，真正实现共赢。

第五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权力，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性，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既要维护重要的统一，又要发挥地方的自主性，是统一与多元的协同作用。

第六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权益，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促进民族团结。

第七是党和非党的关系。提出**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团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八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主张分清敌我，对反革命分子采取“杀、关、管、放”的政策，同时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造反革命分子。

第九为是非关系。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第十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提倡向外国学习，吸收世界各国的长处，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但要反对盲目照搬，做到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

从上述可见，“十大关系”，至今仍处于社会关系的中枢地位。如果我们能始终以此为准则和导向，那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很可能导向另外一个不同的局面。

可惜，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彻底否定斯大林，苏联逐渐走上和平的非革命的“修正主义”，社会主义阵营连续发生红色政变，比如波兰、匈牙利事件，让国际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变得复杂而危机重重。这让伟人原先弱化的“阶级斗争”再次成为主旋律。继后，在大乱大治中，在确定性的道路上，遭遇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