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底，赫鲁晓夫访华，他这次主要是来谈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重大分歧问题的。赫鲁晓夫这一次是秘密的来，公开的走的。之后，又发生了八二三炮击金门。美国方面猜测我们事前与赫鲁晓夫通过气，实际上，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关于炮击金门，一个字都没跟赫鲁晓夫谈过。由于这两件事都事关重大，后人回顾历史时，往往盯着“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引发的中苏分歧，炮击金门中美苏三方的态度，却忽略了毛主席与赫鲁晓夫会谈时的其它分歧。这分歧的分量颇重，可以说隐藏着苏联解体的密码——这分歧就是干部究竟要不要参加劳动。

会谈期间，毛主席介绍说，中共中央现在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并规定中央委员每年要有四个月到各地搞调查研究。赫鲁晓夫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拿我们费德林来说吧，他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每天需要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如果让他脱离外交部的工作，把他下放劳动半年，他回来后就会感到落后了。因此需要拿出相当长的时间来补课，来研究这半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什么新问题，外交部半年来做了什么工作，等等。”直到196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还对访苏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说，让干部把时间浪费在体力劳动里，得不偿失。

其实，在列宁时期，苏联是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新生的苏联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此。那时候，列宁提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并号召所有苏共党员参加，列宁自己也参加劳动。斯大林时代，他首创“官僚等级名录制”，苏联的特权阶层自此成型。那些大小官僚的宅地权、特供权、特教权、特卫权、特支权等权力是苏联普通群众想都不敢想的。

以高尔基为例，罗曼·罗兰1935年应高尔基之邀访苏，他在《莫斯科日记》中写道：“他的家就像一座宫殿，有40多个只为他服务的专属仆人，一张11米长的大餐桌，一个食品加工厂大小的厨房，高贵的待遇和一间华丽的卧室。”要知道，高尔基可是出身贫困，一直致力于揭示工人阶级的命运和挣扎，号召人们推翻这个不公的世界的啊。他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海燕》等，可是激励了无数的人的啊。赫鲁晓夫时期，这种特权进一步扩大、固化。

反观毛主席呢?进京前，他就谆谆告诫，我们绝不当李自成。1950年初，访苏归来的毛主席路过哈尔滨，对于丰盛的宴席，他批评道：“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就可以了;”当天，他给松江省委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到达长春后，大街小巷都见不到人，说是为了安全搞了戒严，毛主席批评：“搞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到达沈阳后，他发了脾气，“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毛主席意味深长的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

干部如何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实际，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如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久思考的大事、难事。三反五反、开门整风、取消军衔制、干部参加劳动、提拔工农干部、四清、群众运动等等，无一不是冲着这些问题去的。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在进城后，毛主席让干部参加劳动就成了百年大计。1957年底，毛主席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就提出，“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同日，毛主席修改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要使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1958年5月，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刘少奇、朱德等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1960年冬，中央国家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基层劳动。

1959年山西昔阳县县委大抓干部参加劳动，之后一年好于一年，形成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与劳动的新风尚。1963年1月，毛主席圈阅了山西的《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的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那些办得不好的队，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毛主席非常重视昔阳县创造的经验，但山西那个文件经中央下发后，除了浙江等极个别地方重视外，大多地方反响不大。当年5月的杭州的会议上，毛主席批示：“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把干部参加劳动看作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杭州会议上，毛主席还说，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很多问题，一参加劳动都可解决，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整党整团就好办了，就能把我们的支部掌握在劳动者积极分子手里。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此外，毛主席还多次从为消灭三大差别准备条件的角度论证干部参加劳动的深远意义，后来的五七干校就是具体的尝试和实践。

反观苏联，赫鲁晓夫时期，特权问题有增无减，更搞了一套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好学生，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说得很清楚，毛主席1963年杭州会议上的那些论述，“是他在1959年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针对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所作的如何防止和平演变的一系列重要阐述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1991年庞然巨物的苏联轰然倒塌，印证的正是毛主席晚年的判断，“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一切，都可以从毛主席和赫鲁晓夫1958年那场关于干部该不该参加劳动的小小争论窥见端倪。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中国会不会改变颜色的大问题。这就是毛主席的远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