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2日，一篇来自万里之遥的中国的报告文学发表在加拿大著名的《号角日报》上，文章题为University in Caves Training Ground For China's Liberators，中译《窑洞里的大学：中国解放者的培训基地》，作者是Henry Norman Bethune，即我们熟悉的亨利·诺尔曼·白求恩。

1938年4月1日至5月2日，援华医疗队医生、加拿大**员白求恩在延安工作了一个月，对延安的医疗卫生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进行了考察。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同样，这所大学也吸引了白求恩的目光。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哲学家的严谨思辨力、宣传家的热烈鼓动力和文学家的生动笔力，向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延安“窑洞里的大学”。

“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

“这是必须被称为一个关于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的故事”。文章用这样一句话起笔，点明主题，充满悬念。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白求恩描述：离铁路线225英里，校园是一座古庙的院子，教室设在寺庙里、空地上和山上的窑洞里，注册学生3500人，学制6个半月，毕业后回到原来的地方。

在白求恩的笔下，这所“窑洞里的大学”实在算不上正规，条件简陋，生源庞杂，学制极短。然而，为什么堪称“世界上”，而且是“必须被称为”呢?他用了一个带着感情色彩的词“must”!

作为国际知名的医学专家，白求恩有资格这样说。他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在麦吉尔大学实习并从事医学研究、教学，他是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协会会员、美国胸外科协会理事、北美著名胸外科专家，还是多种外科手术器械的发明者。

白求恩在报道中列出自己到访过的众多大学：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达尔豪西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学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他还补充道：“我也曾去过巴黎、马德里和维也纳的大学。”这些大学，足以让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学子向往，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如此。

与它们相比，延安窑洞里的大学为什么不仅可以在白求恩笔下跻身于世界，而且还是“最独特的”呢?白求恩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和决断，毫不留情地剖析了那些世界名校的“病灶”：

校园和课程——“同一种模式”“大同小异”“有着同样的仿古哥特式建筑或罗马式建筑，……讲授着同样的课程。远离生活，脱离现实，不关世事。当他们脚下的土地在战火中颤抖的时候，他们的目光仍然盯着过去”。

学习和目标——“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大洲，那些大学里的学生彼此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在学校里学习的是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知识，都是关于过去的知识。”“他们有了这些知识，走进社会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学生毕业时，致力于提高比自己更不幸的人的生活水平和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以此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知识和现实——他们投入了现实的世界，却不了解这个世界。“在经过自己的实践检验后他们发现，自己所学的多数知识，在现实世界一些事件面前不是毫无用处，就是误人子弟。”

不论是作为走遍世界的名医还是转战沙场的战士，白求恩无疑具有国际化的视野。面对“窑洞里的大学”，他却声称：“我从未见过一所这样的大学。”

他由衷地赞同这所大学对于课程采取的积极而审慎的态度：“每一门教授的课程，每一种新知识只有经过检验、证明和评论，才能作为真理而接受下来。”

他敏锐地发掘这所大学对于知识提出的三个发问：“它现在正确吗?在中国是否是正确的呢?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是否是正确的呢?”回答是：“我们来判断某一个理论有多大的用处—不是看它在几千年之前如何有用，而是看它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否有用。”“‘过去’只是用来说明现在和预见未来。”

他深刻地揭示出这所大学“最独特的”地方在于“是为了研究一种被称作生活的东西，它不断变化、具有活力并且在过程中形成;这所大学还传授让人们掌控和支配自己生活的技术，以推动人类的进步”。

读到这里，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白求恩在加拿大的病榻上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那幅自画像，联想到延安窑洞大学的教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讲授的《辩证法唯物论》和“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启发式、研究式”的教学方法，联想到毛泽东当时正在竭力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学风。

“这所学校名叫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白求恩在对比了窑洞大学与世界名校的根本区别之后，向世人揭晓了它的真实校名：“这所学校名叫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白求恩为什么会对这所大学情有独钟呢?

白求恩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曾从校园走上战场，又从战场回到校园，他对于如何实现学生与战士、战士与学生的身份转换有着亲身体验。他曾先后在陆军、海军、空军服役，还曾投身西班牙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对于一支军队需要什么样的成员、如何战胜敌人有着深度思考。他更是一名**员、国际主义战士，对于一个政党如何引导青年树立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信仰，有着满腔热忱。基于上述身份，白求恩对抗大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不止一次走进抗大，听过毛泽东的演讲，也发表过关于马德里保卫战的演说。

加美援华医疗队护士琼·尤恩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白求恩：“加拿大**的证书为他打开了这个国度中所有的大门。人们到处找他，称他为敬爱的老师，而他自认为和抗大其他学员一样，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一天下午，白求恩大夫去了抗大，给学生作了长时间的演讲，又花了更多的时间解答问题。”

白求恩身穿八路军军装、腰扎武装带，走上露天课堂，走入窑洞宿舍，耳听、眼观、口问、手记，加上心中的思考，深入考察并披露了抗大的全貌。

白求恩追溯了抗大的发展历程：她的前身是红军大学，8年前成立于中国苏维埃地区，经历了种种困难最终生存下来，甚至在长征期间也没有解散。“这次艰苦的长征行程二万五千里，远远胜过了历史上的汉尼拔、亚历山大和拿破仑所率领的远征。红军战士们都是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的。”

白求恩读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并将此作为“一定要去中国”的原因。与斯诺笔下1936年陕北保安县的红军大学不同，抗大已经迁址延安并更名，进入了从土地革命战争转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历史时期。白求恩以更广阔的视角、更丰富的内容、更新鲜的面貌，将这个大学展现在世人面前。

办学规模——从前“学校里的班级数目约有500个，而现在已经有近1000个班级了”，学员从每期一两千名达到第四期高峰时的5562名，共8个大队。

生源变化——“从前，学校里的学生都来自红军队伍，而现在学生来自中国的各个省份、各个阶层。甚至有一些国民党的将领也到这里学习。”

培养目标——“经过不断的知识积累和**10年成功的军事经验总结，学生们都形成了一致的观点：我们一定能打败侵略者”。“学生们还知道仅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的，如果战争结束后，人民的社会生活水平经济水平还跟几个世纪以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就不是真正的胜利。”抗大的教育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引导青年学生将抗日救亡的初衷升华为共产主义理想。正如校歌中所唱的，“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青年学生党员从4月的530名发展到12月毕业时的3304名。

课程设置——基本课程为军事和政治。白求恩指出：“二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区分。军事策略通常都是与政治思想相联系的。”军事课程有“游击战、夜战、游击队军事组织和近距离搏击战”“战略战术、军事地形学、反坦克和反空袭、战壕修建等”。政治课程“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如何组织行业工会，如何组织农民，如何组织学生。而且他们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如何才能使统一战线最牢固，如何才能使之扩大”。

校园氛围——白求恩赞赏学校里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他看到“在大学的教室外面还有墙报，内容有绘画、诗歌、杂文和评论”，欣然接过画笔，描绘着大幅宣传画。他倾听这里的多种声音：操场上篮球队员的叫喊声，阅兵场上的喊杀声，不断的笑声，教室里、会场上传来的歌声。他赞美：“歌声嘹亮、激昂、自由，比晴空下的阳光还要热烈。”

物质生活——白求恩钦佩学生对待艰苦生活的态度：“天天午餐和晚餐两顿吃小米饭和萝卜又怎样?大家一个月拿1元钱的津贴、10个人一起挤在硬炕上又怎样?每天6点钟起床，学习一整天，只有周六才能去探亲访友，但又能怎样?”“这里的学生们根本不在乎这些，他们上这个大学不是来玩乐的，他们有工作要做，他们要同敌人战斗，他们要救国。在这里，他们的生活有了目标，是前所未有的伟大目标。”

校舍驻地——白求恩在窑洞里用打字机描述着抗大，目光越过城中的屋顶，望向对面山上与世隔绝的庙宇，沉思着：“对成千上万的学生来说，延安就是他们理想中的圣地麦加。对几百万受压迫的农民和工人来说，延安代表着新生活的希望。”“延安是未来中国的缩影，年轻而热切，勇敢而活泼。”

“他们就是中国的希望”

白求恩关注延安，关注抗大，更关注抗大里的人。“这里的学生脸上都是幸福和快乐，他们就是中国的希望。”在他的笔下，学生是学校的主角，尽管他没有记下大多数人的名字。本文选取几位典型人物，尝试揭晓其中的故事。

白求恩作了统计：“在大学招收的学生里，1/6来自八路军，他们都是军官，在战斗中负过伤，有的多次负伤。……这些军官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家庭，有的受过很少的正规教育，有的没有受过教育。在这里，他们要学习那些以前时间没有学过的内容。”

1938年4月间，红军团长黄新廷和一批于红军改编八路军之际调入抗大三期学习的干部，毕业开赴前线。黄新廷接替独臂团长贺炳炎担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则和一批经历过与日军血战的八路军团长调入抗大四期学习。渔贩出身的黄新廷和铁匠出身的贺炳炎，先后在延安抗大和抗日战场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的军政教育。

引起白求恩更大兴趣的是，“这里不仅有八路军的军官，还有国民党中央集团军的军官”。他们想知道“八路军是怎样教育他们战士保持良好的军纪，如何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的”，以及其他许多“秘籍”。

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司令兼前敌总指挥，曾与八路军共同抗击日军。4月17日，他借道延安，拜访了毛泽东并愉快交谈。次日，参观抗大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他表示：“中国各地都像抗大这样，还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吗?”告别延安前往西安途中，他遇到一群前往延安的学生，学生们四散而逃。卫立煌急忙说明：“不要怕!我们从延安来，是**、毛泽东的朋友。”惊魂未定的学生告诉他：“国民党军拦截、抓捕去延安的学生，你们不会抓人吧?”这尴尬的一幕，强烈震撼着卫立煌一行人。西安与延安，逃离与奔赴，在青年学生心中如此鲜明。

何基沣，第二十九军副旅长，1933年在长城喜峰口组织大刀队夜袭日军阵地，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率部奋起抗击日军进攻，是著名的抗日英雄。1937年11月，何基沣感愤“不能打回北平过元旦，无颜以对燕赵父老”，拔枪自尽时被卫兵拦阻，子弹射偏而没有致命。养伤期间，他苦思救国之路，后经周恩来介绍于1938年1月秘密来到延安。他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交谈，参观抗大，研究抗大。他像白求恩所说，开始知道“为什么红军总能奋斗到底并取得最后的胜利”，“知道红军制胜的法宝就是游击战争，组织农民”，“知道什么是这些严肃认真、意志坚定和被称作‘中国的希望与救星’的人们的最终目标”。5月，何基沣告别延安，回到新组建的集团军，1939年1月秘密加入中国**。

看到众多的事例，白求恩得出结论：“在历史上没有另外一支军队能面对不同的敌人，连续10年取得胜利。这样的军队不仅能得到朋友的尊重，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而现在八路军也在向以前的对手介绍他们是如何一次次取得胜利的。”

白求恩统计：“学校里5/6的学生是从其他学校和大学里来的。”“1/7的学生是女生。大部分女生来自富裕的家庭。”

他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师长的儿子、女儿、儿媳都是这里的学生。他们要和同学们一样地吃苦，还要挖自己住的窑洞。”“他的女儿现在已经毕业了，在父亲率领的部队中从事政治工作。他的儿子是上一期毕业的，父亲在西北军中为他安排了一个高级军官的职位，但他选择留在八路军。他们几个人的经历让家里的亲戚们感到非常好奇，因此他们大批来这里看个究竟。其中4个人留下来，也成了抗大的学生。”

西北军将领、十七师师长赵寿山，1937年初把女儿赵铭锦、儿子赵元介、儿媳罗少兰送到延安抗大第二期学习，1938年1月又把侄女、侄子、外甥女连同十七师一批军官送入抗大第四期学习。蒋介石在武汉当面责问赵寿山：你的孩子怎么跑到延安上学?他坦然回答：“全国青年都像潮水一样流向延安，他们也是跟着这股潮流走。”蒋介石责令赵寿山“一定要把孩子叫回来!”为了保护赵寿山，周恩来告知延安抗大，把他的女儿、儿子、儿媳送回西安。同在抗大四期学习的，还有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等。

白求恩对于抗大的女生不吝赞誉：“大多漂亮聪颖，她们也要和战士一样接受军事训练。”“她们不但要有组织能力，还要有军事能力。如果在美国、加拿大，她们这般年纪的女孩子还在满脑子想着约会、跳舞、看电影。”

提到电影，白求恩写道：“这里有一个学生是上海来的女电影演员，她和她的母亲都在大学里学习。几个月前，她还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享受着奢华的生活。……而现在，她和其他学生一样，吃小米饭和萝卜，住窑洞，跟8个女生一起睡一个硬炕上。这里没有了口红、胭脂和香水。”“她同大家一样每月领1元钱的津贴买肥皂和牙膏。她现在快乐吗?当然，她像只欢蹦乱跳的松鼠一样快乐。”“她从抗大毕业后，会继续到这里的艺术学院学习。”

这位来自上海滩的女生就是17岁的孙维世，她和47岁的妈妈任锐于1938年2月来到延安，一起进入抗大学习。她们是母女，也是同学，更是同志，大家亲切地称任锐“妈妈同志”。

白求恩在抗大不满足于听介绍，还走进窑洞与学员交谈。他向一位来自河南的女生提问：“为什么来这所大学?”女生回答，这是唯一一所教大家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学，她喜欢这所大学。白求恩又问：“为什么?”女生回答：“在这里，我从实践中学习，而不仅仅是从书本上学。在我以前的那个学校里学的都是关于过去的知识，而现在我们学习眼前的实际知识。”这个回答，正是白求恩在将世界名校与窑洞大学进行对比时得出的结论。很显然，他的结论不是个人的主观臆断，而是抗大学子的共同心声。

白求恩还用不小的篇幅介绍了身边的翻译：“迈克尔是我的翻译，他也是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并准备继续深造。”这个有着英文名字的小伙子，中文名叫黎雪，原本是湖北洪湖的一个孤儿，红军里的一名小通信员，身负重伤后被疏散到武汉。1932年，新西兰籍进步人士路易·艾黎在孤儿院里看到这个来自洪湖苏区的孩子面临被杀害的危险，将其解救出来，带回上海，收为义子，供他读书。1937年上海沦陷后，路易·艾黎的两位养子——阿兰、迈克尔经宋庆龄介绍来到延安。

白求恩写道：“他住在上海时还是一名童子军，亲眼见过日军的胡作非为。”“目睹这一切，使他坚定了决心，他要为祖国而战。因此他来到延安学习，想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他先到了陕北公学，后来又到抗大学习。”

白求恩向毛泽东报到时就是由迈克尔担任翻译。白求恩得知他现在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飞行员”，但八路军没有飞行员的训练学校，迈克尔必须要等一段时间，“对于一个18岁的小伙子来说，等待是很煎熬的”，“他们知道未来充满了艰难与险阻，但心中闪耀着对未来新中国的信念之光，驱散了个人前途中的阴影。为了拯救中国，他们甘愿献出宝贵的生命”。

“他们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劲敌，日本最终将败在他们的脚下。”白求恩用一句预言作为“窑洞里的大学”这篇报告文学的结束语。7年后，预言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