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纪事】二十一，风满楼

2025-12-29 新闻

二十，风满楼

1， “开门办学”去上海

我们班在大连刀剪厂实习后，又去搪瓷厂“开门办学”。具体的成果，是参与设计并生产了一批茶缸，作为七三级的毕业纪念品。这茶缸包括杯盖和杯体，虽然是看似简单的冲压件，但也需要经过模具、工艺及生产流程等各方面的设计，以及制图、模具生产等一系列实际操作，另外还有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搪瓷工艺等等，是一套完整的过程，为我们的毕业设计打下很好的基础。可惜我被美工组的宣传工作耽误了几天，没有全程参与，实属坐享其成。那个茶缸做得还是挺漂亮的，我一直保存到今天呢。

我们班设计的茶缸，作为七三级工农兵学员的毕业纪念品。可以看到，我们预定的毕业时间是197×年8月。

接下来就是分派毕业设计的具体任务了。毕业设计的项目是一台中型冲压机床，全班同学被划为几个小组，分别负责各部分的设计，我所参与的是床身部分。

根据“开门办学”的原则，专业队计划去上海实习调查——其实不必非要打着“开门办学”的旗号，这种毕业设计本来就应当进行大量的实习考察才对。但是，这一次情况特殊：一方面是我们铁道学院刚刚划归铁道部所辖，另一方面正赶上“反击you倾翻案风”的运动，所以要报经铁道部审批。

经过多日争取，铁道部终于同意了我们去上海的计划。3月9日，我们全班启程南下。

由于我们是铁路院校的学生，所以必须凭铁路公用乘车证乘火车出行。这还是我上大学以来第一次不是乘船去上海呢。乘火车的好处是，在沿途城市可以下车，行动比较方便;缺点是我们不够享受卧铺的级别，只能坐普通硬座车厢的“硬板凳”。那“铁路公用乘车证”俗称“铁路免票”，很让铁路系统外面的人羡慕，对我们来说却并不方便。比如这次，因为全班共用一张集体免票，必须始终保持集体活动;而且要在车站一下子办理这么多人的座席，也很不容易。

3月9日晚，我们登车离开大连，至29日返回，前后历时20天。往返途中分别在天津、北京、南京各停留了一两天，其他十几天，都是在上海度过的。我们主要实习考察的地点是文教机修制造厂、订书机厂。还专程去闵行的上海重型机器厂，参观了由江南造船厂建造的著名的万吨水压机，那可真是个惊人的庞然大物。有趣的是，文教机修制造厂和订书机厂生产的是纤若毫毛的小玩意儿，而万吨水压机加工的都是体量如山的大家伙，那对比实在太强烈了!

20天行程匆匆，有几件事情需要细说一下。

这次出行经费比较宽裕，一路可以住店;尽管只能住最便宜的旅馆，总算不必自带铺盖了。我们自天津抵北京换车，有整整两个白天的时间可供自由活动，因此大家一出北京站就四散而去，我则忙着拜访老同学老邻居。

我们预定的住处是永定门外的沙子口浴池，晚上大家聚齐后，发现住浴池挺好，可以免费洗澡。第二天大部分同学一大早就出发去八达岭看长城，我则继续探亲访友。当晚我们登车南下前往上海。

这次开门办学，给我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回家机会;我弟弟专程从山西赶了回来，全家人得以了解和讨论一下父亲的工作问题。由于我在无锡不能停留，他们也到上海来了，借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当天晚上，我就赶紧去了。

他们住的地方在苏州河边上一个小弄堂里，长条型的房子被一隔两半，前面是家生意不错的副食杂货店，后面半间由我家住。房间有门无窗，在与杂货铺相隔的墙板上部有一扇透亮的玻璃，勉强可以采光。这地方条件很差，满屋子都是油盐酱醋花椒大料的味道，唯一的优点就是清静，不像在无锡的时候，无论白天晚上，总是客人不断，家里人很难有谈话的时间。

关于父亲的工作去向，几年来已经折腾了几个来回了，其中既有组织方面的原因，也有我们家自己的原因。父亲被荒废了将近十年时间，仍有强烈的工作欲望;而母亲则被“运动”搞怕了，只希望叶落归根安度晚年，所以坚决要求父亲能就近安排工作。比较理想的目标，应当是上海或南京。而组织上岂能容人挑挑拣拣，如此一拖，就是三年。

这次安排的工作地点在江苏省的连云港，化工部在那里有一个矿山设计研究院，单位不大，级别不低，似乎安排得合情合理。但细一琢磨，就发现这安排带有一些恶作剧的成分：连云港是陇海铁路的最东端，地域偏远，交通不便，无论是北上京城还是南下上海，都要乘火车慢车在徐州中转;说是“照顾个人要求、就近安排”了，其实回趟家跟我从大连回无锡差不多麻烦。

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决定接受这个安排。他再过一年就到退休年龄了，再不工作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他希望能在我们的帮助下说服母亲。不料，这一次母亲倒没有明确反对。本来，邓×平上台后大抓经济建设，让很多人产生了希望，父亲能恢复工作，应是一件好事;再说，连云港毕竟与无锡同在江苏省，去那里工作，总比到东北或云南要好一些。不过，她所担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当前的形势突然发生剧变，上层斗争激烈，前景未卜，在这样的时候去一个陌生单位重新开始工作，只怕命运凶险。

母亲说话是无所顾忌的，直言不讳地评论“江×那帮人”如何如何。父亲则是个×性极强的人，当即截住母亲的话头：“不要瞎议论，影响不好!”

犹如“上头”发动的运动虽然不点名，而人人皆知批判的就是邓×平一样，老百姓私下常说的“那几个坏人”虽然也没有点名，但人人都知道说的是江×、张×桥和姚×元——那三个人的口碑极坏，尽管身居高位，却早已为普通民众所不齿。不过，当时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被伟大领袖亲自看中的“候选接×人”王×文，居然和那三个人也是一伙的!

母亲想得不无道理。现在的环境不比十年前。经过连续动乱，基层单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调和的“派性”。父亲作为“空降干部”，不会倾向任何一派，结果难免是遭到所有各派的抵制。基层的“派性”其实是高层机构两派斗争的直接反映，连邓×平那样的人物，都摆不平复杂的关系，父亲在这个关键时刻冲到风口浪尖上去，岂不是难逃厄运!

但是，从父亲的态度上看得出来，他已经不耐烦继续等待，而是下定决心要去了。

对于“上层”的状态，父亲所了解的情况肯定远多于我们。尽管我很想听他透露一点“内部消息”，但知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是这次父亲与以往有些不同。他很严肃地嘱咐我：“现在情况很复杂，遇事冷静些，多想想，要对最坏的事情有思想准备!”

即使我再愚钝，也能听出情况已经严峻到了什么程度。我不能不为他担心。

我离开上海不久，父亲就去连云港赴任了。那正是中国再一次出现巨大动荡的时候。

这里简单交代一句：父亲并没有在一年后按期离开岗位，而是持续工作了将近十年，在他68岁的时候才正式离休。

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只用寥寥数句总结了那段时间的工作：

197×年调到化工矿山设计研究院，任革×委员会主任，后改为院长、×委书记。到矿山院已经60岁，年渐老，体渐衰，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三点可以一提：一是扭转了“文×”留下的歪风邪气。两派积怨很深，少数领导站不稳脚跟。我通过个别工作和一个总结会，从根本上扭转了。两派都舒展了，顺气了，团结也好了。二是顶住了上边压下来的破坏设计程序、违反设计规律的错误要求。三是在云浮硫铁矿，纠正了个别领导人盲目执行美国技术人员错误意见的安排，节省了一大批投资。这些也算是做了一点工作吧!

1985年离休。

对于父亲最后十年的工作情况，我没资格评价。不过，从侧面了解的一些情况，让我很感欣慰。他离休后主要在无锡定居，若逢春节前后，常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请他聚会吃饭。那群体的成员既有退休的普通工人，也有在职的技术干部，年龄参差不齐，职务有高有低，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属于原先连云港研究院的无锡籍职工。

听他们说，我父亲在连云港那些年，住单身宿舍，吃职工食堂，与群众关系融洽，甚至有时出差连卧铺都不坐，而是挤在硬座车厢里。父亲分辩说，挤硬座倒未必单纯是为了给单位省钱，主要还是想省时间，有时来不及订卧铺，坐硬座也没什么。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受到过我父亲的帮助，解决了诸如工作安排、夫妻分居、子女招工、工资调整、住房分配之类的具体问题，因此难免多有感激之情。对此，父亲从不自认有功，总是说，身为领导，解决职工困难是他的责任。他之所以愿意参加聚会，是因为自己与大家一样，也是“连云港研究院的无锡籍职工”。

这种聚会持续了很多年。后来我父亲年老体衰无法参加了，他们坚持请我母亲和我代表父亲出席。直到父亲去世后很久，还有人打电话来慰问。如今想到这些，仍让我很感动。

2，沿途形势复杂

3月26日，我们自上海乘夜车于清晨到达南京，按计划，要在这里停留一天。大家赶紧去参观长江大桥和中山陵，这两处地方相距很远，路途就要用不少时间。傍晚，我抓紧时间去拜访父亲的一位老同事，意外地听说，那几天正有一些大事发生。

南京人对周zon理的感情似乎比其他地方有所不同，不仅因为周zon理是江苏淮安人，还因为他在南京有过特殊的经历。1937年8月，他与朱×等人来这里与国民××府商讨共同抗日大计;1946年到1947年期间，他又率领中×代表团前来与国民××府进行和谈，驻地设在著名的梅园新村。所以，周zon理逝世后，南京百姓自发组织了许多悼念活动，梅园新村是重要的凭吊处。不料，此后梅园新村竟毫无缘由地停止开放，引起民众强烈不满。

3月5日，是伟大领袖“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公开发表的纪念日。那天，上海的《文×报》转载了新×社的一篇纪念文章。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发现，《文×报》居然删去了新×社原文中的一段话，那本是周zon理当年为雷锋所写的题词。3月21日，他们写信给《文×报》，严辞质问对方是何居心。消息传出，民心激愤。3月24日，有一些院校的师生抬着花圈到雨花台烈士陵园，发生冲突，居然有人强行取下花圈上悼念周zon理的挽联。这一下，反响就更大了。

我们到南京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25日，据说《文×报》又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竟有这样惊人的一句：“×内那个走×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派扶上台”!这个听上去像是绕口令的句子让人琢磨：“至今不肯改悔的走×派”无疑是指邓×平，而“×内那个走×派”又是谁呢?只能是比邓×平还“大”的人物!

除了伟大领袖和已经去世的周zon理，还有谁能具备这种资格?!

伟大领袖自然不会是“走×派”，显而易见，那《文×报》的矛头所指，只能是周zon理!

尽管后来有人百般解释，前一个“走×派”是指邓×平，后一个“走×派”是指被邓×平启用的一些老干部。但这种解释无人信服。谁都知道，《文×报》的地位非同小可。十年前，它所发表的姚×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罢×>》，引发了“文化大×命”。如今它这指桑骂槐公然挑衅的手法，是不是又预示着要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呢?

那位老干部还说，前一天──即3月25日──下午，有一些工农兵学员闯进闭馆的梅园新村纪念馆，悼念周zon理。这让我很有些遗憾，如果时间来得及，真应当去那些院校看看，可以直接了解一些情况。

那老干部虽属赋闲在家，但消息却灵通得很。我们谈话的时间并不长，仍不时被电话打断，他在电话里谈论的都是近来社会上的情况。我只听他不断地在说：“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这是想干什么?!”我能明显地听出来，他所说的“他们”，是指“上面”的那些人。

告别的时候，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世道不好，可能要出大事情!你们还年轻，要当心一点!”

当天晚上，我们登车继续北行。3月27日下午到北京。

这次我们住在大栅栏第一旅社，离天×门广场很近。我在日记里记着：

28日，上午去颐和园。午雪。返城参观历史博物馆，适遇休息。下午去王府井。夜11时44分乘129次回连。

早已过了春分节令，北京居然还会下雪。好在气温不低，微雪很快就变成了细雨。我陪几个同学匆匆去了一趟颐和园，中午赶回城里打算参观历史博物馆，正值星期天，本应是正常开放的日子，却遇上了闭馆。偌大的天×门广场湿漉漉的，到处都是积水。有一群人正抬着花圈向纪念碑走去，我们也跟了过去。纪念碑的基座和台阶前，摆了一些大大小小的花圈，看那挽联的内容，基本都是哀悼zon理的。

有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正在小心地往围栏的铁链上系着小白花，那铁链上已经系了许多，远远看去像是一道白色的纱带。旁边站着一个执勤的战士，眼睛望着远处，面无表情，似乎什么都没看见。

总体而言，这里的气氛显得有些冷清，似乎南京正在发生的事情对这里没有多大影响。我们绝对不会想到，如果我们的行程延迟一个星期，将遇到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是无法弥补的极大遗憾，也未尝不是难得的幸运。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赶上了那次事件，许多人的命运也许会由此而改变。

197×年3月28日，我在天×门广场。远景拍得太模糊，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纪念碑前有一些花圈。一周以后，这里将有一场大乱。

3月29日晚6时15分，我们回到大连。

按照教学计划，我们必须立即开始具体的毕业设计;另外还有一些专业课程需要完成。距预定的毕业时间最多只有五个月，连一天也不能耽搁了。

伟大领袖教导说：“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需要遵照这一方针进行。具体说来，就是工农兵学员也要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而本来应当负责讲课的老师，则扮演听众的角色，像伟大领袖所说的：“战士们有很多打仗的实际经验。当官的要向战士学习，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

所以，我们不仅要根据分工完成自己的设计、计算、绘图等等项目，还要备课和讲课。虽然每人负责的内容并不是太多——比如我的任务仅是床身部分，但需要查阅很多资料，压力还是蛮大的。

没想到的是，这些计划刚开始实施，仅仅几天之内，形势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我们回到大连后，各种消息接踵而来，尤以南京最为突出。据说，以南京大学为主导的各院校工农兵学员，连续贴出大×报和大标语，提出：“警惕赫鲁×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和国×的各级领导权!”、“谁反对周zon理就打倒谁!”他们甚至把大标语刷到了自南京开出的火车上，矛头直指江×、张×桥等人，在各地造成极大影响。

南京工农兵学员的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支持，大×报和大标语不仅贴上了街头，还有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更有人用谐音将矛头指向江×，甚至直接点名“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桥”。

至于北京，据说也很热闹，无数花圈和挽联几乎把纪念碑的台座都掩埋了。我们如果晚回来几天，就有机会看到那宏大的场面了。

“上面”自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197×年4月2日，星期五。

今天传达(76)7号文×，伟大领袖批示“同意”。

内容是浙江部分学生强行拦阻火车，要求上京参观清华大×报。文件要求各地做好工作，“坚决劝阻”，要根据中×精神，不串联，不成立战斗队，“劝阻他们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教育革×大辩论，深入揭发批判邓×平同志的修正×义路线错误”。

对于上京之举，文件称：“不妥当的。”

这文件的调子显然比报纸上要低得多。这次运动很值得琢磨。

实际上，这个文件下发于3月24日，与当时南京与北京的形势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时至今日，我已无法回忆这个文件所说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其实，那些事情似乎已经时过境迁，人们更关心的是眼下南京和北京的情况。有大量大×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手抄件正在源源不断地从那边传来，其中最出名的应属《zon理遗言》。

相比之下，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匮乏，许多消息都是来自一位朋友那里，《zon理遗言》也是在他家看到的。那一字一句仿佛发自zon理肺腑的话语，催人泪下。尽管后来说那“遗言”是伪造的，我一直难以相信，因为那“遗言”写得太像真的了。

我本来想将“遗言”抄下来的，但那位朋友很谨慎，生怕被他母亲看见而担心，只悄悄地让我看了一遍，答应下次方便的时候再说。不料，过了那天，就没有下次了——也幸亏“没有下次”，如此避免了很大的后患。

197×年4月6日，星期二。我的日记中只写了三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