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宏大，也非常严肃的话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昨天我在后台看大家的留言，有一位朋友留下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子珩墨，你们总说马列毛主义讲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我觉得这个阶级史观并不是万能钥匙，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的。

你比如说明朝晚期，崇祯皇帝想要征税戍边，抵御后金，这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而东林党那帮文官集团，却打着‘不与民争利’的旗号反对征商税，导致国库空虚。皇帝是统治阶级，东林党也是统治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怎么能叫阶级斗争呢?这难道不是说明阶级分析法在处理这种复杂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失效了吗?”

看到这条评论，我首先感到很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位朋友他在思考，他在试图用历史的细节去检验理论，而不是盲目地接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态度。但是，我也必须非常明确、非常严肃地告诉这位朋友，以及所有可能有同样困惑的同志们：

这不仅没有证伪阶级史观，恰恰相反，明末的这段历史，是阶级斗争学说最生动、最残酷、也最深刻的注脚。

如果您只看到了“皇帝”和“大臣”在吵架，那你看到的只是历史的表象，是皮毛;如果你能透过这层皮毛，看到他们背后所代表的那个庞大的、正在腐烂的经济基础，看到千千万万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你就会发现，这依然是阶级斗争——而且是阶级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阶段的必然产物。

今天，我就要发自肺腑地、系统性地，跟大家把这个话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这不仅仅是讲历史，更是在讲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个世界。文章会很长，希望大家能沉下心来，跟我一起走进那个风雨飘摇的晚明。

第一章：阶级斗争不仅仅是“穷人打富人”——打破机械论的误区

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巨大的误区。很多朋友对“阶级斗争”的理解非常狭隘，认为只有拿着锄头的农民和拿着皮鞭的地主互殴，才叫阶级斗争;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街垒战，才叫阶级斗争。

这是一种机械的、庸俗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史观，讲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个基本矛盾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体现为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

在这个框架下，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对抗性矛盾：这是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李自成起义)。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这往往被大家忽视。统治阶级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内部有不同的集团、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派系。当生产关系发生变动，或者外部压力增大时，统治阶级内部为了争夺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权，为了转嫁危机，会爆发激烈的斗争。

请大家记住这句话：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往往是社会总危机爆发的前奏，而且其本质依然是由阶级利益的分配机制决定的。

明朝晚期的“帝党”与“东林党”之争，表面看是由于政治理念不同，实际上是封建国家机器(代表地主阶级的长远整体利益)与江南士绅地主集团(代表地主阶级的局部短期利益)之间的一次剧烈碰撞。

这种碰撞，不但没有脱离阶级分析，反而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看透：为什么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而那帮满口仁义道德的东林党人，转头就去跪迎满清铁骑?或者在南明继续搞内斗?

因为他们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的屁股坐在哪里。

第二章：晚明的经济基础——繁荣背后的烂疮

要理解明末的政治斗争，我们必须先看一眼明末的经济账。不讲经济基础，只讲政治斗争，那是唯心主义。

明朝晚期，尤其是江南地区，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白银大量流入，丝绸、瓷器、茶叶远销海外，市镇兴起，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按照道理，国家应该很有钱才对。

但另一方面，大明王朝穷得叮当响。崇祯皇帝穿的衣服都要打补丁，前线的士兵饭都吃不饱。

钱去哪了?

钱流进了士绅、官僚、豪商的口袋里。

明朝的税收制度在晚期已经完全崩溃。朱元璋时期定的那是农业国的规矩，重农抑商。到了晚明，社会经济结构变了，但是税收体系没跟上。加上明朝优待士大夫，有了功名就可以免税免役。

这就导致了一个可怕的后果：土地兼并。

江南的士绅地主们，利用特权疯狂兼并土地。农民把地投献给地主以逃避赋税，变成了佃户。结果就是，不仅拥有万亩良田的地主不用交税，那些依附于他们的工商业活动(比如开了染坊、织布厂、茶庄)也往往通过各种关系逃避商税。

国家越来越穷，地主越来越富。

这时候，北方的后金(满清)崛起了，辽东战事吃紧，需要巨额的军费。

这就是当时大明王朝面临的死局：要救国，就得筹钱。钱在谁手里？在江南士绅地主手里。

第三章：东林党——“不与民争利”背后的阶级谎言

现在我们回到那位朋友的问题：东林党反对收商税，理由是“不与民争利”，这难道不是为了百姓吗?

同志们，我们要学会听懂政治家的“黑话”。

当东林党人痛心疾首地喊出“不与民争利”的时候，他们口中的这个“民”，到底是谁?

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陕北农民吗?是卖儿卖女的流民吗?不，当然不是。

在封建士大夫的话语体系里，真正的底层百姓那是“愚民”、“草芥”。他们口中的“民”，指的是市民、商贾、中小地主，以及站在这些人背后的、他们自己的家族——也就是江南庞大的士绅地主豪商集团。

东林党的主要成员，大多出身于江南富庶地区。他们的家族，要么经营着庞大的田产，要么参与着利润惊人的海外走私和手工业工场。

当万历皇帝或者后来的崇祯想要派矿监税使去收税时，直接动的就是这帮人的奶酪。

于是，他们动用了手里最强大的武器——儒家道德解释权。

他们把皇帝征税说成是“贪婪”、“暴政”、“与民争利”。他们把抗税说成是“为民请命”、“刚正不阿”。

这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逻辑陷阱：因为皇帝派去的太监(如魏忠贤之流)往往贪污腐败、手段下作(这是事实)，所以东林党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反对一切形式的商业税增收。

但是，同志们，请看清这背后的阶级实质：

皇帝(作为国家机器的代表)想要从富得流油的商业资本和地主阶级身上拔毛，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包括边防)。东林党(作为地主商业阶级的政治代表)坚决反对，为了保护自己阶级的私利，不惜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

那结果是什么？国家总要用钱啊！

既然商税收不上来，既然富人的钱收不上来，那军费从哪里出?只能加派到那些最没有话语权、最没有反抗能力的人身上——那就是真正的“民”，广大的自耕农和贫农。

这就诞生了著名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

这每一分银子，都是从农民的骨髓里榨出来的。而东林党人呢?他们在朝堂上高谈阔论，穿着宽袍大袖，吟诗作对，享受着免税的特权，还要痛骂皇帝“昏庸”。

这就是阶级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映：一部分统治阶级（官僚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这种这种极度自私的阶级利益，阻断了国家机器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最终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深渊。

第四章：崇祯的悲剧——地主阶级总代表的无力感

再来看看崇祯皇帝。

很多人同情崇祯，说他勤政，说他节俭，说他“君王死社稷”。我也同情他，但他也是阶级局限性的牺牲品。

崇祯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他的根本利益是维护朱明王朝的统治。从长远看，为了保住大明江山，必须要抑制豪强，必须要向富人征税。

但他做不到。为什么?

因为他的权力基础就是这帮官僚士大夫。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儒家教育，这套教育体系告诉他要信赖文官，要远小人(太监)。

当他铲除了魏忠贤(魏忠贤集团虽然无耻，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打击文官集团、增加国库收入的作用)之后，他就彻底变成了“众正盈朝”的孤家寡人。他被东林党包围了。

当李自成的大军逼近北京，崇祯哭着求大臣们捐款助饷。那些平日里满口“忠君爱国”的大臣们在干什么?

国丈周奎，崇祯的老丈人，家财万贯，扣扣搜搜捐了一万两，还是皇后把首饰卖了凑的。这就是当时的大臣，这就是当时的统治阶级。

他们不仅欺骗皇帝，更是彻底背叛了他们所宣称的“国家”。

为什么？因为对于封建地主官僚来说，国家是谁的不重要，只要他们的土地还在，特权还在，给姓朱的当官，还是给姓爱新觉罗的当官，区别不大。

所谓的“水太凉”的钱谦益，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东林党的领袖，平日里正气凛然，国破之时，连跳河殉国的勇气都没有，转身就剃发易服做了清朝的官。

崇祯的悲剧，就在于他试图用一个已经腐朽的阶级去拯救一个濒死的王朝。这在阶级史观看来，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五章：真正的阶级决战——李自成与农民起义

刚才我们要么讲皇帝，要么讲大臣，好像历史就是他们演的戏。但是，真正的历史动力，在底层。

正是因为东林党阻挠征收商税，导致税赋负担全部转移到了农民头上;正是因为江南地主疯狂兼并土地，导致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正是因为官绅勾结，对于天灾人祸毫无作为……

阶级矛盾终于激化到了爆发点。

陕北的饥民吃观音土，易子而食。当活下去都成为一种奢望的时候，除了造反，还有什么路可走?

李自成、张献忠这些农民起义军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这是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一次总清算。

同志们，请注意这个逻辑链条：

经济基础变化(土地兼并、商品经济发展但不均衡)。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帝党欲征税保国vs东林党抗税保私)。

政策扭曲(商税收不上，转嫁为农业重税)。

阶级矛盾总爆发(农民起义)。

旧上层建筑崩塌(明朝灭亡)。

你看，这哪一环离得开阶级斗争?哪一环离得开经济利益的博弈?

那个评论的朋友说“阶级史观不适用”，恰恰是因为他没看到，东林党的“抗税”，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环——是地主阶级在挖自己的坟墓。他们在与皇权的斗争中赢了，结果导致了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秩序(明朝)的崩溃。

这不仅没有否定阶级史观，反而证明了：当统治阶级腐朽到无法调节自身利益，无法缓解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时，革命就是唯一的出路。

第六章：系统性的反思——为什么我们要坚持阶级史观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简单的褒贬人物。不是说崇祯就是好人，东林党就是坏人。如果你这样看，那就又掉进道德评价的陷阱了。

我们要看到的是规律。

为什么我要坚持用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史观来分析?

第一，它撕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如果不谈阶级，你会被东林党的文章感动得热泪盈眶，你会真的以为他们在为民请命。只有用了阶级分析，你才能看到他们长袍下藏着的算盘，看到他们口中的“民”和真正的“民”是两回事。这让我们不再被精英的话语术所欺骗。

第二，它解释了历史的必然性。明朝灭亡，不是因为崇祯运气不好，也不是因为出了几个奸臣。而是因为那个利益分配机制已经彻底坏死了。地主阶级极度贪婪，吞噬了一切资源，最终导致宿主死亡。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过程。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告诉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明朝的那些士大夫们，吵来吵去，最后谁也没救了大明。真正推翻这个腐朽王朝的，是李自成率领的百万农民军。虽然他们失败了，虽然他们有局限性，但他们展示了被压迫者的力量。

回到那位朋友的评论。他说：“阶级史观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的。”

我的回答是：阶级史观不是一套僵死的教条，不是用来生搬硬套的公式。你不能指望在每一件小事、每一句对话里都直接套用“阶级斗争”四个字。

但是，只要阶级社会还存在，只要私有制还存在，阶级分析法就是我们洞察社会本质的最锋利的手术刀。

就像明末这段历史，如果你不用阶级分析，你就只能看到一团乱麻，看到忠臣与奸臣的脸谱戏。只有当你拿起这把手术刀，剖开肌理，你才能看到那个社会病入膏肓的真相——既得利益集团的贪婪与短视，最终葬送了他们自己。

尾声：给当代同志们的几句心里话

同志们，我们读历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故纸堆里寻找谈资吗?是为了在饭桌上炫耀自己知道多少个年号吗?

不是的。

我们读历史，是为了看清现在，是为了预见未来。

当今这个世界，阶级消亡了吗?不但没有，有时候反而更加隐蔽了。

当我们看到某些专家、某些既得利益者，打着“为了经济发展”、“为了长远利益”甚至“为了百姓”的旗号，制定出一些显然只利于少数人、不利于大多数人的政策时;当我们看到资本在疯狂扩张，而劳动者的权益受到挤压时;

我们会不会想起明末的那些东林党人?我们会不会想起那个“不与民争利”的谎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马列毛主义。因为它给了我们要双火眼金睛。它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一眼就能看穿：你在为谁说话？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

我是子珩墨。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争强好胜，不是为了驳倒谁。我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真真切切地去理解这套理论。它不是干巴巴的教条，它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真理，它是我们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

那位给我评论的朋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篇文章。如果看到了，我希望你能从这个新的角度再去读一读明史。你会发现，当你戴上阶级分析的眼镜，那些原本模糊的历史面孔，瞬间变得清晰生动起来。你会听到那段历史深处传来的轰鸣声——那是旧制度崩塌的声音，也是阶级斗争不息的回响。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愿意静下心来谈理论、谈历史的人不多了。但我相信，真理的味道是甜的，只要你尝过一口，就永远忘不掉。

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让我们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磨砺我们的思想武器。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它是历史的脉搏。

这篇文章我就写到这里。五千字可能有了，但我感觉还有很多话没说完。历史太厚重，理论太深邃，我们只是刚刚入门。

如果你觉得我说得有道理，或者引发了你的思考，请把它分享给更多的同志。如果我们能在思想上达成共识，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力量。

谢谢大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