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的成功培育，主要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成果，而不仅仅是靠袁隆平个人。

80年代中期，粮食产量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跃迁?除了水利、化肥的推广之外，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种子的改良，比较有影响的就有袁隆平为代表的杂交水稻，以及李登海杂交玉米、李振声小麦良种。其中，最广为人知莫过于杂交水稻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杂交水稻是如何培育成功的。1964年湖南省黔阳农校教师袁隆平和学生李必湖等，根据玉米、高粱利用杂种优势的经验，提出了进行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问题一提出，就遭人炮轰，有人引“经”据“典”，说什么“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杂交没有优势，提出这个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即使搞成了杂交种子，在生产上也没有利用价值”，“国外从五十年代起就进行研究，至今也没有得到应用”。袁隆平等人没有被“权威”的理论吓倒。通过理论学习，结合实践，他们发现，突破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的关键，在于培育雄性不育系。1964-1965年夏，他们寻找到了6株自然雄性不育株;1967年，水稻“三系”的研究工作正式列入计划;1968年，正当发现保持系的苗头时，实验材料遭到敌人的破坏，他们利用残存的3株不育株继续实验，并且搜集了长江流域和华南的一千多个籼稻品种，做了几千对测试。但到1970年以前未找到理想的保持系。这时，反对意见又占了上风。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华国锋支持了研究，并指示把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交给群众去搞，大搞群众运动。这样，一度难以为继的杂交水稻研究又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1970年以后，全国大搞专业人员与贫下中农结合，选育水稻“三系”的群众运动，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这一年，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在海南与当地农场技术人员一起，发现了野生稻雄性不育植株(即“野稗”)。这一发现为杂交水稻选育打开了关键突破口，是杂交水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1971年春，“野稗”被推荐给兄弟省区，开始了对“野稗”材料的全国性研究。湖南、江西、广西、广东、新疆、福建等省、自治区的育种工作者，利用野生稻材料进行了大量的杂交试验。几十个科研单位，使用上千个品种，做了上万个杂交组合，与“野稗”进行实验。此后两年，江西、湖南、广西先后育成了水稻雄性不育系、相应的保持系和强优恢复系，宣告我国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取得了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重大成果。

从1970年华国锋推动群众广泛参与杂交水稻研究，短短几年，到1973年就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大协作。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干部、群众、科技人员三结合的科研协作组，设立了研究点。同样，各有关省、市、自治区根据自己的特点，分别组织本地农业科研部门、大专院校、国营农场和社队开展协作。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攻克杂交水稻的大协作网。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研究成果和育种材料，很快就能成为大家的共同财富。

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后，1974年立即进行杂种优势鉴定，1975年就试种5600多亩，1976年全国示范推广面积就达到近209万亩，开始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了。在这三年的试种、示范、大面积生产推广中，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种技术和体系，制种田最高的亩产已达360多斤，大田亩产可达1400-1500斤，为杂交水稻大面积用于生产提供了可能。之后的大面积推广，那就是水到渠成了。

诚然，袁隆平是杂交水稻培育的重要人物，但是刻意隐藏其时代背景，刻意屏蔽伟人时代的社会主义大协作，刻意忽视近二十个省兄弟单位和农民的贡献，背后有其原因。突出优秀个人，忽略群体作用，是典型的精英史观。这种价值观为个人主义服务，为否定毛时代服务，也为拔高后毛时代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