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哪一历史时期，才是文藏文物的浩劫？

2025-12-24 新闻

南京博物院这奇葩事儿，江苏省已经提级调查，且由于近日涌现出相关举报事宜(还是尘封多年的持续举报)，更让体制内文物文藏界过去很多一段时间——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早就隐隐流传的诸多“地下传闻”、“流言蜚语”浮现公众舆论。

严格回溯历史，90年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文物安全形势最为严峻、文物流失破坏最为惨痛的“黑暗十年”。

那一时期的文物厄运，其规模、组织化程度、破坏性后果，事实上远远超过大众曾经由于某些人为因素而被塑造的“伪集体印象”中的所谓“文物破坏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例如，我至今仍深刻记得五年前《论语》注本《论语义疏》手写本在日本被发现时，当时舆论场雷人的评语：

这真的是一个屡见不鲜的历史谣言：

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坏了太多文物古迹……

不妨仔细唠唠。

我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的见证人和当事人，也是曾在上海参与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并主持起草过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谢辰生先生，在2010年时曾接受过《瞭望新闻周刊》采访。

我摘录部分当时的答问：

《瞭望》：您曾经说过，“中国文物最悲惨的时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谢辰生：是的，我依然这样认为，而且可以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瞭望》：难道比文革期间对文物的破坏还严重?

谢辰生：对，确实比那个时候还严重，这其实是很多人认识上的误区。在文革期间，虽然因为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实际上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就去“夺权”、搞政治斗争去了……因此，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实际上当时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除了西藏有一处被破坏外，其他都得到了保护。不仅如此，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时期。

《瞭望》：是什么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的呢?

谢辰生：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开始变得复杂了。总体而言，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还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盗掘等犯罪活动，文物保护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人们对金钱的追逐欲望也愈加强烈。于是沉渣泛起，偷盗、走私又都出来了。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

90年代的文物犯罪是在市场经济初期法制不彰、人心浮动的背景下，由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的、主观的、有预谋的犯罪行为。

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标，渐趋形成了集盗掘、运输、修复、销售、走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作案手段更是在90年代后期日益“智能化、集团化、跨国化”，逐步利用现代科技进行勘探、盗掘，并构建起复杂的跨国走私网络，使得执法部门的打击极为困难。

90年代，受国际文物市场寺庙文物和田野石刻的行情飙升刺激，仅1997年，全国此类案件就发生了86起，被盗割的石刻造像达400余尊。

损失最惨重的内蒙古地区的辽代墓葬，在90年代遭受了毁灭性的盗掘。据专家估计，该地区90%的辽代墓葬都在这一时期被洗劫一空，大量珍贵的壁画、金银器、丝织品等文物流失海外。

而在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汉代大墓同样面临“十室九空”的惨状。

事实上有报道提到，早在1989年和1990年两年间全国报告的被盗掘墓穴就达到了惊人的40000个。

1990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在1989年率领的专题调研已经为整个90年代的文物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其调查报告直指当时文物盗窃和走私犯罪的严重性，并前瞻性地提出了加强文物保护、修订法律、加大资金投入、开展国际合作等一系列建议。

那份提案手稿，可以说是对即将到来的文物浩劫的“吹哨”。

然而，其提出的问题在整个90年代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这本身就控诉了当时政策执行的乏力。

1992年时，全国曾开展过一次“打击文物走私专项行动”，该行动查获的走私文物多达1.7万件……

一次专项行动就能查获如此数量的文物，其背后未被发现的走私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同时还需要考虑到的一个历史背景是：国有企业的解体、工人阶级的解散、社会秩序的失序，在那一阶段促成了大量的“被抛弃人群”日渐聚集于“铁锈地带”，开始从事各种各样的灰色产业。

盗墓与倒卖文物，是其中“经济产能”丝毫不亚于死灰复燃的黄赌毒的“新兴行业”。

在一些文物富集区的地区，盗墓甚至一度成为底层无业游民的“致富”手段。他们利用农闲时间，或单打独斗，或结成团伙，对周边的古墓葬进行地毯式搜索。

这种风气在河南洛阳、陕西西安、山西侯马等地尤为猖獗，一度形成所谓的“盗墓村”。

围绕着重要墓葬区，90年代我国广大基层地带逐渐形成了一批有组织、有武装的盗墓集团。

他们等级森严，分工明确，集勘探、爆破、挖掘、安保于一体。而且，为了争夺地盘和对抗执法，这些团伙往往配备武器，敢于公然与执法人员对抗，导致多起文物执法人员受伤甚至牺牲的恶性事件……

1992年9月18日，河南省开封市博物馆曾发生过一起震惊中外的文物盗窃大案：以主犯武全安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精心策划潜入博物馆，成功盗走了馆藏的六十九件明清宫廷御用瓷器、玉器等国宝级文物。这批文物价值连城，据当时估算高达六亿余元人民币。

此案的恶劣之处不仅在于被盗文物的等级之高、数量之多，更在于其暴露出的博物馆安防体系的脆弱和“内鬼”问题的严重性。

案件调查一度陷入僵局，直到数年后才得以侦破。此案如同一记响亮的警钟，敲在了全国文博系统的心头，揭示了在盗掘走私狂潮之外，馆藏文物的安全同样岌岌可危。

许多被盗文物通过南方渠道在黑市上被迅速销赃，部分可能已经流出国门，追回工作极为困难。

2016年11月，谢辰生口述的《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谢老在书中指出：

破四旧对私人收藏损失较重……对故宫、颐和园、博物馆、纪念馆这些国家文博机构也有一些冲击，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破坏。没听说把馆藏文物都拿出来砸了的。现在对这个问题都得清醒一点，客观一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当时作为谢辰生老友为该书作序，序言道：

我和辰生同志相交相知已逾半个世纪。对他，我是十分尊敬和钦佩的。人们把他称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他确实当之无愧。

序言提到文革期间的文物工作，如此评价：

文物工作在那几年中确实取得了震动世界的巨大成就，包括秦兵马俑坑、马王堆汉墓、银雀山竹简、满城的金缕玉衣等等。想想当时的环境，再想想取得的辉煌成就，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第2页)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红卫兵赞》，日本友好人士清水正夫当时直言：

中国的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是革命前辈的继承人。我们亲眼看到了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保护文物古迹等国家财产，很有成绩!

改革开放近十年后，1987年时，迫于盗墓猖獗、古迹毁坏规模扩大的乱象，国务院不得不颁发坚决打击文物犯罪的通告，集中打击过一段时间，民间情况一度有所收敛。

可是到90年代再次控制不住，中国的老百姓原来本是被教育要积极保护文物的，结果在90年代挖挖挖成风……

还是根据谢辰生先生的研究：

中国流失的文物，在90年代已形成国际化一条龙经营。从盗掘到走私，直至出现在国外交易市场，常常几天之内就可完成。

文物保护防线的失灵，这么多年影响并不仅限于国内。这条防线的崩溃，直接为国际文物黑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源”——以苏富比、佳士得为代表的国际顶级拍卖行，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在90年代，这些拍卖行普遍奉行“不问来路”的潜规则，为非法流失的文物提供了一个看似合法、高端的交易平台。

他们与一些臭名昭著的文物走私贩子和古董商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拍卖程序，将盗掘来的“赃物”摇身一变，成为有明确传承记录的“艺术品”，价格也随之飙升。

早有调查揭露，苏富比等拍卖行内部甚至有员工直接参与文物走私活动……

在2014年时，以海关5%的抽查率，有的海关一天就查出千余件走私文物。

若以此类推，中国文物每年大约流失多少呢?而且连古生物化石都不能幸免——2004年以来至2014年，十年间仅上海海关就查获古生物化石走私案件12宗，查扣各类走私古生物化石193件，其中二级古生物化石18件，其他禁止出境古生物化石175件。

至于拥有十足历史价值的建筑古迹，如1912年建成的济南老火车站，包括沈阳奉天纺纱厂旧址之类的古物，哪一个躲得了资本的蹂躏、地产开发商的推土机?

进入9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全面提速，在“推倒重来”、“大拆大建”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下，文物保护往往被视为城市建设的“绊脚石”。

许多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崭新的城市面貌，对历史街区、古建筑、名人故居等文化遗存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推平方式。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数据，在近三十年间(大部分发生在90年代及之后)，全国有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其中超过一半是毁于各类建设活动。

辽宁省消失的千余处不可移动文物中，八成以上源于人为建设因素;浙江宁波在一次老城改造中，就有十九座历史建筑被夷为平地。

济南老火车站设计者费舍尔的孙女，在火车站被济南市政府强行拆毁后访华，成为后来重建的间接促因。2012年，济南市正式确认重建济南老火车站，声称“原汁原味复建”，然而济南市民并不买账……

90年代后的新千年，文物古迹保护领域的乱象更是有增无减。

2000年，全国共发生文物被盗案件42起，丢失文物269件——与1999年相比，案件数和文物丢失数分别上升了13.5%和81.8%。

同年1月至5月，全国就发生了十二起文物被盗案件，其中两起发生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果说2000年的数据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那么十年后的数据则令人震惊：一项基于刑事案件裁判文书的研究显示，2001年，与“文物”相关的刑事裁判案件仅为1宗，而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飙升至388宗。

近400倍的增长，直观地反映了进入司法程序的文物犯罪案件数量的急剧膨胀。

每每谈及文革期间的文物保护生态，有人动辄“红卫兵如何如何”……

但实际情况是，就算截止于1967年5月(当时中央专门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之前的所谓“破四旧打砸毁”，真就怪罪于红卫兵吗?

尤其，“红卫兵”这个群体，本身是铁板一块吗?

比如：1966年11月，在山东曲阜暴力砸毁孔庙大成殿的红卫兵，是“真麻子”还是“假麻子”，后世以降能够讨论吗?

谢辰生自己就有回忆：

文革初期，少数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发展到破坏文物的时候，周总理立即指示我等几位文物专家，迅速起草并颁发关于保护文物的文件，并且说服文化部的造反派联合很多群众组织发出保护文物的呼吁书。

1967年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本禹同志召集北京市所有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布置保护文物的任务。

那次会议提出发一个保护文物的倡议书，说明文物不是“四旧”，该倡议书正是谢辰生亲笔撰写。

在倡议书发表后约二十天，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文物局，要求光发倡议书还不行，需要有正式文件，要求文物局代中央起草——最终，文件也是由谢辰生起草的，起草完送上去没多久就外发。

史海翻覆，由于谢辰生、金冲及这些老一辈的文物保护专家、历史学家的不断发声，引来众多专家学者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的真实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2015年第6期的《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文物保护》一文，综述了调查研究的情况：

通过对文革中文物保护历程的考察，可知文革中文物既有遭到破坏的一面，也有得到保护的一面……文物固然遭到不小的破坏，但程度远非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惊人，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基本完整保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多得以保护。国务院和一些地方的党政系统采取一些重要措施，尽可能减少了损失。红卫兵群体本身对文物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其中不乏一些红卫兵与市民、工人共同主动保护国家文物的行为。随着1967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等文件的下发，大规模破坏文物的行为得到遏制。

《“文化大革命”中的文物保护》一文中还指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十六条》是红卫兵发起‘破四旧’运动的直接思想来源和依据，但这两个文件里所说的破除‘四旧’的概念，泛指与移风易俗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领域的批判和革命，并不等同于后来少数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换言之，两个文件强调的清除对象主要是思想观念上的，而没有直接提出要清除物质性的文化遗产。

就说1971年夏天，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故宫的慈宁宫隆重展出，展品共有1982件，旋即出现了参观热潮，吸引了各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和各国访华代表团前往参观——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都参观并赞扬了展览。

随后，“文革文物”更是实现了“走出去”，从1973年9月28日至1974年1月23日，文物展览在英国伦敦持续了将近四个月，共接待观众超七十七万人次，时任英国首相希思亲自主持开幕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亲临现场参观。

这直接粉碎了两个谣言：① 文革期间破坏文物;② 文革期间闭关锁国。

我们更是可以从事实层面细数一番：亚丑钺，唐三彩黑马，秦始皇兵马俑，东汉的铜奔马(马踏飞燕)，镶金牛首玛瑙杯，西汉的长信宫灯和刘胜金缕玉衣，东汉的牛耕画像石(陕西米脂)………

这些，哪个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

就这个金缕玉衣，正是1968年时北京军区工程兵某连在河北省满城县陵山执行国防施工任务时发现的。

当时作业面底部出现了一个直径约六十厘米的洞，具备基本文物考古知识的官兵经过简单探测，确认是古墓葬，该连党支部当即决定停止作业，禁止下洞，安排站岗保护，并迅速报告了上级，两天后消息就传到党中央，郭沫若精心挑选了十九名同志组成发掘工作队，经过四个多月奋战，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

还有兵马俑，是1974年3月29日陕西省临潼县晏寨公社西杨村的村民在搞农田水利建设打井时发现的;银雀山汉墓一号墓，是1972年4月10日山东临沂地区卫生局的建筑工人发现的

包括1972年至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与发掘，当时为配合一所医院的基建工程，考古工作者对马王堆一号、二号、三号汉墓进行了科学发掘，那次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包括千年不腐的女尸(辛追夫人)、精美绝伦的T型帛画、大量的丝织品、漆器、乐器，以及内容极为丰富的简帛文献，如《五十二病方》、《老子》甲乙本等。

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其意义是世界性的，它不仅全面展示了西汉初期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更在医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提供了无可替代的一手资料。这一发掘工作本身，也集中展示了当时中国考古科学的最高水平。

尤其放置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样一项严谨、科学、成果卓著的考古工作的顺利完成，更是彼时国家层面重视和地方专业团队努力相结合的典范。

在党的领导下，既有政治意识又有文化知识的工农阶级，恰恰是新中国发掘保护文物古迹的主力军，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恰恰是工农社会地位最高的历史阶段。

因而，那个十年内考古成绩非但不是低谷、反而是高峰，一点不难理解。

1973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后简称国家文物局)开始着手起草文物保护的规章制度。这一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保护古窑址的通知》等一系列行政性文件，针对具体领域的文物保护问题发出了明确指示。

这标志着国家文物管理机构的职能其专业化的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更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发生在次年8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国发〔1974〕78号)，为此后几十年的文物工作树立了法理基础——特别是其中明确要求“基本建设必须与文物保护工作相结合”，这一规定为在各项工程中开展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

跋

“‘文革’时期破坏文物”，这个历史谣言真的站得住脚吗?

与之相对应的问题则是：究竟哪一历史时期，才是文藏文物的浩劫?

今朝南京博物院的波诡云谲，在历史上根本就不是孤例……

还记得曾经那位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文保部主任李海涛吗?其人曾利用职务之便，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1993年至2002年)，系统性地盗窃馆藏珍贵文物达259件…

李海涛本人是文物专家，甚至发表过学术论文，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权限通过篡改文物档案、编目卡，以及用低价值赝品替换真品等方式作案——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专家治馆”和内部信任体系的毁灭性控诉，揭示了个人职业道德的沦丧足以让看似完善的制度约束形同虚设。

而且，和本次南京博物院事件事发诱因以及发酵初期呈现的某些景观类似，当年这桩李海涛案，同样并非源于内部审计或检查，而是来自一位文物专家在香港的偶然发现——这位专家在香港的拍卖会上，发现了两件疑似来自故宫的文物，并及时向国家文物局反映了情况……这是典型的“业内吹哨”，它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揭示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珍贵文物已经通过非法渠道大量流入国际市场;二是中国国内的文物管理和流失监控体系存在巨大盲区，竟然需要依靠海外市场的偶然信息才能触发调查。

还有就是地方文物部门的失职与袒护……李海涛案当年调查初期，承德市文物局的表现显示出浓郁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味道，该局起初并不承认有文物丢失，甚至为嫌疑人辩护。

最让人喷饭的调查过程中的荒诞一幕：居然让盗贼陪同调查!在国家文物局派出调查组后，作为重大嫌疑人的李海涛竟被安排全程陪同专家组进行调查——这不仅为嫌疑人销毁证据、掩盖罪行提供了便利，更赤裸裸地揭示了当时文物安全管理中对“内鬼”风险的认知是何等匮乏，内部安防流程存在致命缺陷……

这些历史教训，个人认为都足以对今天的南京博物院案件乃至日后更多有可能发生的政治性、腐败式、隐匿型文物文藏犯罪，提供某种参照与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