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3下乡六
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3下乡六

下乡与“扩大化”(六)[本章共22小节,分七次连载]
17.“扩大化”开始了
儿子,你可能知道“逼供信”这个词,你可能在电视剧里看过逼人招供的各种用刑逼供的方法。你也在《文革死亡档案》一书中了解到了打手们是怎样残酷迫害老革命家和那些冤死的小人物们的。
但是,你并不真正了解“逼供信”手段的卑鄙。我实在不愿意给你讲这些。特别是当我回忆录写到中学时代时,得知你要在网上发表我这个小人物的回忆,我更犯难不想写了,我怕这会造成坏影响,被坏人当把柄,断章取义地对我们的社会进行攻击。我还怕你公布这些给今后一些要报复人的坏人“教了一招”。
你只要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行了,那就是,使用“逼供信”的人,想给谁扣上个什么帽子,就能给谁扣上什么帽子;想叫你咬出你,谁就会被咬进去。人会像“滚雪球”一样被“扩大”进去。除非你想办法死,但又很少把你直接打死,打死就不能“咬出”别人了。打完了你又看着你,让你死也死不成。
他们先从一个人身上下手,比如从某个被关押的“四类分子”身上下手,叫你承认是“内人党”或“地下反共军”。打得你最终承认,你不承认还可以“收拾”另一个,总有挺不过的,最后承认了。
好了,既然你是“内人党”“地下反共军”,那么肯定有发展你的介绍人,是谁?你瞎说不行,得按他们的意思说。
“谁发展的你?”
“是A。”
“混蛋,你瞎说,还不老实,A怎么会发展你?给我打!”
如果你还说不出是谁。
“你有没有和B有过联系?”
被打的人才明白,咬出B才算目的,于是说:
“是B。”
“这就对了,早这么说可少挨多少打!”
如此类推,被咬进去的人越来越多,一批批被关了进去。
这样,发展和被发展的人,入党年月、地点、上下级都能按“挖”者的意愿对上号了。你这个铁的“内人党”“地下反共军”还能有错?有可查的口供呀!
在他们的逼供、引供之下,往上、往下,叫你咬出谁,准保会咬出谁,而且上下口供(即发展时间、地点……)保准都能对得上号。不然,看材料不就看出破绽来了,一眼就能分析出这是逼出的假材料了吗?
依法炮制,被逼供信抓进黑牢的人越来越多,屈打成招,材料确实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一批批人按“挖派”人意图被挖出来了。
公社、中学、医院、粮库、苗圃、供销社、铁木杜……,以及生产队,没有“内人党”和“地下反共军”的单位没有了。处处都有被“挖”出来的关进小号或大号[ 指在本单位或苗圃大院内统一关押,爷爷当年就被关在苗圃。]的人。
至于这些人是“内人党”还是“地下反共军”,或两者兼是,外面的人也不知道。直到后来这些受害者被放出来后,谁也没有兴趣去统计究竟哪些人是“地下反共军”,又有哪些人是“内人党”,两职兼有的又是谁。
至于被“逼供信”屈打成招的人是怎样受刑的,这些人本人不细讲,打他的人不细说,我也不能在这里瞎说。从断断续续的片段了解到,知道是什么“招儿”都使。
打伤后,往伤口上撒盐粒,撒土面儿。揪着头发烤脸,把人烤昏。把人头按到桌子底下一站就是一天。把人打得浑身流血然后贴上麻,过两天等血结成痂后揪住麻头把麻撕下来……。
对于女同志,他们也同样毫不手软,例如有个叫×××的护士,多次被打得死去活来,衣服被……,揪住人家的奶头打,她几次想死死不成。她正在挨打时,镇里人也已传开了她被摧残的消息,这是听在场的打手们你一句他一句地讲出来的。
应该知道的是,除了开始少数四类分子之外,后来被“挖”进去的人多数都是“文革”的一派人。
“扩大化”是怎么刮起来的,根源我不清楚。但“文革”派性的余毒作怪,使得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挖进那么多人是一个大社会背景。没有派性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被挖,打手们手早会软了下来了。因为他们自己非常清楚整个逼供、诱供的过程,肯定担心这样下去自己也跑不了被挖进去。
这事最初人们并不清楚,可自从老队长邰文儒被挖进不久,又有人放出风来说西巴大队有六十四名地下反共军、内人党。
六十四名?这不正是生产队“联委”一派的人数吗?人们才如梦方醒,更知道被挖进去的人是无辜的受害者了,而最初的打地富是“杀鸡给猴看”,人们当时是这样猜测的。
到了后一阶段,被挖进去的人咬出了更多的人,不全是一派了。而你要逐一“诱供”“上下级对号”,“诱供”改口供,说没发展先承认的那个人,那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果再挖下去,打手们,挖派自己也保不住了,因为很多人都承认发展了你[ 这里指挖派中的某个人。]。要知道当时还有外地派来一批一批的“挖派”呢,你想再保也不一定保得成,你的同行也保不住你了,到后来还真的抓进了一些挖派的人。
我这里只用了一个打字,其实残忍的各种手法多了。“打”是最简单最初级的了,什么钢筋铁骨的硬汉,这招不行来那招,又不让你死,非“收拾”出个“满意的口供”不罢休。越是骨头硬的,被打得越凶。
父亲就是典型的一个。他在绝望之时叫我三弟在给他送饭时偷偷带回一张纸条:“儿子,你说什么也不能待在内蒙古了,要赶快回河南老家!”
这是他费尽了很多周折,观察到看守中也有好一点的人,让有良心的人给我们捎出的信。这不是绝望到底的遗书吗?他想死,可是他死不成,时时有人看守着呢,尤其是他这样的“重点人物”。
18.我的家被抄了
即使我百分之百地相信父亲是个老革命,但他在刚被“挖”进去是怎么被“整治”的,我也根本想不到。这都是被打成“内人党”的人放出来以后才知道的。
父亲被关的近半年里,他的工资停发了。我和二弟照常去队里打场出工,只是从看守的民兵口中断断续续地、隐隐约约地听到了里边人怎么被打的一些消息传到了外边人的耳中。
母亲上火病倒了,给父亲往黑屋里送饭是十二岁的三弟的活儿。父亲被抓进去之初是在本单位挨打,以后就移送到了全公社关重点人物的苗圃,被打得更厉害的了。
就在这段时间,有一天我收工回家后,发现家被抄了。
来抄家的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孙××,带几个民兵来翻“黑材料”,把咱家的下屋[ 指仓房,当时爸爸家的仓房是用秫秆夹的墙,里外抹上泥。]用二齿钩给刨了。我回来一看气得要杀人,但理智很快战胜了自己的冲动。你单枪匹马不是去送死吗?只会多搭进去一个。
“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还在我头脑中支配着我,我忍住了。
问了母亲之后,我知道他们翻了家中存放书籍的木箱子,拿走了父亲当兵时的几本日记。
我心中想,这样更好,你们看看日记,就更知道我父亲在解放军部队里的每一天了。父亲的日记我翻过,他只读了三年书,日记写的是几月几号,天气阴晴,他与战士们开什么会,进行了什么操练,某某战士有了矛盾,他们领导怎么批评或帮助解决等等。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纯是几本部队生活的流水账。
孙××在正月中下旬生产队宣传队到公社文艺演出时,我曾见到过他。我抓住这个东西要打他,可是只把他的帽子抓了下来就被宣传队的同志们劝开了。他也没敢回敬一句话,灰溜溜地连节目都没敢看就离开了会场。这时“扩大化”已经不再扩大了,但我父亲这样的“重点对象”还有十来人,大都是干部,还没有被放出来[ 描述到这里大家以为这个孙××是个坏人吧?但补充一个故事,就是后来组织在讨论爸爸入党事宜的时候,他第一个举手同意,并且说:“我愿意做他的介绍人!”他也确实是爸爸的入党介绍人。]。
19.最难的日子
最黑暗的日子是父亲被抓进去的近半年的时间中前两个多月,即11月初到次年1月末。那时,正在陆陆续续地向里抓人,里外消息又不通,人心一片恐惧。
我相信父亲是无辜的,他本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内人党”。
但街里大字块有一次(只一次)竟写出了“打倒地下反共军的黑司令、内人党特务,小头目王××”,这是多么可恶又可笑的逻辑!
过去抓那四个真的地下反共军时父亲是参与过,也亲自审判过。因为我知道他是公审干部,还抓过杀人犯。而今天他却成了这些人的黑司令!
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当过侦察兵的排长,今天却成了“内人党特务”。这种压抑感使全家人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但我又不能和这些“挖派”硬拼,那样做我只有死路一条,我一死,这个家就全完了。这个九口之家还要靠我来支撑下去。况且我又找不到真正的元凶,不知道这股“扩大化”风从何处刮起,根源是什么。
我把我的处境写信告诉了我的舅舅[ 在西安工作。]和我的大姑父[ 在北京南口的8321部队,与爷爷同时代当兵,转业后回了老家河南。]。
连续几个月,父亲不开工资了,多亏有了我下乡在生产队,吃粮还有,但手中没有一分钱。我与全家艰难地支撑着。
大姑父、舅舅二人都回了信,叫我一定要挺住,别做傻事,叫我设法转告父亲“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他们还分别给我寄来了三十元钱,叫我暂渡难关。
姑夫、舅舅的来信与汇款给了我咬牙支撑下去的决心。我一天熬一天地过着,盼着太阳早日出来。
又过了些日子,生产队长邰××也被抓进去了。他是当地的蒙古族,又不识字,是个地地道道的、公认的老实农民。他的被关进一步引起了许多社员的怀疑和不满,因此社员们敢和我说话了,又和平时一样对待我了。我的心在群众的关爱下多少有了些温暖,我相信天快要到晴的日子了,更使我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毛主席的话没有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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