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第二个寒假

1，伸手要钱真难堪

说到庞家的事情，话题一下扯远了。还是回头再说自己吧。

在外蹭饭仅可充饥解馋，但既不能久“蹭”常“蹭”，更不会缓解实质性的经济危机。我终于坚持不住，只得向家里开口了。

自从1970年9月参加工作当养路工以来，已经四年多了，我这是第一次伸手向父母要钱。

1974年11月17日，星期日。

转眼上课一周了，似乎又进入了正轨。

上午下雨。下午去寄了给家里的帽子。经济目前十分危机，不得不向家里求援。下午去庞为平家。后来又去海校沈鹤鸣处。

一周来，嘴里的毛病总也控制不住，真让人烦恼，因此根本没心思写日记了。俗话说“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可我现在是没钱而有病，真可算是倒透了霉。

1974年11月25日，星期一。

今天上午上了一节课就去看病，嘴里又开始“泛滥”了，四处“开花”，弄得心神不宁。

下午去庞为平家，正好常维琦也来了，阿姨非要让吃饭，结果又吃了一顿饺子。真有些不好意思，老吃就有些过意不去了。常维琦明天去上海出差。

在庞为平家里看到一本内部出版的苏联现代小说《多雪的冬天》，囫囵吞枣地看了一遍。写得很有趣，看后有许多联想。

最近学校里也有些乱。机械专业去戚墅堰的事若不解决，恐怕又要罢课;前几天机车系与罐头厂因地盘问题打架，连汽车都抢回来了;星期六晚上新生一个女生在红楼遭人“袭击”……真有些乱七八糟了。

今天接到家里汇款单，经济总算有些和缓了。但时到如今又要靠家里接济，也真有些说不过去。

1974年11月27日，星期三。

中午庞为平送来一张高压锅票，下午就买来了。心中很感激，因为他们家也需要，却让给了我。

这两天病情飞速发展，今天又开始发烧，打青霉素。区区小病竟闹得坐卧不宁，折腾了这么长时间，真令人哭笑不得。

1974年12月4日，星期三。

经过了长达十余天的磨难，嘴里的炎变看样子快过去了。唉唉，真想不到这点毛病这么讨厌。一直还在担心不要再重复一次、几次……那可真受不了啦!

想想又觉无事可记。这几天生病打针，耽误了几节课，到现在拼命也追不上，要命。

前天寒潮来临，气温骤降，昨天达到了顶峰，今天又回返了，也算一件大事吧，记一记。

哦，还有一件“大事”，几乎忘了记。11月19日晚9时29分开始月全食，没兴趣，8点多就钻被窝了;不料9时半许，全楼突然大吵大闹起来，不知何故。后听走廊里人们纷纷兴奋地乱跑，激昂地大叫“天狗吃月亮啦!”才明白。大学生们敲着脸盆，吵吵嚷嚷地观赏着这一奇景，我就在这一片混乱中入睡了。

另外前几天又给“模范团员”授奖，又得了一张奖状，一个日记本。

1974年12月13日，星期五。

前天下午下课后，班长老艾讲一件事：新修改的教学计划让马上讨论，因为下午就要报上去。这简直是开玩笑!制订教学计划这样的大事，根本没有工农兵学员参加，这说明这些平时把我们捧上了天的人们心目中究竟有没有丝毫工农兵学员的地位。这已是第五次修改了，原因是上级又命令将我们毕业的时间提前3个月，即于1976年9月毕业。于是就急急忙忙地修改，而且要我们在10分钟的时间里就讨论完毕!我非常气氛，坚决反对。但大多数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也真没办法。当前的教育革命，在我院已成了空话，主要是领导造成的。目前5个党委常委，一下“病”倒3个，剩下两个也是毫无工作能力，连维持现状都难办到，更不用说前进了。

1974年12月19日，星期四。

下午到庞为平家去拿高压锅，看到于明政的来信。这真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抒情散文。他谈到他已找了一个对象，而且十分满意，用了最热情的语言去歌颂她。但正是这热烈的歌颂让我担心。

日记里写了很多事情，只选几件说说。

收到我的求援信，父母当即寄钱来了。大概是考虑到我的自尊，说是让代买些东西。他们以为像高压锅之类的紧俏用品肯定是买不到的，只是借故多给我些钱而已。没想到庞为平帮我搞到了专用的票卷，马上就买到了。

说也奇怪，手里有了钱，病也很快好了。虽说不是什么要命的大病，却来来去去折腾了将近两个月，搞得我筋疲力尽，由此得到一个深刻的感受：有钱没病的日子才是真幸福!

1974年前期，由于搞“运动”耽误了不少时间，接下来需要加快进度，基础课、专业课同步开展，学习压力陡然加大。对我来说，文化补习阶段的轻松状态已经荡然无存，面对大量的新知识，必须全力以赴，稍有懈怠，就难免落后了。

我们的教学计划再次修改，学制终于正式缩短为三年。我在日记中所说的“坚决反对”，只是针对校方那种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至于缩短学制，倒是相当赞成的。即使仅仅从经济状况考虑，我也希望赶紧重新工作挣工资。长到这么大，还要向家里伸手要钱，真是太丢脸了。一想到前面还有将近两年的漫长时间，不知要消耗多少钱财，真是相当恐怖。

我真佩服那些家境贫寒的同学。他们既没有机会像我这样能得到朋友的接济，也无法指望家庭的资助，全靠学校那每月至多4元、少则2元的微薄补贴，要坚持完成如此漫长的学业，得具备多么坚强的毅力和决心啊!相比之下，我这点小穷酸、小抱怨，未免显得有些猥琐了。

日记里所提到的常维琦、于明政，连同庞为平，都是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都是要好的朋友。常维琦是蒙古族，运气比较好，庞为平还在家里“待业”呢，他却不仅已经工作，还有机会出差了。于明政初中毕业后考取了船舶学校，居然歪打正着，没像庞为平那样下乡插队，而是分配到葫芦岛工作。这些年我们大多历经坎坷处于动荡状态，他倒始终保持稳定，而且已经开始谈恋爱找对象了。看他深陷于柔情蜜意之中的幸福模样，难免让人忌妒。据说他那里是一个核潜艇基地，属于保密单位。作为朋友，我们不禁为他担心，不知他的工作单位是否有“核泄露”，会不会影响健康，在那里结婚成家，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其实我们都是瞎操心，热恋中的于明政才不会理睬这些呢。

1974年12月23日，星期一。

新鲜事真是“穷出不尽”。

上星期五突然通知，本周开始基建劳动两周。因事先未打招呼，一切计划全打乱了，师生很有意见，二班全体要罢工。我考虑房子是必须要盖的，罢工只会影响国家，不干不行。但意见还是应当提的。

星期六晚开会近10时，讨论半天也无结果，最后定为星期一先不干，让党委成员来听意见。

今天按此行事。白天无事，晚上开会，提了半天意见全是空谈。谷光参加了会，做了一番检讨，最后决定明天还干。

9时散会，干部们又留下开会讨论，发言甚为无聊。开了不一会儿，因夏明亮发言一句不对，老梁突然大打出手，一时间骂街的、打架的、劝解的、发呆的，乱作一团，简直气死一台戏。我见此情景，干脆开小差了。

1974年12月25日，星期三。

昨天小D回家，托她带回高压锅、药、虾干及果酱3瓶。今天下午沈鹤鸣来了，他定于28日回无锡，又托他带苞米面。27日去海校，再让他带几斤苹果。

我们学校里依然麻烦不断。好不容易上了一段时间正经课，又要参加劳动搞基建。除了“文斗”就是“武斗”，不是闹罢课就是要“罢工”，校领导无能为力，根本无法控制局势。眼看寒假快要到了，有些人提前离校探亲。我那无锡“老乡”小D马上要走，海校的沈鹤鸣也要回家过年，我分别让他们给家里带了些东西。忙碌之间，这一年就匆匆结束了。

2，家里有事

1975年的春节相当晚，是2月11日，所以放假也推迟了。许多同学等不及，提前走了。

我本打算按期动身的，但元旦刚过，突然接到家里来信，说是父亲已经从干校回到无锡，家里有事需要商量，希望我早些回去。

1975年元月5日，星期日。

前天接家中信，希望我能早些回家。昨天去请假，但许指导员居然拖拖拉拉，非常可气。今天早晨起大早去买船票，不料长山号明日“另有任务”，不售票。没办法，在街上吃了饭，又遛了半天腿，等到天亮到了庞为平家。买了些苹果，又到肖羽家托买船票。正巧他母亲也去上海，估计船票不成问题。

中午吃了饭回来。8日准备无论如何也要动身。

1975年元月10日上午8时，天气晴。

8日上午，按预定计划办完所有杂事，时间比较紧张，一直忙到中午，再吃完最后一顿高粱米饭，就在许多同学欢送下，浩浩荡荡上了无轨电车。

船票是前一天晚上去肖羽家里取来的。

庞为平在码头等我。肖羽的母亲在2时多才来。因上船人太多，等到2时40分才进港。我的行李是两个手提包、一个纸箱。又帮她拿一个纸箱，充其量只有六七十斤，在以前是毫不费力的，不料却把我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淋。

我买的四等舱票，运气挺好，是小房间。舱里已有几个人。两个是兄妹去上海探亲，一个是宁波出差的，一个似乎是上海工人，另一个是大连探亲后归队的海军。不一会又来了一对上海夫妇，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样全舱8个人就到齐了。

3时正，汽笛长鸣，小拖轮拖着庞大的长征号从前边停泊的长锦号尾部擦过，转过身来，长征号笛声连鸣，向防波堤外驶去，不久就把大连港抛在了后面。

这次旅行比较顺利。本来最头痛的问题是买船票，却很顺利地解决了。乘坐的仍是长征号客轮，途中风平浪静，我居然毫无晕船的感觉。只是旅途所用的时间比较长。8日上午启航，9日晚上已经到了长江口外，但是由于没有泊位，只能抛锚停泊。10日早上8时20分左右，轮船起锚开行;11时许，船头顶着泊在岸边的长山号轮船的屁股开始靠码头。到12时左右才得下船。

我在码头与肖羽妈妈分手，独自前往火车站购票。日暮时分，终于抵达无锡家中。

这次突然招我回家，果然是有重要事情。部里准备给我父亲安排工作了，具体的去向是吉林一家大型化工企业。由于“文革”初期父亲便被打倒，已经被“闲置”了将近十年，倒是很想赶紧开始新的工作，但是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现在政治形势很不稳定，听说吉林那个单位的情况很复杂，还是沉住气等一等，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不要一着急又稀里糊涂地冲到风口浪尖上。

父亲征询我的意见，我觉得母亲说得有道理。

尽管不久之后传来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以及四届人大相继召开、还有邓小平复出的消息，父亲难免一时心动，但终于决定“沉住气等一等”。

后来的结果证实，在这件事情上母亲确实英明。随后的两年，中国再次经历了风浪骤起的险恶政治动荡，许多人在最后时刻重新遭遇祸殃。至于吉林那个企业，也确属难治之地，代替父亲前去赴任的那位领导，由于过度劳累而病死在岗位上，尽管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就个人命运而言，应算悲剧。不能不说，父亲在关键时刻退了一步，在不知不觉中避过了各种可能发生的劫难，真是莫大的幸事!

1975年元月19日，星期日。

回家这许多日未记。恰近几日大事不断，必须要记了。

昨晨广播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研究了有关四届人大的问题，并提邓小平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预料不久即可听到四大消息。果然，晚上8时收听广播，觉广播员声调格外高亢，真是四大召开了。

这是林×死后三年来头一件大事，真可谓盼望已久。该大会13日至17日在京举行，但不知为何如此保密。

昨晚广播选举了国家各级领导成员。

今晚又广播了宪法及张春桥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预计还将广播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要待明日了。

几年来，人们极其盼望四届人大召开，真可谓望眼欲穿。今天终于开了。但许多人总认为四届人大一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如工资、工作级别、住房……其实可笑，四届人大不过是个开头，该做的事还多着呢!

李富春追悼会前日举行，享年75岁。又一个老革命前辈去世了。

十届二中全会是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秘密召开的，那三天我恰好在长征号轮船上。四届人大则是1月13日至17日秘密召开的，有许多新动向值得关注，比如修改了《宪法》，正式决定不设国家主席，还调整和重设了部分部委。一个国家居然没有国家主席，难免让人奇怪，不过反正有伟大领袖做主，这也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国务院部分部委的调整却和我们大有关系，因为铁道部又从交通部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政府部门了。

铁道部是1970年6月被并入交通部的，三个月后，我入路当了养路工，一直到进入大学，都是属于交通部的职工。如今铁道部独立了，我们学校也应当重归铁道部领导。我原本就来自铁路，应是名正言顺的归宿;但是对于金文华他们来自造船厂等交通部企业的人来说，却是改换了门庭，不知在将来毕业分配的时候是否会有影响。

至于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的重新出现，似乎预示着中央开始重视经济建设了，所以难怪许多人充满了各种带有明显利益诉求的幻想。

3，“流浪”的春节

这个寒假过得既松散又紧张。

日子松散，是因为除了干家务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我便集中精力自学高等数学。这学期因病耽误了好几节课，加上提前回家，生怕落后太多跟不上，必须抓紧补习。好在数学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做题自有乐趣，一个寒假下来，我觉得应当比学校的进度还超前了一些呢。

生活紧张，则是因为家里总有客人来访，常要陪同接待。我母亲在干校的时候长期压抑寂寞，一回老家终于得到了释放，来无锡的一年间，与许多亲戚、朋友及老战友恢复了联系。这下子可不得了，家里成了招待所，几乎天天都有人来。亲戚托办事情、朋友热情探望、老战友私谈政局……若仅仅是喝茶聊天也还罢了，有时还要管饭，外地来的还要留宿。当然我母亲也不闲着，经常出去串门，结果引来更多的客人。如此状况，连乐于交际的母亲也招架不住了，别的不说，仅粮票就是个严重问题。当然，吃饭是礼尚往来的事情，请别人吃饭，别人也会请吃饭，从理论上说应当收支相抵。问题是被请了的人总要回请，回请之后又要再请，如此没完没了，竟成了沉重的负担。

春节将至，交际更多，为了逃避应酬，我母亲采取了一个笨办法：索性躲开。于是我们全家都成了“年关躲债的杨白劳”，每天带足干粮和水，早早出门，晚上天黑方归。如此倒是把无锡市里的景点都顺便游览了一遍，像梅园、蠡园、鼋头渚，锡山、惠山、寄畅园，几乎游尽了每个角落。最远处还去过马山，当时那里仍是太湖当中的一座孤岛，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保持着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样子。马山是当年太湖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曾遭到日寇的多次扫荡，自然留有母亲的许多回忆，我们等于是在实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呢。

1975年2月12日，我们全家渡越太湖去马山“避客”。 时为农历大年初二，马山的渡轮码头冷冷清清。

我母亲原是想去马山寻访一位熟人的。他叫尤子建，是马山当地人，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曾在大连港务局担任领导职务;“文革”中受到冲击，被迫返回老家无锡，在马山盖了房子，看来打算就此终老了。没想到的是，当地虽是偏僻的农村，也怕受这个背景不明的“走资派”连累，所以他的房子不在村里，而是盖在远处一个小山包上。

不巧的是，我们辛辛苦苦去了马山，却吃了闭门羹，不知他们全家是否也和我们一样，为了避客而出去游逛了。看那孤零零的简陋小屋，真让人满心凄凉，一个“老革命”居然落魄到如此境地，实在荒唐!

我们还去乡下寻访过一位名叫芮寿根的老汉。他那几间破房，在水田中间一片稀疏的林木里，是名副其实的“家徒四壁”，唯一可算作“财产”的物品，大概就是一顶积满尘灰和蛛网的蚊帐了。看到我们，老汉异常兴奋，母亲也很兴奋，特地请他到镇上的小饭馆吃了顿饭。

吃饭的时候，父亲给我们讲了个“一变二”的故事。

当年，芮寿根是忠诚可靠的基本群众，他家是革命同志经常的落脚点。一次母亲外出执行任务，途中突然遭遇鬼子的巡逻队，急忙之间逃到芮寿根家，可那房子根本藏不住人。芮寿根急中生智，从灶膛里扯了根烧焦的柴棍，把门楣上墨笔写的“一”字上面添了一划，变成了“二”。说话间鬼子就来了，看见屋里屋外假装忙活的芮寿根和我母亲，没发现什么异常，掉头就走了。

这是母亲的历险故事之一。关键的节点就在那个“一字”上面。原来那是鬼子例行下乡时用墨笔做的记号，证明这户居民家里只有一个人。芮寿根改成了“二”之后，鬼子以为两个人是一对夫妻，自然没有产生疑心。看来那些鬼子也真够粗心的，只要仔细看看，不难发现笔道的差异。只能说我母亲命大运气好，轻易逃过一劫。

恢复联系以后，母亲每次到乡下去，都要请芮寿根到镇上吃顿饭。最后一次带我们去，是1986年春节后，那房子更破，蚊帐更烂了。芮寿根说，这些年已经极少有人来了，很是寂寞;他想在房子前面立块牌子，上写“抗日战争革命同志常来常往”。他还说：明年是他八十大寿，大家一定要来!

不料第二年他居然去世了。据说是因为忙碌张罗过寿的事情，过度兴奋劳累，结果乐极生悲。

芮寿根一生未曾婚娶，倒与我母亲有过一瞬的假夫妻之缘，是特殊年代的特殊故事，母亲经常感叹不已呢!

1986年2月，我所画的芮寿根的破房，附言写道：“无锡芮寿根老人的农居──抗战时为我游击队基本群众，那时常有革命同志在此来往，而如今门庭冷落，唯屋舍仍存旧貌。寿根老人欲立牌说明：‘抗日战争革命同志常来常往。’”

4，一封不该发出的信

话题一下子扯远了，还是回到1975年那个春节吧。

由于我随全家陷于持久的“逃难”，也难免冷落了自己的客人。有些外地同学想来无锡玩玩，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唯有那位“老乡”小D，因为住得太近，实在无法回避，即便我不断在外面“流浪”，总还有在家的时候，所以她是我最经常的客人。说来她为人处事挺大方，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只是带我认识了几个无锡籍的同学，希望大家相互多走动走动。

不过，由于她来得勤，不仅家里人觉得我俩之间有些特殊的“关系”，就连邻居也以为这个总是打扮得很鲜艳的姑娘是我母亲未来的“儿媳妇”呢。对此我真是哭笑不得。其实我能觉察她明显对我怀有好感，只是不敢大胆表示;可惜我仅把她当作普通朋友，而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感觉。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缺乏“缘分”吧。我倒很感谢她始终没有尝试捅破这张“窗户纸”，避免了尴尬，保持了友谊。

实际上，那段时间，我正因为一段心事而十分苦恼呢。这无异于另一种病，一场持续长久难以摆脱的心病。

1975年2月5日，星期三。

今天2月5日，6年前去陕西插队的日子，真是难忘。从那时起我们就离开了学校，走上了社会。当时可做梦也没想到6年后竟还会回到学校里来。今天想到这些，不知该是喜是悲。

昨晚写了最后一封给H的信，来彻底结束这段交往，就算作对我走上社会的日子做个纪念吧。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有的也许有机会补救，有的也许成为永久的遗憾。无论补救还是遗憾，后悔都已经是无用的了。

我在2月4日所写的那封信，就属于无法补救的事情。如果事前我知道，几乎与我写信的同时，这封信将要寄去的地方突然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写那封信，更不会急急忙忙地在第二天就寄出。

无锡消息闭塞，我是在又过了两天之后才看到那条迟到的消息。

1975年2月7日，星期五。

今天看到6日报纸，头版一条消息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营口、海城一带发生7.3级强烈地震，震中北纬40.6度，东经122.8度。真吃了一惊，真想不到我写那封信的同时他们那儿正在发生地震呢，真替他们担心!这个春节过得上过不上且不说，还不知有多少人在这次灾难中丧命呢!现在他们活着的人大概正在紧张地投入抗灾工作中去了。不禁心急如火，想飞去看看!

这次地震，后来被称为“海城大地震”。说实话，当时我并不知道海城在什么地方，而“营口”二字则让我心头一紧。赶紧找来全国地图册查看，那震中的位置，距营口仅有六十来公里。

我在地震当天晚上所写的那封信，恰恰是寄往营口的。

那里，正有让我担心的“他们”。

而“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她，就是将要收到我那封信的人。

我多么希望，她还幸运地活着，而且永远也不要收到那封信啊!

1975年2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头所配的“最高指示”，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头版一共四个内容。头条新闻，是“临西县大批妇女走上领导岗位”;左下角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参加阶级斗争”;右下角是“张春桥同志会见并宴请挪威工人**(马列)代表团”;地震的消息仅占头版右面不起眼的一窄条，大字标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怀灾区人民”，小字标题才是“我国辽宁省南部地区营口、海城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2月4日的地震，直到2月6日才报道，而且放在如此位置，可见不管发生了什么大事，政治永远是列为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