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卓木碉蹦出个“新中央”？
大举南下之前，张国焘亮出了分裂的旗帜。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脚木足乡白莎村）白莎喇嘛庙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余天云、曾传六、李特、黄超、方强、刘志坚等五六十名军以上干部与会，史称“卓木碉会议”或“松岗会议”。[1]张国焘再次对“毛周张博”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进行了批判，并宣布：这样的中央不堪担负中国革命之大任，发动与会者对中央“向北逃跑”再次进行声讨。张国焘还进一步地提出：应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成立新的“临时中央”，并宣布了名单。
这次会议的发言记录迄今没有公布，我们只能根据与会者们有限的回忆文字来作研判。
徐向前的回忆是这样的：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2]
张国焘指定发言的这位“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是指红九军团的一位首长。红九军团在长征中经常担任离开主力担负后卫或掩护的任务，对长征以来的军委指挥有很多意见，四渡赤水再过乌江时又因经历了“过河拆桥事件”[3]而郁结了很多怨气，更没有分清遵义会议前后实际领导人的区别（红九军团是遵义会议决议传达最晚的一支部队），所以对中央发了一顿牢骚吐出了一些怨气……
这就把与会的大多数人的情绪给煽乎了起来。
作为后人，我们也不难想象会议一边倒的气氛：在没有其他渠道信息参照的情况下，突然得闻大家从通南巴千里转战兴高彩烈迎来的中央竟然不吭一声儿就抛下这恁大一支队伍扬长而去了，但凡是还有三分土性子的泥人儿大概都会生出一肚子忿忿然来！至于个中曲折缘由，当时知晓的人儿不多也没多少人儿想着要去知晓，再加上“打倒成都吃大米”这类对通南巴子弟们有着不言而喻诱惑力号召力的口号，“张主席”给“毛、周、张、博”扣上的那顶“右倾逃跑”的帽子，基本上也就成了大多数与会者们的共识！与此前在阿坝格尔登寺召开的那个“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一样，会场上就是一片对“毛周张博”的愤怒声讨之声……
这把火一点着，张国焘就逼朱德总司令表态：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4]
因为此间得到的信息都是被歪曲和过滤过的，朱总司令没法过多言及关于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是是非非，只能站在大局的角度强调“团结”，这样的“稀泥”当然难以平复已被忽悠了的不少与会者们的情绪。然而朱总司令对两个关键问题仍然很坚持而且很明确：一、北上决议我是举过手的，不能反对，我永远不会做墙头草。二、过去人们都把朱毛当成一个人，朱怎么能反毛？你们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5]
徐向前回忆道：
……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高峰。[6]
张国焘拟定的“组织决议”是这样的——
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二、以任弼时、陈铁铮、陈绍禹、项英、陈云、曾洪易、朱阿根、关向应、李立三、夏曦、朱德、张国焘、周纯全、陈昌浩、徐向前、陈毅、李先念、何畏、傅钟、何长工、李维汉、曾传六、王树声、周光坦、黄苏、彭德怀、徐彦刚、吴志明、肖克、王震、李卓然、罗炳辉、吴焕先、高敬亭、曾山、刘英、郑义斋、林彪组织中央委员会。
三、以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组织中央政治局，以何长工、傅钟为后补委员。
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织中央书记处。
五、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7]
需要说明的是，张国焘拟定这个名单中，不少人都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委员”的。如在“北出陕甘”队伍中的彭德怀、林彪、黄甦、李维汉；在南方游击区坚持斗争的项英、陈毅、曾山、高敬亭、刘英；率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坚持斗争的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已于当年8月下旬牺牲的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已于当年9月间在江西牺牲的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正在苏联的陈绍禹、陈云、陈铁铮；已经叛变或脱党的曾洪易、朱阿根等。
还有坚持“北出陕甘”方针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董振堂军团长——甚至还包括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委员”。年后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经过调查了解，对被“被委员”过的傅钟说：“那个名单全是张国焘和黄超搞的，事是他定的，人也是他定的，责任全在张国焘，你们没有任何责任。”[8]
在《我的回忆》中，“张主席”把这档事儿一古脑地挂在了“与会者”们的账上：
在讨论中，到会者一致判定毛等此次分裂行动，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行动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其中最愤慨的言论，直指这是阴谋诡计、自私的、不名誉的、不道德的、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多数则表示不愿再承认这个失去信用的原有中央。[9]
那么究竟是谁在会上提出另立中央的？这个问题张国焘没法回避。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有着宗法传统的社会，底层群众在家庭、家族乃至团队或利益共同体的内部都是以尊长为道统的，在**队伍的日常教育中，“共产国际”和“党中央”那就是至高神圣至高权威，“取党中央而代之”这种主意可不比前些日子跟党中央撤着娇耍着赖为“张主席”要官当，这么着可直接就是“犯上作乱”，要逆天的！大多数底层社会淳朴劳动者出身的红军将领们，好多还在“未成年人”时期就加入革命队伍这个大家庭，你就是打破他们的脑袋，他们也很难冒出这种主意敲出这种算盘来！
《我的回忆》中羞羞答答谈到了张氏“首倡版权”，然后一步跨到了“会议决议”：
我的发言除了一些重要经历外，又着重指出：任何团体都可能积累—些错误，一时显得黑暗，但我们自信有方法纠正过来。我们将不因毛等的分裂行动而稍有气馁。我们将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更有信心地奋斗。一、四两方面军的同志们，将团结更紧，争取军事胜利。一侯适当时机到来，我们将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扩大会议，改组中央。目前，同志们应团结在这个高级干部会议的周围，信任总司令部的领导，暂不接受原有中央的命令。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候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正式中央。[10]
是当事人也是见证者的徐向前对张国焘这个说辞嗤之以鼻：
这次会议，明显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所谓“决议”，并未经郑重讨论，不过是一哄而起罢了。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拥护吧，没有多少道理，原来就有党中央，这边又成立一个，算什么名堂？反对吧，自己有些事还没想清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水平，头一回遇上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左右为难，只好持沉默态度。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我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张国焘呢？大言不惭地以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的事例为自己辩解，根本听不进我的劝告。
分裂不得人心。大敌当前，党的团结和红军的团结，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迫切要求所在。张国焘愈是公开制造分裂，煽动分裂，广大指战员就愈加渴望团结，珍视团结。红四方面军的不少同志，脑子里都打了问号：“这样做对吗？”“符合党章要求吗？”“有利于一致对敌吗？”他们虽然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但对“张主席”的盲目崇拜心理，开始怀疑动摇，窃窃私议之风，不可遏止。[11]
笔者认为，徐向前这段回忆文字采信度相当高，“另立中央”这事儿的确弄得当时“张主席”的附和者们心中都心中忐忑七上八下——包括陈昌浩。如果卓木碉会议仅限于“反对右倾逃跑”这个议题的话，那么就算是有朱德绝不附和，以及徐向前等少数红四方面军干部沉寂低调，“张主席”对中央“右倾逃跑”的“斗争”也照样会赢得大多数与会者们支持与拥戴。
然而利令智昏的“张主席”在此间却下出了臭得不能再臭的一招棋。
一哄而起的与会者们脱离了这个环境肯定也会有冷静思衬之时，会上高调完了会后却不一定不在心里犯嘀咕——甚至私下里还有悄悄地议论：这么着能成么？党代会没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没有，这就自己弄了个“中央”出来？还要“通揖”中央领导？这算怎么档子事儿哩？……
当时的基层小干部秦忠的回忆可以与总指挥徐向前所言相互印证：
这另立中央的事很突然，基层连队对此事不很清楚，可军、师干部及军、师直属部门都知道了这一情况。我们师长和政委不理解，我们师交通队也深感迷惑。
有人说：“成立两个中央，我们怎么办？我们队是不是也要成立两个党支部？”
许多事情我搞不懂，就去问易良品副师长。易副师长整天闷闷不吭气，问急了，蹦出一句：“我也不知道。”
数年后，在延安整风时，我才弄清楚，原来是张国焘私欲膨胀，野心勃勃，自恃兵强马壮，企图揽握中央大权。他闹独立，搞分裂，一步一步地实行他的反党四步曲：在两河口伸手要权，在毛儿盖同中央分庭抗礼，在草地企图用武力要挟中央就范，在卓木碉自立中央。他奸心毕露的叛党行径，终于暴露无遗。[12]
然而，彼年彼日彼时，卓木碉会议至少是在形式上统一了南下红军的认识和行动。
10月7日，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下达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战役纲领为：“我军主力采取秘密迅雷的手段，分由观音铁桥及党坝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跟即分取丹巴、懋功，以作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策源地。另以一部牵制并扼止鹧鸪山、马塘、梭磨、梦笔山一带之敌，以使主力得以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略取目的地。”[13]
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主峰，接近了他们远征的目的地。
注释
[1]《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第225～第226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但刘伯承回忆说这次会议他没有与会，只是会后听朱总司令谈了情况（《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3]1935年4月初红九军团因担任牵制和掩护任务，赶到乌江时超过了预定时限，浮桥已被干部团拆除，虽然朱总司令督令重架，但因敌人已接近渡口，时间也来不及了，中革军委遂令红九军团留在乌江北岸配合主力行动。此后，红九军团直到5月中旬在四川的礼州才与主力会合。
[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7～第30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5]《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第226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7]《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组织决议（1935年10月5日于卓木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西北局的光荣使命（1997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第7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74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10]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75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1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8～第30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2]《走出烽火硝烟——秦忠回忆录》第21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3]《绥丹崇懋战役计划（1935年10月7日于卓木碉）》，《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9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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