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啥不结婚？
1953年的一个早晨，华北山区，两个农村姑娘既兴奋又忐忑地走在去往区公所的路上。前几天村里一个识字的大姐跟她们讲了一个新闻，说国家颁布了新法律，准许女人自己去离婚。在让大姐对着报纸逐字逐句解释了几遍后，两个姑娘高兴地不行，但又有些焦虑，两人私下里商量了两天，最后还是谁也没通知，趁着大早小跑了好几里路赶往区公所，想着等一会上班再问问政府是不是真有这回事。
这两个姑娘都是童养媳，其中一个姓闫，她这年刚满18岁，是我的外婆。
后来的事就顺理成章了，当天她们俩就办了离婚手续，然后很快离开了从十二三岁就嫁过去的夫家。没过几个月，她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外公。直到前几年去世，两人一起平静地度过了六十多年。
这部改变了我外婆命运的法律，就是1950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我提起外婆离婚的事情并不是想由此陈述新中国妇女解放史，也不是要总结我国婚姻法的变迁。很多up主已经做了不少相关的工作。我是稍大一点才从母亲口中得知外婆早年的离婚故事，这大概是这辈子让我印象最深的离婚了，我从不曾设想一个农村的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太太，曾经主动地发起过这样改变自己命运的事情，她早年的离婚，让我重新开始思考婚姻这个司空见惯的概念，或者也可以说一种制度。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个大点的话题，我们来聊聊当前的婚姻制度。
80后90后应该算是最能体会婚姻变迁的一代人，大部分人小的时候能感知到的还都是稳定牢固的婚姻（除了东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青年男女主动不结婚的几乎没有，身边离婚的例子也很少。同时还多少听说过旧社会的包办婚姻，如果是北方农村出身的，也许还见过从外省买来妇女结婚的事。随着年岁渐长，这一代人开始见识到逐渐增多的离婚，开始有人主动不结婚。等自己到了婚嫁的年纪，这时离婚已经司空见惯，大龄未婚也不再是什么需要特别指摘的事，诸如同性婚姻这样的多元婚姻也常见舆论，伴随这一过程的，是越来越高的结婚成本和越来越低的出生人口，还有时常拿来当乐子的相亲奇葩。这时候的婚姻，已经从一个争取婚姻自由的现代话语，过渡到了婚姻是否式微的后现代疑问中。人们焦虑人生是否还需要婚姻的同时，还在批判高不可攀的彩礼和买不起的婚房。一边是意义的追寻，一边是现实的催逼。层累的时代张力下，是夫妻地位的博弈和婆媳关系的纠纷；流动的阶层矛盾里，是扶弟魔的卑微懦弱和凤凰男的张牙舞爪。这代人对婚姻的感知是如此复杂，好像有特别多的选择，但似乎又没得选；可以相亲一个月就领证，也可以还没来得及办婚礼就离婚；婚姻好像不再是人生大事，变得轻易，甚至开始随便，但好像又要从越来越复杂的仪式里硬挤出庄重感来。婚姻是历史的一个剖面，这一代人从这个剖面里能体会到，短短几十年间就从从前现代到后现代的变迁。
费孝通在他的名著《生育制度》中是这么说明婚姻的：婚姻制度是为了更好地生育下一代而产生的，并非是为了性欲的满足。相反，婚姻的制度会反过来限制性的满足。就是说，婚姻并非是因为人在性与生育方面的本能，自然而然产生的文化现象，而是为了社会和文化的继替才被发明的。这自然是说的没错，如果只是管生不管养的话，人大概是不会忍耐几十年坚守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为什么不能像猫狗一样，今年和这个交配一下生一窝，来年再换那个生一窝，这也没什么不好，大部分哺乳动物都是这么过的，同样也保证了种族的延续。费老接着说明了为什么人没有像动物一样这么干，在他看来，婚姻的目的在于抚育，重点地说，是双系抚育。我们灵长类确实和其他动物不一样，新生儿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独立生存，还要经历漫长的幼年期。原因大概是，如果在母体内就发育成熟，新生儿过于巨大的头部将很难避免难产。因此在演化过程中为了达成了某种生理平衡，哪怕新生儿想在子宫多待一阵，他妈的骨盆宽度与功能逐渐劣化的胎盘都不会允许。由于相对短暂的子宫内发育期，出生后的抚育就成了必要的补充，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人类后来演化出社会与文化的基础。
只是人类的幼年十分漫长，并不像猫狗一样，简单地喂养几个月后就将将成年，可以赶出去任其自生自灭了。人类完成人口再生产要复杂地多，因为人类不是单纯地像猫狗一样学会捕猎就能活下去，人类社会有语言文化的传承，有分工，而最早的分工是基于性别的分工，因此来自父母双系的抚育就很重要。为了维持一个稳定的能保持双系抚育功能的家庭结构，婚姻制度成为地球上所有人类族群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这是费孝通等人类学家发现的婚姻起源。
所以我们能看到，婚姻是一个基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经济制度，如果把人的死亡看作是对社会结构的破坏，那人的出生就是对这种破坏的修复。因而婚姻这种经济制度，就是社会这个复杂有机体新陈代谢的一个前置的关键，没有婚姻，就无法完成人口的再生产，也就无法完成社会的继替，文化与文明的演变发展也无从谈起。至少在人类产生以来的大部分历史中，这一点是成立的。
费孝通强调的是婚姻在社会庚续上的作用，虽然也分析了家庭与氏族的不同，但着墨不多。相比之下，恩格斯眼中的婚姻，更多地着眼在财产继承上，即一种基于血缘继承的私有制的配套制度。恩格斯在他的名著《私有制、家庭与国家起源》中指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产生，是由于私有制需要将松散的对偶婚固定下来，并附着在父权上以完成财富的权属和继承，私有制因此才完成了逻辑上的闭环。尤其是财产继承的制度，不能继承的财富，实际上还不能算是私有，所以说是基于血缘的父系的继承制，补全了私有制。当然，也只是说基于血缘的继承，私有制在历史上还会不断打补丁的，例如拿破仑法典曾规定，婚后怀孕所生的孩子，都算是丈夫的子嗣，这就杜绝了妻子婚外通奸给继承制度带来的损害。相较于公有制的氏族社会，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而国家的出现，就是私有制以及作为其形式的家庭的暴力保证。恩格斯由此推断出了私有制、家庭与国家诞生之间的逻辑关系。
如果说费孝通论述了婚姻最早在功能上的起源，那恩格斯对婚姻的分析，则更多强调了婚姻变迁的过程，尤其是婚姻从群婚、普那路亚婚姻再到对偶婚，并最终被私有制改造为一夫一妻制的过程。在一夫一妻制婚姻诞生后，人口的再生产就不再是婚姻唯一的功能，社会的继替这时候也增加了财富的继替这一新内涵。
我们都知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资本主义的圣经，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的基石，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导致了剥削，导致了贫富分化，导致了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最终导致了可怕的生产过剩，这是生产力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在落后的前现代，这个逻辑链到贫富分化就终止了，因为前现代生产力下的投资，只会带来产出的边际递减，它的瓶颈是生产力本身，例如农业时代的土地，再怎么精耕细作，再怎么增加劳动力，单位面积的产出都是很有限的，产出的天花板很低。这就是最早意义上的内卷。这是匮乏时代的逻辑，而发达资本主义投资的瓶颈是消费，假如能无限消费的话，现代工业的生产是没有止境的。但这和婚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回到婚姻的社会继替的功能上，人口的再生产是社会继替的核心，因为一切文化制度语言的传承都需要人，人是文化的载体。这是一方面，再者更重要的是人是生产力的载体，所谓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没有人的劳动，就不会有人的消费品，也不会有维持社会持续生产的一切东西。前现代社会这一点是体现的最明显的，人丁兴旺是一个古代政权最核心的竞争力，因此人口这种生产力最核心的载体，古代一般是不嫌多的，除非人口规模极大地超越了另一个载体，就是土地，除非这种错配到达了一个不能忍受的程度，人口一般不会被大规模消灭的。
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匮乏的古代社会，哪怕养活不起，农民也依然要结婚生育，结不起婚是普通农民极大的耻辱，香火不续，也会被打上道德缺失的标签，婚姻制度的社会继替的功能被这一顽固的力量推动者。因为不管怎么贫富分化，人依旧是劳动的主体，不生孩子就没人种地，哪怕当佃户，也是由人来当的，人可以说就是生产力本身。
但我们现代的逻辑完全不一样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现在的生活水平远超古代，别说古代了，改开之前的普通家庭，哪怕条件再差，也要生六个七个的，怎么条件好了这么多，现代人却天天喊着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了呢？
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会导致投资与消费的失衡，这个根源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上，我们前面也说明过。投资是为了增加生产要素，生产更多的产品，可以简单地看作生产力的再生产。人口的再生产其实也是一种投资，费孝通也说，生殖是一种损己利人的行为。说的没错，只不过这种损害是暂时的，预期的收益在未来。人口再生产的投资，第一步就是结婚，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人口的要素，而人目前是其他所有生产要素的承担者。而当前这种自发的不结婚浪潮，其实是投资挤压消费，反过来造成生产过剩，从而进一步限制投资的结果。就是说当前婚姻的式微和断崖式下跌的生育率，是一种生产过剩背景下市场自发的出清行为，出清的东西，就是承担生产力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人本身，就是说要从源头上出清产能。如果不出清产能，商品的交易就无法恢复，资本主义社会将难以为继，所以其实婚姻仍然在完成它社会继替的功能，只是这种功能在当前的表现，就是婚姻和生育的自发毁灭。
讲到这里，大家对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有一个具体的感知了吧。但单从生产过剩的角度分析，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婚姻制度和人口再生产显现了崩溃的趋势，毕竟自发的不婚不育浪潮史无前例。所以接下来要说的第二点原因，就是关于人劳动主体性的逐渐丧失，这确实是资本主义进化到赛博朋克阶段时最让人警惕的问题。在前现代社会，人是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农民家里多生一个男孩，能活到成年便是一个壮劳力，同时他还有可能继续娶妻生子，家里有三个儿子就敢在村里横着走，这就是所谓的多子多福。早期的一些资本家在原始积累的阶段，也不把自己亲生的子女当人看，一样是当牛马使唤的，这可不像当今的富二代，他们给自己爹干活连工资都没有。这时候人虽然是要受剥削的，但仍然掌握着自己的劳动，人还是劳动的主体。但是当社会摸到赛博朋克的边之后，普罗大众对自己劳动的掌握发生动摇了。换句话说，普通人的劳动开始丧失价值，不再被需要了。社会体系的维持越来越依赖自动化智能化的设备，生产本身需要的人的活劳动越来越少，一部分人的劳动被排除在社会体系之外，只需要简单重复劳动的职业被淘汰了，清洁工、流水线操作工、甚至像会计和设计师这样的白领职业都受到了威胁，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的自由都快要保不住了。这一切都预示了一个非常黑暗的前途，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连空洞的“劳动光荣”的口号都喊不下去了，如果一个人没有持续消费的能力，将很快丧失人最基本的尊严和存在的必要，因为他甚至都无法参与劳动。所以在一个连人的劳动都没有价值的社会里，婚姻又凭什么还能维持存在，而没有消费价值的人，又凭什么还需要出生呢？
好在当下不婚不育的浪潮只是预警，预言还远未成为现实。我来总结一下，我引用费孝通说明了婚姻制度是为了抚育后代而产生，有社会继替的作用，引用恩格斯则分析了婚姻制度的流变，并强调了私有制对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决定性作用。而生育人口作为生产力再生产的最基本环节，必然会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影响，再者随着人劳动主体性和劳动价值的逐渐丧失，我们就迎来了现如今不婚不育浪潮。因此不婚不育的浪潮是历史性的，它是婚姻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互动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历史发展中社会内生性的必然，并不是简单的一些表面因素可以解释的。所以我一开始并没有就偶然的社会现象或者一些社会观念来分析婚姻，比如人口受教育程度或者高企的房价之类，这是一部分原因，但不是普遍的根本的原因，而且我也没有采取定量分析的办法。历史性的驱动力是恒定的普遍的，也许短时间内感受不到这股力量，但这个力量在社会发展的根本逻辑不变之前不会被打断，具有水滴石穿的效果。
这么讲下来，基本能推断当前婚姻式微和生育率下跌的趋势是不会停的，并非一般的行政手段可以遏止。这个情况的严重程度已经难以忽视了，韩国今年第二季度的总和生育率刷新了历史的新低，不足0.8，只有0.75，相应的结婚率恐怕也高不到哪里去，韩国人在网上天天自黑民族灭亡。但并不是只有东亚三国如此，这绝不是文化或者观念上的问题，《柳叶刀》做过一个跟踪调查，1950年的时候，全球总和生育率是4.7，到2017年，只剩下2.4。最近印度的总和生育率也跌破了代际更替线，而印度的城市化率也不过将将突破30％而已，其国民总体教育水平也远远谈不上高，说明结婚生育的问题并不是几个宏观指标就能解释的。全世界范围看，最发达的国家和最不发达的国家在几十年中的生育率都下降了，这是人类普遍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能从侧面印证资本主义已经在空间上统一了全球。然而当全球化开始阶段性地退潮，婚姻与生育的问题也许还要加剧。这算坏事也算好事，坏的是这个制度将要遇到危机，恐怕要维持不下去，好的是这个制度摸到了边界，倒逼人类社会这个系统自发地出清，危机中孕育着全新的进步性。
我想大概一百多年前的马恩也没想到，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会以这样的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当代人遇到的这一情况确实是超越之前所有历史经验的，婚姻和人口不经战争灾荒瘟疫而自发地减少，前所未闻。这种自发的浪潮，可以视作社会衰败的预兆，当然也可以是更猛烈的社会变革的前奏。
毫无疑问，因为以上的原因，未来的婚姻将进一步减少，并进一步剥离抚育的功能。同时在传统意义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之外，其他更加多元的人与人结合的形式将进一步发展，同性婚姻、开放式婚姻，也许还会有令当代人匪夷所思的形式产生。而这一无可逆转的趋势只会让社会更加迫切地呼唤社会化抚养，来取代费孝通所说的家庭双系抚育，人口再生产的社会化将成为这个问题的唯一解，并倒逼社会，以及管理者作出历史性的适应。而这种历史的适应最终会从根本上消解建构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基础，那就是私有制，它将从人口的再生产与继承制度两方面去消解，并有可能成为终结资本主义的一个侧面。
当然，届时就不是自发的进程了，我们也想象不出那个时代的社会化抚养会是什么样子，或许还很久远，也可能就近在眼前。但无疑，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过程，必将把人从旧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中一道解放出来，我们未必会进入恩格斯所说的那种无产阶级之爱里，即他所谓的真正的一夫一妻制，但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进程中，这是必经的一步。我们可能很不幸，生活在一个危机的前夜中，但我们又何其幸运，有机会能感受到新时代的曙光。
这就是我对婚姻制度的思考，这还是一个很粗糙的结构。并且宏观的视角对个体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并不能说看明白了某种趋势就一定会生活的更好，对个人的结婚生子离婚构不成建议。但我想对婚姻的正确的理解仍然能给人慰藉，尤其是面对人生抉择时的年轻人，就像当年我的外婆一样，当她出于直觉终结自己包办婚姻的时候，绝不会考虑这行为有什么进步性，她只是想把握自己的命运。当代的年轻人也一样，我们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哪怕这种选择会挑战过去的传统，会面临一些阻力，又或者还有很多后顾之忧，但人就活这一辈子，旧的经验并没法解决新的问题。也许在面对自发性减少的婚姻与生育，这一史无前例的现象的时候，我们这代人应该更自信一点，用新的理论和实践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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