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前两天，我在翻阅历史资料时，偶然看到德国arte电视台曾经制作过的一档纪录片。在片中，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老先生，满含深情地回忆起文革时期他儿子的一段往事。

那是一个关于“身份”的微小切面。

老先生的儿子原本是个满腔热血的革命学生，后来被分配到工厂里当了一名工人。

第一天报到，工厂发了一套崭新的蓝色工服。这小伙子根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刻穿上这身行头，连家都没回，径直跑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单人照。

回到家后，他举着那张照片，兴奋得满脸通红，对着李成瑞大喊：“爸爸你看，我是工人啦!”

而最让我深思的，是照相馆的师傅在给他拍照时，郑重其事地对他说的一句话：

“小伙子，穿上这身衣服，你现在是国家的主人了。”

在受访时，年迈的李成瑞回忆起这一幕，依然带着骄傲与感慨的笑意。

但是，当我们今天坐在屏幕前，看着这段影像资料时，心里泛起的，恐怕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甚至带着强烈撕裂感的魔幻情绪。

今天，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跑回家兴奋地对父母说：“爸爸你看，我进电子厂打螺丝了!我是流水线工人啦!”

他的父母恐怕不仅笑不出来，还会觉得天塌了，觉得自己几十万的教育投资彻底打了水漂。照相馆的老板更不会对他说什么“你是国家的主人”，只会觉得这大概是个找不到好工作的边缘劳动力。

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同样是“工人”这两个字，为什么在社会认知、阶级地位和精神面貌上，发生了犹如天地翻覆般的跌落?

今天，我们就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剖刀，好好剖析一下，六七十年代那个被无数人艳羡的“工人老大哥”，到底凭什么能当家作主?
 

一

那个年代工人的至高地位，首先扎根于坚不可摧的政治赋权。

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里，“当家作主”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抚慰，而是必须由国家宪法和暴力机器双重背书的阶级定位。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工人，不仅在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他们同样站在舞台的绝对主角。

从宏观的国家权力结构来看，无论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各类核心的群众组织，工人代表始终占据着最核心、最庞大的席位。他们的诉求、声音和建议，能够直接穿透官僚体系，直达决策层。

而在微观的工厂内部，政治地位的体现则更加硬核。

那是一个践行“鞍钢宪法”的年代，“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普通的车间操作工，有权利也有底气对工厂的生产计划、规章制度乃至干部的作风提出批评和建议。

工厂不是厂长个人的领地，而是全体工人的集体阵地。入党提干、出席表彰大会、甚至参与上层建筑的讨论，通道始终优先且毫无保留地面向一线产业工人敞开。

这种将政治话语权切实下放给无产阶级的制度设计，赋予了工人们一种沛然莫御的底气。这是其他任何职业群体都难以企及的政治荣光。

 

二

如果说政治地位是骨架，那么全能型单位体制所提供的物质堡垒，则是工人阶级高昂头颅的血肉支撑。

在六七十年代那个整体物资依然匮乏的时期，能够跨入国营大厂的大门，成为一名正式工人，就意味着你从此进入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避风港”。

我们今天常说的“铁饭碗”，在那个年代不仅仅意味着不被辞退，更意味着一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全方位托底。

国企工人的薪资是按月足额发放的，这在当时是一个家庭极其稳定且丰厚的现金流。

除此之外，伴随工人身份而来的，是极其完备的福利体系。逢年过节的米面粮油、紧俏的布匹副食、甚至各种工业券，都会优先保障工人群体。

更令人艳羡的是，当时的工厂实质上是一个微缩的“熟人社会”和“全能型福利国家”。

厂区里不仅有轰鸣的车间，还有一应俱全的食堂、澡堂、理发室、职工医院、子弟幼儿园、子弟小学甚至中学。

工人生了病，职工医院免费治疗；孩子要上学，背着书包直接走进制片厂、钢铁厂自己的子弟学校；到了适婚年龄，厂里甚至会操心给你分配福利住房；哪怕干不动了退休，也有厂里按月发放的退休金，甚至还有“顶替”制度，让这份铁饭碗能在家族内传承。

工人阶级这种“生老病死全由组织兜底”的生活保障，从根本上消除了生存焦虑。

这份实打实、稳稳当当的安全感，从根本上确立了工人在全社会中的生活保障与底气。

 
三

物质与政治的双重加持，最终在社会声望和世俗眼光中，凝结成了工人群体无与伦比的“体面”。

回到李老儿子的那个故事，为什么拿到那身蓝色的工服，要迫不及待地穿上去照相馆?

因为在六七十年代，那身洗得有些发白、甚至沾着几点机油的蓝色帆布工装，就是全社会最硬通货的“勋章”。

无论走在城乡的哪个角落，只要你胸前佩戴着国营大厂的工牌，穿着那身工服，旁人绝对会高看你一眼，发自内心地尊称一声“工人老大哥”。

工人们精神面貌昂扬，干练挺拔，他们代表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是勤劳、可靠、有前途的代名词。

这种超高的社会声望，在当时最能反映人间烟火的“婚恋择偶市场”上，体现得极其淋漓尽致。

那个年代，无论是城市里读过书的女青年，还是农村里最出挑的姑娘，择偶的金字塔尖，永远是国企的正式工人。

“嫁给工人老大哥”，意味着一生安稳、衣食无忧，意味着你的孩子出生就能享受城里的粮油供应和子弟学校的教育。

家里如果出了一个国营厂的工人，那是足以光宗耀祖、让邻里乡亲都跟着沾光的大喜事。工人身份，俨然成为了前途光明的绝对象征。

 
四

抛开物质与声望，六七十年代的工人地位之高，更深层次地体现在一种极其纯粹的“职业荣誉感”和“信仰重塑”上。

马克思曾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在这种状态中，工人劳动的目的不过是换取生存的口粮，劳动不再带来快乐，反而成为对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折磨。

但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这种“异化”在很大程度上被伟大的理想主义打破了。

全社会都在不遗余力地弘扬“劳动光荣、工人伟大”的主旋律。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劳模群体，不仅是工业战线的标兵，更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

那个年代的工人，是真的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把机器当成自己的战友。

车间里没有996的疲惫与内卷，有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没有对资本家的怨恨，有的是“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情。

为什么?

因为他们心里无比清楚：他们不是在为老板打工，不是在被榨取剩余价值，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阶级的江山添砖加瓦。

每一次技术革新，每一次超额完成任务，带来的不仅仅是墙上的大红花、厂里奖励的搪瓷茶缸，更是一种“我们正在亲手缔造历史”的崇高参与感。

劳动超越了谋生的底层逻辑，升华为实现家国价值的神圣途径。

这种精神层面的极度富足与信仰的充实，让六七十年代的工人阶级，在历史的丰碑上刻下了最为伟岸的身影。
 

跋

历史的江水滚滚向前，时代的列车载着不同的人群驶过不同的站台。

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生产方式的演进，社会职业的版图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当我们回望六七十年代，回望那个无数青年穿上崭新工服、挺起胸膛宣告“我是工人啦”的纯真年代，我们依然会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

那是一个属于创造者的年代，是一个将最朴素的劳动者捧上神坛的年代。

那一代中国工人，用他们沾满机油的双手，用他们流尽汗水的脊梁，在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大地上，硬生生地砸出了一套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共和国筑牢了万世不拔的根基。

他们配得上那声“老大哥”的尊称，配得上那份无上的荣光。

这段属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峥嵘岁月与崇高地位，如同一座屹立在历史深处的钢铁丰碑，纯粹、炽烈，且永远值得被我们这一代、以及未来的无数代人所深深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