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国民教育问题上所发表的言论，至今还没有收集齐全。目前只出版了载于列宁全集第一版的有关国民教育的演讲和论文集。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很多有关国民教育问题的言论，并没有收入第一版，而收入了第二版。此外，列宁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集出版时也没有做注释。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每一篇论文、每一篇演说都是他当时一系列论文和演说中的一个环节，所以要想深刻了解，就必须把它同全部言论联系起来。注释就应该帮助这种联系。此外，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论述其它问题的演说和论文里，有很多地方都涉及文化、学校、教育、宣传鼓动等等。这些言论根本没有加以收集，而这些言论同他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是密切相关的。这一工作应该尽快进行。

在本文中，我只想谈谈前三卷，这三卷包括列宁在彼得堡工作时期以及在监狱和流放期间的著作。

在这几年中，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报刊都在大力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党纲、党的组织原则正在拟订。正因为如此；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时期关于国民教育问题的言论就特别重要。

伊里奇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专门论述国民教育问题的论文并不太多。

全集第二卷收入了“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这篇通俗短文，这是列宁为通俗报纸“工人事业报”(原拟在一个民意党的印刷所秘密出版)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出来，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一部分同志在一八九五年被捕了，而一八九六年夏天，负责印刷该报的秘密印刷所又在拉赫塔被查封。“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一文所谈的是主日学校的工作问题。一八九五年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萨马拉新闻”写了一篇文章——“中学农庄和感化中学”(载于该报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五四号，署名：克·土林)，这篇文章是分析尤沙柯夫写的“全民中等义务教育计划”一文(载于“俄国财富”五月号)。“中学农庄”只是该文的开头部分；续篇由于作者被捕而未能刊出。

“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一文所谈的是主日学校的活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主日学校的活动情况非常了解。参加我们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有许多女教师，她们在涅瓦关卡之外的斯摩棱斯克主日学校工作。在那里工作的有雅库波娃、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姬、克尼波稚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们的全部工作都很了解，他经常听学生谈起学校的情况。我有几个主日学校的学生参加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的小组，他们经常跟他谈起学校的情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他知道我们打算通过学校宣传马克思的学说。我们通过主日学校收集有关工厂里的制度以及工人生活情况的材料。后来这些材料便用来写传单了。

一八九七年，列宁根据“中学农庄和感化中学”一文的基本思想写成了一篇长篇文章，即“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谢·尼·尤沙柯夫“教育问题”政论的尝试。中学改革。高等教育的制度和任务。中学课本。全民教育问题。妇女和教育。一八九七年圣彼得堡版，序言八页，正文二八三页，定价一卢布五十戈比)；这篇文章编入“列宁全集”第二卷。

这篇文章同列宁这一时期的一本极其重要的著作，即同他秘密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阅读“人民之友”原文]”一书有密切的联系。这本书在当时起了巨大的作用，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拟定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网领。书中谈到我国存在资本主义的问题，谈到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进行革命活动的形式问题，无情地批判了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及他们企图用微不足道的文化主义运动来暗中替换革命斗争的做法。

“什么是‘人民之友’”共分三编，全部用胶版印刷；在搜查时被拿走了；后来花了很大工夫才在柏林档案馆中找到第一编和第三编，批评尤沙柯夫的第二编至今尚未找到。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的最好的补充，它跟该书有有机的联系。

除了“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之外，第二卷里再没有任何别的有关国民教育的文章。

第三卷里也没有专门论述国民教育的文章，全卷是谈的只有一个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

因此，一八九三年——一九OO年这个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写了三篇专门论述国民教育的文章。其中最有意义的一篇是“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现在我们就比较详细地来谈谈这篇文章。

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这篇文章里，列宁首先谈到了等级学校和阶级学校之间的区别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摘引了尤沙柯夫的一些谬论之后说：“这里正确地指出了阶级和等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差别不在于法律上的特权，而在于实际的条件，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是以法律上的平等为前提的。等级和阶级的另一个差别，尤沙柯夫先生似乎也没有忽视,他说：‘……我们……当时(即农奴制度废除以后)抛弃了……国家生活中的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同时也抛弃了具有等级限制的寄宿学校制度。目前资本主义过程的加深，与其说把俄罗斯民族分成了等级，不如说把它分成了经济阶级……'(第八页)

这里也正确地指出了把欧洲和俄国历史上的等级和阶级区别开来的另一个特征，即“等级属于农奴社会，阶级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四O四页。——编者注]列宁在注释中又说：“等极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当我们只谈到阶级的时候，总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非等级的阶级。”[“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四O四页。——编者注]列宁摘引了尤沙柯夫的许多话以后说：“所有这些都异常清楚地帮助：尽管题目很大，尽管词句漂亮，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却根本不了解阶级学校的实质是什么。最可敬的民粹主义者先生，这个实质就是：教育的组织和受教育的机会，对一切有产者来说，都是同样的。阶级学校不同于等级学校的实质就在有产者这三个字上面。因此上面引证的尤沙柯夫先生的一段话，说在考虑到学校的阶级利益的情况下，似乎‘根本谈不上制定一个国立中学的共同形式’,就完全是胡说。恰恰相反：阶级学校如果办得彻底，就是说，如果它没有任何等级制度的残余，它必然要以学校的一个共同形式为前提。阶级社会的实质(因而也是阶级教育的实质)就是：在法律上完全平等，所有的公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有产者享有完全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等级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属于一定的等级。阶级学校没有等级，只有公民。它对所有的学生只有一个要求：要求他们缴纳学费。阶级学校根本用不着把教育大纲分成富人的和穷人的两种，因为缴不起学费、教材费和整个学习时期膳宿费的人，阶级学校根本不让他受中等教育。阶级学校决不以阶级限制为前提(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因为阶级和等级相反；阶级总是使个人保持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的完全自由。阶级学校对任何有钱读书的人都不加限制……由于尤沙柯夫先生暴露出来的概念异常混乱，我们认为对他再做下面的补充解释也未必是多余的：在现代社会中，即使是不收任何学费的中等学校，也仍然是阶级学校，因为学生在七、八年内的膳宿费要比学费多得多，而能够缴纳这笔费用的只有极少数人。”[‘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四O五、四O六页。——编者注]

列宁接着写道，尤沙柯夫“不慎重地说”，似乎我们应该立刻就坚决地“抛弃等级学校”，并且还引用了中学和实科学校等级成分的统计材料。列宁接下去说：“不言而喻，我们绝不是想说，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的问题，改进阶级学校的问题，对于那些没有享用、也不可能享用中等学校的阶级来说，是无关紧要或无足轻重的问题。相反地，这些问题对于这些阶级来说也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因为等级制度无论在生活中或在学校中对它们的压迫都特别沉重，因为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不过是俄国全盘欧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四O八——四O九页。——编者注]

阶级学校与等级学校比较起来是前进了一步，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报刊上很少谈到。上面引证的列宁的言论也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这些言论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因为我国现在的学校在实践中往往走上等级学校的道路，而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由于我国的阶级还没有彻底消亡，因此苏维埃学校仍然是，并且也应该是阶级学校，这一点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的全俄国民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已经指出来了。全部问题在于学校在哪个阶级手里。资产阶级把学校变为反对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说，我们的学校应该是阶级学校，但是它绝对维护居民中劳动阶层的利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一八九七年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写道：“阶级学校绝不以阶级限制为前提。”[“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四O五页。——编者注]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一八八五年“劳动解放社”拟订的领草案中，就已经包括这样一条：必须实行“世俗的、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同时应由国家供给贫苦儿童膳食、服装和学习用品。”这项“实行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由国家出资供给贫苦儿童膳食、服装和学习用品”的要求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添加了“对一切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儿童”这些字，而“教育”之前也添加了“普通的和职业的”这些字。普及义务教育并没有改变学校的阶级性质，但是已经消除了学校的阶级限制。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我们党的现行党章，也谈到对十七岁以下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同时在引言部分阐述了对普及的要求：“……学校不仅应当成为共产主义原则的传导者，而且应该成为把无产阶级思想上、组织上和教育上的影响传达到半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中去的传导者，以培养能够彻底建成共产主义的一代人。”[“苏联**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俄文版第一卷第四一九页。——编者注]学校在内容和方针上应当具有坚定的阶级性，但是不应当有阶级限制。

尤沙柯夫在拟订乡立中学(包括八岁到二十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计划时，根本没有打算改变教育的阶级内容。他甚至准备不改变“既定的教学计划”，只准备把古代语改为现代语。根据他的计划，异族人和异教徒不能享受全民中等教育的福利。尤沙柯夫“由于尊重‘欧洲大陆反对’男女‘合校制的偏见’，而……把男女分校制保留下来。”[“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四一三页。——编者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指出这点之后，就详细地论述了尤沙柯夫的基本思想——计划用学生的劳动来“抵偿”中学的经费，因此中学同时也应是农场。

列宁写道：“……这里的确有正确的思想……这个正确思想就是，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这个思想还是旧时代的伟大的空想家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的是欧文。——娜·康·注)提出来的；‘学生们’(马克思的学生们。——娜·康·注)也完全赞同这个思想，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原则上并不反对妇女和少年从事工业劳动，认为完全禁止这种劳动的企图是反动的，他们只是坚决主张这种劳动必须在完全合乎卫生要求的条件下进行。”[“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一三——四一四页。——编者注]这并不是说，列宁认为不论多大的儿童都可以在工厂工作。一八九六年他在监狱中拟订的党纲草案中第四部分第三条中付经写着：“以法律禁止夜工和夜班，禁止雇用十五岁以下的童工。”(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

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中，这一条修改为：“禁止企业主使用学龄(未满十六岁)童工，少年(十六——十八岁)的工作时间应以六小时为限。”[“苏联**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俄文版第一卷第四一页。——编者注]这项条文要求保护十六岁以下的儿童不受企业主的剥削，但是这并不是根本禁止儿童从事生产劳动。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网中说：“禁止使用未满十六岁的儿童和少年做工”，建议“完全解除幼年儿童的工作，并进一步缩短少年的工作日”[“苏联**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俄文版第一卷第四二八，四二九页。——编者注]，只是由于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才临时允许十四岁到十六岁的少年做工，但是工作日以四小时为限。

指出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在儿童劳动方面我们发现很多过火的地方，例如有人认为应该让儿童从很小的时候(九岁左右)就在企业工作。

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阐述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学校应该培养全体儿童一无例外地都参加生产劳动。“为了使普遍生产劳动同普遍教育相结合，显然必须使所有的人都负担参加生产劳动的义务。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吧!可是事实并不如此。我们的‘民粹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的确应该规定体力劳动的义务是一个共同的原则，但这绝不是为所有的人规定的，而只是为穷人规定的。”“因此义务生产劳动在我们的民粹主义者看来就不是人类普遍和全面发展的条件，而只是为了付中学学费。就是这样。”[“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四一四页。——编者注]列宁群细分析了尤沙柯夫拟订的整个计划，证明这一计划只不过是农奴主、官僚、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实验，如此而已。为富人办一种学校，为穷人办另一种学校；你有钱，就纳学费；没有钱，就干活去。列宁把尤沙柯夫的民粹主义空想同农奴主谢尔盖·色拉波夫的实际活动相比较。色拉波夫会经描写他整个夏季“‘几乎等于恢复农奴制度，当然，打嘴巴和马棚里的肉刑除外，’”[“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四二六页。——编者注]

列宁同时还谈到，尤沙柯夫的空想计划以保留城乡对立为前提，“不仅现时学生的‘导师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娜·康·注)经写文章反对这种荒谬观点，就是旧时代的空想家、甚至我们俄国的伟大的空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娜·康·注)也

写文章反对这种观点。尤沙柯夫先生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四二二页。——编者注]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这篇文章是十分迫切需要的。

“中学农庄与感化中学”一文(编人全集第二卷)简要地分析了(这是一篇为报纸写的文章)尤沙柯夫载于“俄国财富”上而后又编入他的文集的同一篇文章。

在前三卷里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直接跟文化问题有关的思想。这个时期列宁感兴趣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文化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依存关系，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二)资产阶级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三)知识分子问题。

经济结构和经营形式能以一定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世界观。

小农经济把小农培养成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写于一八九七年底)一文中举出了一些例子，引用了如恩格尔加尔特这种熟知农村，情况的人的材料，他说：“……恩格尔加尔特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小农的惊人的个人主义。他详细地表明了，我们的‘农民在财产问题上是最极端的私有者’(第六二页；引自一八八五年版)，他们忍受不了‘大伙一起工作’，由于狭隘的个人的、利己的动机而仇视这种工作：在大伙一起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怕多做工’(第二〇六页)。这种害怕多作工的情形，简直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可以说甚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例如，作者说：住在一个房间里因共同经济和亲戚关系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一些农妇，每个人只擦自己用过饭的那一小块桌面，或者每个人轮流为自己的婴儿挤牛奶(怕别人把牛奶藏起来)，各人单独给自己的婴儿煮粥(第三二三页)。恩格尔加尔特是这样详细地帮助了这些特点，用这样多的例子证实了这些特点，以致根本不可能说这些事实是偶然发生的。”[“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四四七页。——编者注]

列宁在“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皮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一文(写于一八九七年)中总结了调查材料，指出了家庭手工业对世界观和文化水平的影响。他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拥有二万工人的将近九千个的小作坊的调查中，会发现生产者如此惊人的分散性和原始性：在这些生产者中，公有财产的事例只有几十个，三——五个小业主联合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的事例还不到十个!这种分散性也许无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毫无希望的停滞不前，如果我们幸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在一天天地摧毁着宗法式的手艺及其自给自足的小业主的地方局限性，一天天地破坏着细小的地方市场(它们支持着小生产)，而代之以全国的和全世界的市场，迫使不只是什么加夫里亚塔村的生产者，而是全国甚至各国的生产者联合起来，使这种联合超出只是业主和小业主的范围，向这些联合提出了比更便宜地购买木料和铁或更有利地出卖钉子和大车的问题更为广泛的问题。”[“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三八八页。——编者注]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揭示了小生产者宗教信仰的根源。他指出：“零散的小生产者各人兼干几种操作，所以不大依赖别人：例如一个手工业者自己种麻、纺麻、织布，几乎是不依赖别人的。正是在这种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下(也只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俗话，即市场波动的无政府状态，才能站得住脚。当劳动已因资本主义而社会化，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织布厂老板依赖纺纱厂老板；后者又依赖棉田资本家，依赖机器制造厂老板，依赖煤矿老板等等。结果每个资本家离了别的资本家就不行。‘人人为自己'的俗话显然完全不适用于这样一种制度：这里一人为大家工作，大家为一人工作(上帝没有存在的余地，他既不能作为天空的幻影，也不能作为人间的“金犊”)。”[“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一五五——一五六页。——编者注]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的材料是列宁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搜集的)一书中，也有几个地方帮助文化建立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这一论点。工场手工业(在家庭手工业中)的发展已经把文化水平提到一定的程度：“工业以及与社会其他部分的比较发达的商业交往，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及其文化程度；手工工场中的工人已经瞧不起种地的农民了。大机器工业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使工业与农业完全分离，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创造了一个与旧式农民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居民阶级,它具有不同于旧式农民的另外的生活制度、另外的家庭关系以及更高的物质需要水平与精神需要水平。在小手工业及工场手工业中，我们始终看到宗法关系及各种人身依附形式的残余，这些残余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环境下使劳动者的状况极端恶化，侮辱他们并使他们堕落。大机器工业把往往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工人集中在一起，已经绝对不再与宗法关系和人身依附的残余相安协，并且以真正‘轻蔑的态度对待过去’。这种同陈腐的传统的决裂，是使调整生产及对生产的社会监督成为可能与必要的重要条件之一。”[“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四九九页。——编者注]

城市的文化水平比农村的文化水平高。工业中心对促进居民的智力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写于一八九七年)中曾谈到这一点。

“与此相反，科学理论(指马克思主义。——娜·康·注)指出了大工业资本带来的这一矛盾(城市优于农村。——娜·康·注)的进步方面。‘随着大城市的资本主义生产而聚集起来的城市人口日益取得更大的优势，资本主义生产积蓄了社会前进的历史动力’(die geschichtliche Bewegungskraft der Gesellschaft)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跃居特权地位，使乡村变成从属的、落后的、无助的、闭塞的，那末，只有农村居民流人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创造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一九二页。——编者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付经引用弗拉基米尔省波克罗夫县的材料来证明这一事实。“‘木匠业给当地农民生活的整个结构打下深刻的印记……农民木匠渐渐地同农业生疏了，后来就完全抛开农业’。都市生活在木匠身上打下文化的印记:他们比周围农民要清洁得多，而且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智力发展程度’都与农民截然不同。”[“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四八五页。——编者注]

“‘就生活设备来说，外出零工县份大大超过农业县份和森林地区……彼得堡人的衣服清洁、美观、卫生得多……儿童们比较清洁，所以他们中间很少看到疥疮和其他皮肤病”……在科斯特罗马省的外出零工乡里，‘你在半数人家中可以找到纸、墨水、笔与钢笔’……‘识字的彼得堡人，的确更好地和更自觉地求医治病’，因此传染病在他们中间不象在‘文化很低的’乡中那样厉害。”[“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五二七页。——编者注]

“外出到城市，削弱了旧的父权制家庭，使妇女处于更加独立的、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与定居的地区比较起来，索利加利奇与丘赫洛马的家庭’(科斯特罗马省外出做零工之风最盛的各县),‘不仅在家长的宗法的权力方面，而且在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方面都薄弱得多。对于十二岁就被送到彼得堡去的儿子，当然不能希望他对父母如何热爱，对于父母的家庭如何依恋；他们不自觉地变成世界主义者了：“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过惯了不受丈夫支配与帮助的生活的索利加利奇妇女，与农业地带受践踏的妇女完全不同：她们是独立自主的……殴打虐待老婆在这里是稀有的例外……男女平等差不多在一切地方与一切方面都表现出来了。’”[“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五二八——五二九页。——编者注]

城市的文化水平在提高，农村依然没有文化。

列宁根据一八九四——八九五年皮尔姆省手工业调查的材料，在一八九七年指出：“就调查的材料看来，‘与农业的联系’对手工业者识字程度的影响异常显著……我们看到，不经营农业的居民比经营农业的居民的识字程度高得多，并且在所有各个分类中，无论男女情况都是如此，毫无例外。”[“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三四八页。——编者注]“我们……就可肯定下列几点(指小农经济而言。——娜·康·注):

(一)与农业的联系保留了最落后的工业形式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三)与农业的联系阻碍了那些需求水平较低和识字程度远远落后于不经营农业者的居民的文化发展。”[“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三四八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关于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的问题，西方的消费水平要高些。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说：“为什么西方的消费水平较高呢?因为那里的文化高些，可是这种文化的物质基础如果不是资本主义技术的发达，不是使人们彼此更加接触并打破地方的中世纪式孤立性的商品经济和交换的增长，又是什么呢?(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例如法国在大革命前，当半中世纪式的农民倘未完全分裂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它的文化不是并不比我国的文化高吗?如果作者更仔细地考察俄国生活，那他就不能不看出例如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发达的地区的农民的消费水平要比纯农业地区的农民的消费水平高得多……

‘人民之友’毫不注意这类‘小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过是’由于文化或一般生活复杂化的缘故，他们甚至根本不去想想这种交化和这种复杂化的物质基础的问题。”[“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二二七页。——编者注]

经济决定文化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文化也是影响经济的一个因素。辩证地变成了因果。列宁在“俄国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举例帮助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农民资产阶级手中掌握了商业资本(以土地作抵押出借款项，收买各种产品等等)和工业资本(靠雇佣工人来经营的商业性农业等等)的两条线。这两种形式的资本中，哪一种资本将由于另一种资本的减少而增长，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取决于我国农村中的落后现象被排除的程度和文化普及的程度。”[“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五七页。——编者注]

文化水平也影响剥削形式。

列宁写道：“这样大量的农村小剥削者乃是一种可怕的势力，其所以可怕，特别是因为他们对劳动者实行各个击破，牢牢地束缚他们，使他们毫无挣脱的希望；其所以可怕，是因为这种剥削在农村的愚味的情况下(这是由于该体系所具有的低下劳动生产率和缺乏交往的现象而引起的)不仅是对必动的掠夺，而且是农村中常有的亚洲式对人格的侮辱。”[“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二一四页。——编者注]

社会环境的阶级性质确定着谁去利用“技术改良”。

“不懂得他为之拟制进步方案的社会环境是资产阶级的环境，不懂得在农民经济中确已看出的一切‘技术改良’都不过是改善少数人状况而使多数人变成无产者的资产阶级进步，那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他对之提出方案的国家是一个只能拥护资产阶级和压迫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那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版第一卷第一七七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群尽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对农村的影响的问题。“工业从农业中抽走最有力、最强壮、最有知识的工人，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仅工业国如此，农业国也是如此，不仅西欧如此，美国和俄国也是如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文明的城市和野蛮的乡村的矛盾，必然会产生这种结果。”[“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一三三页。——编者注]

“城市资本主义竭力提供一切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发展农业技术，但是生产者的社会地位仍旧像从前一样悲惨；城市资本主义不能有系统、有计划地把城市文化融入农村。”[‘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一三一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忽视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他在评论考茨基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土地问题”这本书的时候写道：“现代社会中的进步活动只能减弱资本主义进展对于人民的有害作用，提高人民的觉悟和增强人民进行集体自卫的能力。”[‘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八一页。——编者注]

从列宁在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〇年这段时期就文化问题所发表的言论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明白了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落后的原因。在经济遭到破坏的时期和恢复时期，还不能为发展文化创造物质的前提，只有改造时期才能创造这种物质前提来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建设；自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进展，我国扫除文盲的工作才开始迅速发展，我们才能够进行普及教育，这绝不是偶然的。另一方面，使我们明白了必须提高文化水平(为了加速经济建设)，加强工业中心对农村的影响，提高农村的文化，这都是资本主义没有做到而苏维埃政权非常关心的事。我们还明白了必须把整个文化工作同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密切联系起来，同时尽量广泛地吸引群众亲身参加文化建设工作。

早在一八九四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非常果断地谈到了资产阶级文化和小市民文化，“资产阶级的对立者”(工人阶级)和这种文化彻底“分开”，跟它势不两立。

这种资产阶级的、这种小市民的文化是怎样产生的呢?

“人民园地上的新苗”(载于一八七九年“祖国纪事”杂志)一文的作者说：“……他们(指俄国资本家。——娜·康·注)竭力模仿西欧产阶级，订购书籍，学习，”列宁反驳作者说，“〔请看作者自己已不得不承认他刚才虚构出来的幻想是多么虚无标，说我国的‘小市民文化’是在愚昧无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对的。要知道，正是它给改革后的俄国带来了文明、‘学识”……]”[“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三二四页。——编者注]

列宁指出：“‘文化界’将仍旧兴致勃勃地在吃点心和玩纸牌的间隙中谈论小弟弟，并编出一些‘改善’小弟弟生活的人道草案……。”[“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二四八页。——编者注]

这是一些什么草案呢?

列宁在论述了民粹派纲领的反动的一面之后写道：“但民粹派纲领中还有另一些条款，如实行自治，使‘人民’能自由而广泛地取得知识,用发放低利贷款、改良技术、调整销路等方法‘振兴’‘人民’经济(即小经济)等等。这类一般民主的措施是进步的，这一点司徒卢威先生当然也完全承认。这些措施不会阻碍而会加速俄国经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展，加速国内市场的形成，用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提高其需要水平的方法来加速技术和机器工业的发展，加速和促进劳动者的独立思维和行动。”[“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四七八页。——编者注]

只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指一般民主措施，——娜·康·注)的提法应该和民粹派先生们的一贯提法有所不同。后者是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出发提问题的；照他们说来，似乎这类改革的不能实现,没有什么深刻的、潜藏在生产关系本身中的原因，而只是由于情感粗暴方面的阻碍，如‘理智的光芒’微弱等等；似乎俄国是一块tabula rasa(净地。——娜·康·注)，现在只是需要在上面正确地规划正确的道路而已。”[“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四八〇页。——编者注]

用列宁的话说，“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应该接受一般民主的条款，而且应该更确切地、更深入地和进一步地实行这些条款。这些改革在俄国实行得愈彻底，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得愈高，俄国生活中(现在已经是)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社会对立就会表现得愈尖锐，愈明朗。”[“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四七九页。——编者注]“俄国生活中的社会对立”是什么?这是指“阶级利益的对立”。这段话引自“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这是为合法刊物写的，因此其中谈到“阶级利益的对立”时用的是暗示的办法。谈到阶级斗争时更得用一种“隐语”了。阶级斗争称为“阶级对抗理论”，工人阶级的要求称为“某些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表达”，工人阶级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称为“运用”,工人称为“最发达最单纯的生产关系的参加者”，秘密工作称为“看不见的工作”，拒绝为实现民主要求而斗争并且忽视这种要求称为“线被切断”，社会主义称为“理想”。不仅沙皇的检查官，就连读者也很难猜出下面这段话的意思：

“如果按照阶级对抗理论提出这些问题〔为此当然需要“重新观察”俄国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那末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会被这些有关的阶级而且只会被它们运用于实践当中(要这样“运用”,当然需要进行巨大的准备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按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看不见的工作……)，这些答案就会象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绝妙地形容的那样，冲出‘知识分子的小天地’，奔向最发达最单纯的生产关系的参加者，奔向最强烈地反映出‘线被切断’和‘需要’‘理想’(因为没有理想，他们就会很糟)的人们。”[“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四八一页。——编者注]

这段话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

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为此就需要从这一观点来分析俄国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那末就必须拟定一个能表达工人阶级的实际要求的纲领，应该组织工人阶级为之进行斗争(要进行这种斗争，当然需要进行巨大的准备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按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秘密的工作)。这个纲领不仅应该在知识分子中间讨论，而且应该成为在专制制度下受苦最深、迫切希望实行社会主义的广大工人群众行动的指南，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

我不知道检查官是否确切了解这段写得非常舍蓄的话，不过无论如何这段话的精神他们是懂的，因为载有这篇署名克·土林的文章的文集(“帮助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一八九五年圣彼得堡版)被沙皇检查官烧毁了。

阶级斗争应该使整个文化工作具有特别的色彩。而文化工作则不应该蜕化为文化主义。列宁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

列宁写道：“‘人民之友’忘记了这种对抗(即阶级利益的对立。——娜·康·注)，丧失了任何敏感，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圣洁的俄罗斯，十足的资产者也是‘在民主主义掩盖下’隐藏着的；所以他们(“人民之友”。——娜·康·注)现在是反动的(对无产阶级说来)，因为他们抹杀对抗，不谈论斗争，而谈论调和的文化主义的活动。”[“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第二六一—二六二页。——编者注]

他接着写道：“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出，这种思想(民粹派的。——娜·康·注)已经腐朽到怎样的程度，它已经丧失了任何完整的理论基础，堕落成了可怜的折衷主义，堕落成了最平庸的文化派机会主义的领。”[“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二六四-—二六五页。——编者注]

必须使群众懂得知识、科学，首先是懂得马克思主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工作的时期，曾和他的整个小组，在工人小组中进行工作。他在工人小组里进行工作的时候，一半时间用来同工人谈他们在工厂里做工的情形和劳动的条件等等，另一半时间和他们一起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其他同志大致也是这样工作。我们小组中在主日学校里工作的同志，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尽量把初级课程的教学工作同向学生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联系起来。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和理论带到群众中去!”在流放地，我们小组帮助工人、被流放的同志学习，帮助他们读“资本论”、“**宣言”等等。当时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尽力通过通俗的小册子和传单来使理论接近群众。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尽量学习把文章写得使工人感到浅显易懂。在这段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工人写了许多小册子(如“对罚款法的解释”、“新工厂法”)。因此也就很容易理解列宁在一八九七年八月十六日写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的一段话:“您和他(指普列汉诺夫。——娜·康·注)对我的习作(为工人写的)所下的评语，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为工人写作。”[“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四卷第六页。——编者注]当时为工人出版通俗书籍、通俗刊物的重要性，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写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决非就指这类读者(工人)而言，他对科学界人士也是有所期待的。’这话完全不对，因为马克思十分懂得，对资产阶级科学家方面的公正态度和科学批评不能有多大指望，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对这一点做了非常明确的帮助。他在那里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大众中间所迅速得到的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奖赏。站在资产阶级观点上观察经济问题的迈耶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时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道出了一个完全正确的思想，他说，被视为德国人的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索能力(der grosse theoretiseheSinn)，在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间已经完全消失，而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却在复活起来。’”[“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一四〇——一四一页。——编者注]在另一个地方写道：“……我们这位作者(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娜·康·注)拼命痛斥‘这个几乎可以容纳在袖珍字典中的科学’。的确，这还了得：又是科学，又是只值几文钱的小得可以放在口袋里的社会民主主义小册子!!显然，有些人只是因为科学教导被剥削者独立进行争取本身解放的斗争，教导他们不理睬任何抹杀阶级对抗并想独揽一切的‘人民之友’，才重视科学，因而才用一些使俗人都觉得难堪的便宜的小册子叙述这个科学，这些人的自信心是多么没有根据呵。如果工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民之友’，那就会是另一回事了，那时，‘人民之友’就会拿出真正的、大部头的、学院式的俗人科学给他们看，就会把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组织详细地介绍给他们，只要……人们愿意等待，不抱着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而自己进行斗争就行了!”[“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一六五——一六六页。——编者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这几年中写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现在(一九三○年十二月)我们正在处理“工业党”的案件，它非常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幕，这些知识分子投靠资产阶级,并且在资产阶级已被夺了政权十多年的国家里继续为资产阶级服务。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说：“‘知识分子’的成分，也和从事物质生产的社会的成分一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后者中间起统治和支配作用的是资本家，在前者中间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人数日益迅速增加的野心家和资产阶级的奴仆，也就是那些心满意足、毫无梦想、深知本身欲望的‘知识分子’……除此而外，还有一种自由派的和激进派的‘知识分子’，他们滔滔不绝地大谈其进步、科学、真理、人民等等，他们喜欢追忆六十年代的情形，说当时没有争执、消沉、灰心和冷淡，大家的心都热中于民主主义。”[“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版第一卷第二七二页。——编者注]

“…当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抗因受农奴制度的压制而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农奴制度激起了全体知识分子一致的抗议和斗争，从而造成一种幻想，以为我国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民主主义……”[“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版第一卷第二七一——二七二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可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支撑点，才能指望自己的工作获得成效。”[“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版第一卷第二七三——二七四页。——编者注]

可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已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参加工人阶级(这是一个有前途的阶级)的斗争，才能成为一股力量，才能使自己的工作获得成效。有一次在西伯利亚同列宁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谈起了涅克拉索夫，谈到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不牢固的小划子系在大船的船尾上”，即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为一股力量。

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中也谈到无等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当俄国的等级制度在一八六一年遭到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开始采取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为实行民主改革而斗争，这并不是与资产阶级观点不兼容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农民开始发生分化，这时民粹派的知识分子就在自己的言论中反映了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我们把列宁有关的一段话引证在下面。

“‘如果……一切社会集团所以是现实的力量，只是因为……它们和社会各个阶级一致或是依附于它们，那么很明显，“无等级知识分子”就不是现实的社会力量。'(第七〇页)就抽象的理论意义来说，作者当然是对的。他可以说抓住了民粹派的词句。你们说知识分子应该把俄国引上‘另外的道路’，但是，你们不了解如果他们不依附于一个阶级，他们就等于零。你们吹嘘俄国无等级知识分子向来以思想‘纯洁’著称，——其实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始终没有力量。作者的批评只是把民粹派的知识分子万能的荒谬思想和自己的‘知识分子在经济过程中没有力量’(第七一页)这一十分正确的思想做了对比。但这样对比是不够的。要判断俄国‘无等级知识分子’是俄国社会中标志着改革后整个时代(贵族被平民知识分子最后排挤出去的时代)和无疑起了并继续起着一定历史作用的特殊集团，就必须把我国‘无等般知识分子’的思想尤其是他们的纲领同俄国社会现有各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做个对比……俄国先进的、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等级性’毫不能抹去知识分子思想的阶级根源。无论何时何地，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主义都是为了无等级性。我国无等级知识分子反对旧贵族制度即等级制度也是为了这个。无论何时何地，资产阶级起来反对过时的等级束缚和其他中世纪制度都是为了全体‘人民’(因为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当时还不够尖锐),无论在西方或在俄国，资产阶级都是对的，因为它所批评的制度的确束缚了所有的人。一当俄国的等级制度遭到坚决的打击(一八六一年)，‘人民’内部的对抗就立刻暴露出来，无等级知识分子内部的自由派和民粹派即农民思想家(俄国直接生产者的第一批思想家没有看见而且不可能看见农民内部对立阶级的形成)之间的对抗也随之而暴露出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俄国社会中的社会对立更加充分暴露，迫使人们承认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事实。民粹主义把自己同马克思主义分开，几乎完全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三九八——四OO页。——编者注]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阅读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原文]一文(写于一八九七年)中详细地论述了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小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容易被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所欺骗，它能为了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开明分子，一般‘知识界’,不能不起来反对专制制度摧残思想和知识的野蛮的警察压迫，但是这个知识界的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它的态度不彻底，使它为求得官家俸禄，或为分得利润或股息而实行安协，出卖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热。至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制的教派中间的民主主义分子，那么谁都知道，谁都看得见，这几类居民内部的阶级矛盾，要比每一类中的各个阶级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制度的团结深刻得多，强烈得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政治压迫最厉害地打击到无产阶级身上，这个阶级的处境得不到丝毫纠正，因为这个阶级既没有接近最高当局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也无法影响社会舆论。”[“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二八九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将要逐渐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其中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开始占有愈来愈大的地位。列宁在一八九九年底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中会谈到这种知识分子。我现在把有关的一段话引证如下：

“正当知识界对说真话的不合法书刊失去兴趣的时候，工人强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社会主义的热情却日益增长，工人中间的真正英雄人物也不断出现,他们虽然生活环境很坏，在工厂中从事着摧残智力的苦役劳动，但是他们有顽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意志来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成为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工人知识分子’。现在俄国已经有这种‘工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他们的队伍不断扩大，使他们崇高的精神需求充分得到满足，使他们的队伍中间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二四六页。——编者注]

列宁在一八九九年写的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中还指出了一种知识分子，即乡村教师：“其次，也不应该忘记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如民校教师。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被人瞧不起的，他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人民没有权利和受压迫的情形，所以他们普遍同情社会民主主义(在运动进一步开展的情况下)是毫无疑义的。”[“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二二一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八九四——一九〇〇年这段时期对“知识分子”所作的评价，至今还具有现实的意义。现在，由于产生了“工业党”的案件，每一个“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应该提出和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把自己的命运同哪一个政党联系在一起：同垂死的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还是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生活使一切问题都变得非常清楚。“工业党”的案件揭露了投靠大资产阶层的现代“知识分子”的面貌。康德拉提也夫的案件揭露了把自己的命运同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命运、同富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现在，政府和党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上，放在使他们具备必要的知识上。这种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跟工人阶级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目前整个问题就在于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使他们掌握必要的知识，如何借助于这些知识把资产阶级的文化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文化。

写于一九三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