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骂的，从来不是南街村，而是“另一种可能”

昨天，有同志在后台私信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网络上有这么多人疯狂地攻击南街村？南街村真的不好吗？

我的回答极其明确：在这个将一切生存资源都商品化、金融化、明码标价的市场经济狂潮中，南街村不仅是“好”，它简直是一个极其突兀、令人敬畏的奇迹。

我们先不谈什么高深的理论，先来看看这片土地上真实的物质基础。在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村民能够享有惊人的14项免费福利：住房免费分配，医疗全额报销，水电费全免；教育体系从幼儿园一直覆盖到高中，全部由集体承担，考上大学的还有丰厚的学费补助；村里建有“康寿乐园”专门承担养老服务，福利医院兜底绝大部分的健康支出。

试问，在今天这个把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座大山”当作经济增长引擎的时代，全国有几个农村，甚至有几个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小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能拥有这样覆盖“生老病死”的兜底保障？

没有。

但是，经过我长期在各种论坛、社交媒体上的观察，我发现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现象。对南街村群起而攻之的，主要有两拨人。这两拨人虽然阵营不同，但在对南街村的仇视和贬低上，却达成了惊人的默契。

今天，我们就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这两拨人的皮扒下来，看看他们这种“难以言喻的幼稚”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虚伪。

一

第一拨疯狂攻击南街村的，是我们所熟知的那帮右派。也就是那些满脑子新自由主义、迷信市场万能论、把私有化奉为圣旨的经济学神棍和自由派公知。

他们攻击南街村的套路永远是那几板斧：

“南街村根本不是什么集体经济的胜利，它是靠国家银行的巨额贷款续命的！”

“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环境，南街村早就死透了！”

这种言论，看似击中了要害，实则双标得令人作呕。

既然你们要谈贷款，要谈国家扶持，那我们就不妨把眼光往旁边挪一挪，看看那个被你们这帮人捧上神坛、载入史册、当年靠着“按红手印”分田单干起家的某岗村。

为了树立这个“私有化、包产到户”的绝对典型，几十年来，各级财政、各种资源向那个村子倾注了多少心血？

他们拿了整整四十个亿的无偿贷款和各路资金扶持！四十个亿！

结果呢？

至今依然是扶不起的阿斗，搞得一地鸡毛。除了村口那个越来越气派的牌坊，村集体的产业到底在哪里？村民的普遍富裕到底在哪里？当年带头按红手印的人，后来甚至还要跑到南街村去参观学习“共同富裕”的经验。

为什么右派对某岗村的巨额国家输血视而不见，却死死咬住南街村的贷款不放？因为南街村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那套“只有私有化才能救经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本主义叙事的物理打脸。

南街村证明了，在同样的宏观环境里，只要坚持集体所有制，只要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留在集体内部进行二次分配，而不是塞进少数寡头的腰包，中国农民是完全有能力过上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的。

右派仇恨南街村，不是因为南街村不讲市场规律，而是因为南街村用集体主义的刀，切开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谎言。

二

如果说右派的攻击出于阶级本能的仇恨，那么第二拨人的攻击，更让我感到悲哀与愤怒。这拨人来自左派阵营内部，准确地说，就是那些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

我是个左派，但我对这帮天天抱着马列原著当《圣经》念的“理论警察”，有着彻底的鄙视。

他们攻击南街村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南街村不民主！那是村干部的家长制一言堂！” 

第二，“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里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南街村雇佣了外来务工人员，却不给他们和本村人一样的福利，这就是在搞资本主义剥削！”

听到这种论调，我只觉得可笑至极。这就是列宁曾经痛批过的“左派幼稚病”。

这帮理论警察，舒舒服服地坐在空调房里，享受着廉价的工业品和外卖小哥的劳动，手里捧着几本理论书，就开始对着现实中浴血奋战的实践者指手画脚、疯狂扣帽子。

他们要求南街村必须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历史的局限性”，不懂得什么叫“在重重包围中的妥协与求生”。

在一个汪洋大海般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南街村作为一个最基层的行政村，它没有独立的货币发行权，没有独立的关税壁垒，它必须参与外部的市场竞争，必须遵循外部的税收和劳动力法则。

如果南街村不招募外来务工人员扩大再生产，如果南街村不搞市场竞争，它拿什么去维持那14项庞大的村民福利？拿嘴念经吗？

如果南街村给所有流水线上的流动工人立刻发放终身制、全覆盖的住房和医疗福利，在现有的利润空间和资本围剿下，南街村第二天就会彻底破产！

教条主义者们在乎南街村的死活吗？不在乎。

他们只在乎自己的理论模型是否纯洁。

在他们眼里，如果在现有条件下做出的改善和兜底，因为带有市场经济的痕迹，就被贬低为“改良主义”、“修正主义”；那么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让南街村彻底破产，让那里的农民重新回到被医疗、教育大山压垮的悲惨境地，才符合他们那种病态的“革命纯洁性”。

三

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物质条件去谈绝对的纯粹，那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早就把这种人骂得狗血淋头：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这帮天天喊着“外来务工人员被剥削”的教条主义者，你们去南街村的工厂车间里实地调查过吗？

你们去问过那些外来务工人员，南街村工厂的工资发放是否及时？劳动保障是否比南方那些血汗黑厂要正规得多？

你们不去解决全国范围内更残酷的996、外卖算法剥削、建筑工地的欠薪问题，反而把炮火对准了一个努力在夹缝中维持集体主义底线的小村庄。

这是何等的虚伪，何等的懦弱！

这就好比在兵荒马乱的灾年，有人好不容易在荒野里搭起了一个粥棚，虽然只能保证自己宗族的人喝上稠粥，外来的难民只能喝上稀粥。

这时候，一帮理论家跑过来，一脚踹翻了粥锅，破口大骂：“你这个剥削阶级！凭什么不给所有人喝稠粥！” 

然后，这帮理论家心安理得地走了，留下满地的饥民继续饿死。

这就是教条主义者的真面目。

四

无论是满脑子私有化的右派，还是满脑子绝对纯洁的教条主义左派，这两拨人，本质上是同一种人。

他们是一群丧失了现实政治改造能力、完全客体化了的键盘政治家。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拿着手机，躲在屏幕背后，对着现实世界中那些沾满泥巴、双手长满老茧的建设者和探索者冷嘲热讽。

什么事儿也不干，却觉得全天下只有自己掌握了真理。

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南街村这也不行、那也罪恶，那你们完全可以站出来证明自己啊！

不要老是当理论警察到处扣帽子，你们哪怕回自己的老家，把你们自己的村庄，搞到南街村哪怕十分之一的福利水平，让你们村里的孤寡老人有饭吃、让生病的穷人看得起病、让读不起书的孩子能免费上学。

要是你们能做到，那我子珩墨第一个对你们竖起大拇指，称呼你们一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你们能吗？你们连居委会大妈的门都不敢敲，连自己小区的物业费账单都算不明白。

南街村当然不是完美的。它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它在市场大潮中的挣扎充满了无奈，它的人事管理和分配机制依然有巨大的优化空间。

但在当下这个残酷的现实里，它就像是在漫天风雪中死死护住的一点火种。

它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这片土地上的劳动人民：我们曾经有过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而且这种可能，今天依然在倔强地活着。

跋

我想起1918年，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内外交困。

面对为了活命而不得不在黑市上倒卖粮食的农民，以及为了恢复生产不得不暂时雇佣旧资产阶级专家的现实，一些所谓的“左翼共产主义者”跳出来，痛骂列宁背叛了革命，搞了“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是怎么回答这帮理论警察的？

他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无情地嘲弄道：

“这些人在谈论‘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完全不懂得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他们背诵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词句，但他们没有看到，在当前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加普鲁士的铁路秩序，加美国的技术，这就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活生生的道路。”

建设一个新世界，从来不是在无菌的手术室里照本宣科，而是在烂泥地里、在资本的围剿中、在充满血污与妥协的现实中，一寸一寸地去争夺生存的空间。

南街村的探索，正是这种烂泥地里的搏杀。而那些只会拿着手机扣帽子的看客，注定只配做历史车轮碾过时，扬起的一阵连名字都不会留下的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