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反击》和《决裂》两部电影近些年在网络上都“突然”火过一阵子，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人们反思教育领域和呼唤改变的现实。

《反击》拍摄完成于1976年9月，是在JQ等人的干预下制作完成，旨在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做宣传，最后自然也没有放映，只是作为少数干部的内部批判资料。《决裂》则是以1958年“大跃进”期间创办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原型，为呼应70年代的运动加入了“批走资派”等内容，1976年元旦顺利上映。

差不多同一时期，还有诸如《管得好》《芒果之歌》《年青的一代》《放学以后》《三朵小红花》《主课》《春苗》等影片出品，其都将教育目标和办学方式的争论融贯到剧情中。虽然在人物刻画和剧情安排上有些刻板、单一化，但是背后的思想斗争却依然引人深思。如今在B站等平台上，这些影片的片段有着几十万、上百万的播放量，依然可以激发起人们对于教育改革的大讨论。

虽然这些电影一度连同那个时代被妖魔化，但并不妨碍我们带着问题去思考——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一、老电影中呈现的矛盾究竟是什么？

1960年代，我国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开展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1974年9月，运动进一步扩大化，各地大中小学普遍搞“开门办学”，学生们纷纷走出校门，“学工学农学军”;同时也搞“请进来”，邀请贫下中农走上讲台开展阶级教育，请赤脚医生来教授针灸技术和急救知识[1]。

1975年，中央高层中出现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声音，其代表的教育路线是强调教育的专业性，将办学方法视为专项“业务”，从而与政治斗争剥离。这种言论引起了另一条路线支持者的强烈不满和抵制。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教育领域成为斗争焦点，政治斗争也进入最后一次猛烈的交锋期。诸如电影这样的文艺生产不可避免地被这股来自高层的政治斗争风气所影响。

可以说，老电影中反映的教育路线斗争，实际上是为了反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前者在教育领域表现为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要求教育对工农开放，根据实践需要调整教育内容和形式;后者表现为强调基础理论的学习，注重考试和知识的专业化评价，而极少关注与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教育路线斗争和政治路线斗争有什么关联呢?下文将根据电影情节继续展开讨论。

至少目前我们可以感知的是，在这个似乎是斗争结果的阶段，回过头来看老电影中一些警示，并不是空穴来风、夸大其词。同时，电影中关于教育的路线斗争也可以启发我们如何去看待今天教育体系中出现的问题。

(一)两种教育理念与形式

对历史的否定通常让我们恐惧将政治带入其他领域，好似每个领域都有独特的专业化、科学化的真空地带，政治的进入只会污染其纯粹性，但这种恐惧恰恰建立在两个传统上：一个是封建的士大夫传统，一个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从西方引入的学院派传统。前者强调等级秩序，将知识分子与普通人隔离开;后者强调知识的专业化，根植于资产阶级社会，同样排斥大众。这两种传统都反映了精英史观，恰恰与脱胎自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史观对立。

在这场漫长的论争中基本有三类知识分子：第一类是在革命中成长起来或受革命触动的，坚定走群众路线的知识分子;第二类是距离革命和民众生活较远，思想觉悟没有跟上的传统知识分子;第三类是西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或是认同这种教育模式的，所谓西方现代化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坚持工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崇尚资产阶级社会的教育理念。这三类知识分子在《决裂》中分别对应龙正国校长(也是《反击》中的进步学生和江涛)，孙子清主任和曹仲。同时，其后还有一批领导干部，亦主要分为两派：一派坚持教员提出的阶级斗争为纲，一派拥护邓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后者弱化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坚持“开门办学”理念的是基本完成了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他们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警惕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的复辟，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培养和选拔模式，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有信念、能够学用结合的新人。这种教育理念并不回避政治和现实社会，反而要求知识分子和社会有机结合，知识分子进入真实的社会生活，才不会让知识生产与人民脱节。在这一层面上，强调阶级斗争并不是为了服务于政党政治，而是服务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建设，回应广大群众的需求。

未成功改造的传统知识分子和西方现代化知识分子是看不起农村办学和“开门办学”的理念的，他们坚持本本上的知识，坚持“尊师重道”，坚持以考试的方式衡量学生的水平，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出优秀的文化人，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对于无产阶级教育的排斥并不难理解：“中国社会革命了，阶级的关系改变了，惯于站在人民头上的人是不甘心的认这天翻地覆的事实”[2]。

这些人将知识作为文化资本而高人一等，他们不仅要享受特权，还要将这种优势通过教育传承下去。而“开门办学”恰恰取消了他们的特权，将知识分子拉下神坛，也没有给“精英内部繁殖”留以空间。

这种“传统”教育模式，和我们今天所体验的精英主义教育并无太大的区别，除了后者在管理技术和考核方式上更为丰富外，其基本特征是一致的——包括推崇理论的、抽象化的知识，封闭性，强调单一的规则和等级制。这种规则给出一条看似公平的竞争路径，并且通过排斥阶级斗争的现实性，企图重新建立一种特权身份，但“努力就能成功”是公正的吗?[3]只将知识作为一种可累积、可交换的资本，这种教育模式必然威胁到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存续，这就是发动WG的根本性担忧。

让我们暂时摆脱当下的思维模式，回到影片中去看两种教育模式的交锋，也许更能体会到“开门办学”的道理。例如，《决裂》中孙主任按照全国农业大学的教育安排，在没有马的山区教授关于马的知识，却不谈本地牲畜——猪和牛，气得贫困学生徐牛崽写大字报对其进行公开批评。

电影《反击》中，代表了修正主义路线的韩书记为了整治黄河大学学生不在学校好好读书的“教育乱象”，让其支持者薛教授对学生搞了一次突击考试，检验其理论知识的学习程度。他得意洋洋地对学生说道，“学得扎实，底子厚，为什么怕考试?”但是支持“开门办学”的江涛在得知此事后，也给薛教授们安排了一次一模一样的突击考，结果教授们面面相觑，束手无策。

(二)教育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在《决裂》中，曹校长还说了一句让观众们印象颇深的话，“2 2=4是哪个阶级的，X Y又有什么阶级性，只要我们能培养出有高度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才，还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嘛”。这句话并不好单独理解，而我们也不是要用阶级关系去解构基础知识，基础知识难道也要分左右吗?这是可笑的。但我们要批判的是，以基础知识作为门槛，限制教育资源的分配，并以其作为考评标准给学生们划分三六九等。同时，如果当知识服务于人民作为基本路线的话，抽象的基础知识也可以和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如果2 2不好理解，也可以换成两个苹果加两个苹果，这个是当教育路线转变时，形式上的自然变化，不可将路线与形式本末倒置。因为当前亦不乏有丰富的形式，但本质依然是精英主义的那一套。

进一步看教育领域，其并不是被裹挟进了政治斗争中，而其本就是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领域，是阶级斗争的现实反映。

但为什么似乎人们对于阶级斗争为纲的批判远大于肯定呢?很重要的一点是在7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虽然接受了阶级教育，参与了劳动改造，但是这套教育体系传递的社会理念在改开之后并没有得到实现，反而形成一个滑稽的落差。那些在劳动中最卖力的，最不求回报的人成为了牺牲者，那些很快转换思维的人反而成为了“人上人”，这样的荒诞感怎么会不引起人们内心的巨大震荡?而当下，社会的精英主义习气很快又席卷而来，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中国人社会文化中的根本，相比之下集体化时期简直就是文明的断层!但实际上，没有对人进行改造的思想，就会认为社会文化是几乎静止的，然而社会文化是会随着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而改变的，至少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淳朴年代。

二、精英主义教育的逻辑与危害

电影中的这些争论，在今天看来并未过时，反而与当前中国教育面临的诸多挑战形成了呼应。我们今天反对的精英主义教育，正是一种资产阶级教育，其核心问题是否定人的主体性与不断制造不平等。这是如何悄然进行的呢?

首先，正如前文所说，精英主义教育是以知识筛选、塑造和固化一个精英群体，这个群体同时享受一定的特权和资源优势。为了完成这一目的，逐渐形成了普通人无法接触和轻易习得的知识;统一的、单一化和量化的考评标准;以及和这套考评标准相适应的一系列社会许诺，包括就业岗位、社会地位等。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丰富性被简化为分数，哪怕有类似综测的办法，增加考评的维度，但多几个维度就能够逼近人的多种价值吗?况且垄断“好的标准”这一话语权的群体，也只会从有利于精英群体本身的角度去设计这些维度。

在有了评价体系和标准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机制就有了基础。那是谁更有优势呢?谁更习惯于笔墨研读?尤其是在5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不少贫下中农，几代人都没有念过书，他们的家庭情况也很难支持他们脱产念书，更不要提那些刚解放的女性们。

在电影《反击》中，韩书记用苹果比喻人，对自己的儿子举例：“都是苹果，价钱还不一样，大学生怎么能和工农划等号?”从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出发，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物品的使用价值无法用统一的标准衡量，也不能加以比较。正如每一个苹果的滋味和形状原本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价值则是物品作为商品凝结了抽象人类劳动的体现，以价格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人进入应试教育系统中，个体的努力和付出都被一场场考试抽象为无差别、可排名的分数，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也被抽象为可比较的文凭符号，在教育系统中的学习经历被抽象为人力资本。此时，受教育者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受雇者无差。而人本身，又像那颗苹果一样，失去了原本独一无二的品质，成为一件可被比较的商品。

当人接受教育的过程被视为无差别劳动时，受教育者自身成为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待被挑选和交易的“商品”时，人被教育体系物化、商品化和异化，人的主体性和教育的意义也都不再重要。

更糟糕的是，在70年代教育路线争论中，即使是传统知识分子估计也想不到，在数十年后的今天，老师变成了“老板”，学生变成了“员工”。更有甚者因为老师主导学生们毕业与否，师生关系竟演变为了一种新时代下的人身依附关系。

所以当年的争论并非小事，精英主义教育恰恰是撕开了复辟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口子，那些接受精英主义教育的人在进入各行各业后，继续带着熟悉的“游戏规则”设立单一化的考评，建立筛选和竞争机制，享受特权并固化社会层级。而这种危害还远没有结束，尚觉得能够忍受的知识分子忽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垄断，这意味着只有一小撮人享受了大部分的资源。如今学历贬值、找工作难，正是这种现象最直观的体现。而学界“学阀化”的风气，真的能够推动知识进步吗?还是说在闭门造成中，在虚空楼阁中，走向内部无意义的繁殖。

精英主义教育在牺牲人的主体性前提下，在抽象的比较中创造了单一规则，更是不断再生产不平等结构。表面上“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似乎很公平，但背后却掩盖了城乡、区域以及校际之间教育资源投入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实质不公。

三、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快乐？

今天的年轻人从“赢在起跑线”的学前教育到“一分就差一千人，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高考，再到“996”但薪资低薄的工作，年轻的生命被迫投入到对数字和时间的追求中，经历被单一化标准考评和竞争性求学的过程。当个人多样化的发展被简单化为考高分，进入好学校，找个好工作时，一切“非主流”的行为都要承担巨大的社会压力和不确定性，我们如何能够快乐呢?

并且，个体的努力与反抗都难以突破结构性的束缚。要么成为边缘的异类;要么融入竞争机制中，接受内卷;但更多的是成为“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动”的45度青年。

回看老电影，也许是为我们当前已经被束缚的心灵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去了解教育的困境不仅是教育形式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体制的问题。讨论要填鸭式教育还是要西方快乐教育，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引导我们走向错误的批判道路。

系统性改革确实很难，但我们不必也不能丧失希望。我们仍可以建立小的共同体，对抗弥漫的无意义化。这个共同体因为面向教育中最犀利的问题而必然是要达成思想上的共识，以一种“论争-共识-论争······”的循环形成我们今天的知识公共空间。在每个小共同体之间，因为共同关注社会问题而形成更大一点的公共空间，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至少能不断推动我们的知识生产公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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