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阶级、国家、革命

上一讲所论述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回答了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一般规律的问题。现在，我们要进一步问，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里是怎样具体表现出来的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社会形态的更替是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来实现的。

本讲的基本内容，就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国家、革命的学说。

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阶级的产生及其实质】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人类自进入文明时期以来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但是，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讲，阶级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将来也不会永远存在。阶级的存在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

在人类的早期——原始社会时期，没有产生阶级的可能。因为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必须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才能维持整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剩余产品，没有剥削的可能，因而也就没有阶级的存在。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渐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提供了剥削的可能性，也就有了产生阶级的可能性。由于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社会分工是原始社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阶级分化的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交换的范围日益扩大，起初是在部落与部落之间交换，后来发展到公社内部，即个人之间的交换。列宁曾经指出：“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当分工渗入公社，而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孤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卷，第133页)这就是说，由于有了个人交换，为了在市场上出售而不是为了直接消费的产品日益扩大，社员不关心公社的集体生产而致力于个人的生产，这样就必然要逐渐破坏公有制，扩大私有制，造成财产的不平等，导致阶级的分化。

这种阶级分化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而产生的呢?恩格斯说：“这些关系是经过两条道路产生的。”第一条道路是，在原始公社中担任着某些“社会职能”的人，如族长、酋长、军事首领、祭司等等，他们利用职权侵占了一部分公共财产，包括利用战争掠夺的方式来发财致富。恩格斯特别强调指出，这些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开始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对于保护公社的共同利益来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口的增加，各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或冲突也增加了，这些社会职能的“独立性”也日益加强，以致于“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于是，这些“起先的社会公仆，……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最后“集结成为一个统治阶级”。接着，恩格斯说：“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的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的过程。”这就是，“农业家族内的自然形成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这种劳动力开始来源于战俘，以后本部落的穷困的人，也常常被迫成为奴隶，而富有者则成为奴隶主。这样，人类社会便由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进入了第一个对抗的社会——奴隶制社会。(参看恩格斯：《反杜林》，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6-178页)

由此可见，社会划分为阶级完全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其中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历史上有一种“暴力论”(杜林就是鼓吹者之一)认为，政治上的暴力，军事上的掠夺是阶级产生的原因。这是完全错误的。战争和暴力对阶级的产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不是阶级产生的原因。其实，在阶级产生以前，各部落之间为争夺狩猎场地等原因而发生武装冲突早就存在，但它并没有引起阶级的分化，当时由战争所获得的一切战利品都归公共所有，平均分配;只是在私有制出现以后，侵占集体的战利品才成为个人发财致富的手段，这说明战争本身并不能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战争所获得的财产归谁所有，如何使用，倒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来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恩格斯：《反杜林》，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0页)

正确理解阶级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把握阶级的实质。列宁曾给阶级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他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383页)

列宁的这一定义科学地全面地概括了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本特征，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的实质。第一，这个定义指出，阶级是和历史上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划分为阶级是因为它们在社会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例如，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处于统治和剥削的地位，后者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第二，这种地位的不同，是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决定的。统治阶级占有全部和大部分的生产资料，而被统治阶级则不占有或很少占有生产资料。所以统治阶级能够利用自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劳动人民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占有他们的劳动，并且实行政治上的压迫。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通常以财产关系的形式用法律固定下来。第三，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又决定了各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尽管人数很少，但因为他们垄断了生产资料，能够占有他人的劳动，因此在生产中居于指挥地位，起“管理者”的作用，而广大被统治被压迫阶级却变成了所谓“执行者”，承担了全部繁重的体力劳动。第四，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也决定着各阶级取得他们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不同。例如，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占有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获得社会收入的大部分，而工人则以出卖劳动力而换取工资的方式获得其微小的收入。很明显，列宁所揭示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四个特征，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不能任意丢掉某一特征，或者孤立地以某一特征作为社会的阶级划分的依据。但是，各个集团对于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这一点是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其他特征都是为它所决定的，由它而产生的。所以，总的来讲，阶级的实质，就是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因而一个集团能够统治另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算理解了阶级的本质。

列宁的阶级定义，为我们划分阶级提供了唯一正确的标准。我们党正是根据列宁的阶级定义来规定划分阶级的标准的。毛主席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谈到怎样划分地主时指出：“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113页)贫农则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或者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对抗性的阶级社会。在每一对抗性的阶级社会里，都有两个基本阶级，在奴隶社会有奴隶主和奴隶，在封建社会有封建主和农奴，在资本主义社会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还存在着若干非基本的阶级和集团。如奴隶社会中，有既非奴隶也非奴隶主的“自由民”，在封建社会中，有从事个体劳动的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个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等。此外，在各阶级社会中，还存在着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其阶级地位分别属于他们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生活通常依附于剥削阶级，因而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大多数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在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知识分子发生剧烈的分化，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会走向劳动人民方面，为劳动人民服务。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列宁关于阶级的科学定义，说明了阶级的产生和划分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决定的，任何离开社会经济本身的原因，去解释阶级的起源和划分都是错误的。但是阶级一经产生之后，就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各个阶级的经济利害冲突必然要反映到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中来。在阶级社会中，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治上和思想上也必然占统治地位，并且只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才能巩固其经济上的统治。所以，阶级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对于社会存在又有巨大的反作用。要划分阶级，或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只能以经济的原因(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标准;但是要认识各个阶级的状况，掌握一定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或者要判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的时候，就必须对经济、政冶、思想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例如：剥削阶级在经济上被打倒了，但并不等于就消灭了阶级，因为这些人还在，他们的政治思想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一个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人，也可能因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而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都说明了政治、思想对于经济的巨大影响。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待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只有这样，才能深刻了解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正确把握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锐利思想武器，是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因此，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和新老修正主义者总是千万百计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他们或者把阶级说成是自古就有的，万世永存的;或者抹煞阶级斗争的存在;或者歪曲划分阶级的原因。刘SQ一类骗子，大肆散布“分配决定论”,他们胡说什么“又欠账，又不够吃，这是贫农。又欠账，又不够吃，搞点什么事才够吃，这算是中农。不欠账，又够吃，又做点生意，这算富农。”他们把阶级差别仅仅归结为收入的多少和生活的好坏，以此来掩盖阶级对立的根本原因，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们又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阶级已基本消灭”，现在的主要矛盾已变成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了。他们鼓吹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是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的一种烟幕。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地主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是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他们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不仅在经济领域内向无产阶级作斗争，而且还在政治上、思想上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页)列宁的这一科学论断已反复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所证明。毛主席根据我国的革命实践，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了新的理论概括。毛主席说：在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而得出的这一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极其重大的发展。我们必须以此为武器，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如前所述，所谓阶级就是因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能够统治另一个集团。阶级斗争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是二者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表现。

一定的阶级利益是由这个阶级在该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按照它所处的这一客观地位，无产阶级最关心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与此相反，资产阶级则希望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在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三个对抗性的阶级社会里，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都是对抗的阶级，它们之间的阶级利益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3页)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而只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才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是因为：

第一，阶级斗争是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和旧的生产关系发生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为它服务的上层建筑，任何一个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依靠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促使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和成长，才能使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所以，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没有这种革命的阶级斗争，就没有社会的质变，就没有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

第二，就是在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过程中，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阶级斗争，也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革命斗争时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588页)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奴隶和农奴都不是新生产方式的代表，因此，他们的斗争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但是对社会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仍然是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封建主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到明朝的李自成、清朝的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战争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而也就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欧洲罗马帝国斯巴达克所领导的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动摇了奴隶主统治的根基。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尽管是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领导的，但是他们必须借助于农民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广大的农民群众，才是反封建的真正的主力军。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发动农民越彻底，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就完成得越彻底。由此可见，在阶级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离开阶级斗争就不能说明阶级社会的任何现象，就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但是，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新老修正主义者，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总是把阶级斗争看成是消极的破坏力量，看成是“社会的病态”，竭力宣扬阶级合作，说什么阶级合作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刘SQ一伙和他们在史学界的代理人所鼓吹的“让步政策论”就是这种阶级调和论的最典型的代表。“让步政策论”者说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他们还编造了一个所谓封建社会发展的公式，即农民起义——统治阶级让步——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出现繁荣的“太平盛世”。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不是农民阶级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而是在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封建王朝“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不得不向农民作些让步”，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从而推动了历史前进。这种“让步政策论”是美化封建统治阶级，诬蔑农民革命战争，抹杀阶级矛盾，鼓吹阶级合作的反动谬论。事实上，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有什么“让步”?秦末农民起义之后，汉王朝并没有向农民让步，隋末农民起义之后，唐王朝也没有向农民让步。清王朝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沉重打击下，宁可出卖主权，勾结侵略者绞杀革命，也不向人民作丝亳让步。农民起义失败之后，新王朝上台，由于人民贫困破产，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摇薄赋”的政策。“轻摇薄赋”不是向农民“让步”，而是地主阶级的复辟和倒算。地主阶级以此为诱饵，把摇役和地租等封建剥削重新加在农民身上。在封建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太平盛世”。地主阶级的“盛世”，就是农民阶级的地狱。“让步政策论”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合作，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部阶级社会的历史证明，不论在社会更替的质变过程中，还是在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过程中，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所以，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1376页)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

【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出现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社会分裂为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着的阶级。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都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就是阶级关系。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本质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人们的立场、思想、感情等等，都是有阶级性的。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827页)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就是用超阶级、超历史的抽象的人性作为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则，把抽象的人性作为人类生活的准则和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这是极为荒谬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封建等级制的统治，把人从神学的精神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桎梏，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的口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反对神权、反对封建贵族统治的斗争中，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它终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对劳动人民带有极大的欺骗性。他们所讲的人性、人权和个性自由，都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他们所讲的人性，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就逐渐由革命走向反动，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欺骗性和反动性也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人性论就成为帝国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并同地主阶级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精神武器。地主资产阶级为了掩盖他们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竭力鼓吹“仁义道德”、“人类之爱”一类骗人的鬼话，大肆宣扬“普遍人性”，把自己打扮成“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其目的是欺骗和蒙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麻痹革命人民的阶级意识，也大肆贩卖人性论的黑货。赫鲁晓夫胡说什么“人总是人，不管他属于什么阶级”,“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加兄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把“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的口号塞进苏修的“党纲”，用它来代替消灭阶级这个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

刘SQ及其一类骗子，站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从剥削阶级的精神武库中，拣起人性论这个破烂武器，向无产阶级进攻。刘SQ胡说什么人性是“人的自然本质”,“我们的党性就是人性”，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孟之道，鼓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其目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刘SQ一类骗子则玩弄诡辩手法，抹杀阶级区分，胡说什么“历史是人创造的”，用抽象的“人”来掉换“人民”这个阶级的历史的概念，把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打扮成代表全人类的“英雄”，抬上“历史创造者”的宝座。他们还鼓吹一种超阶级的“为公的哲学”,“为公的新人”，这些都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人性论披上伪装，以便欺骗群众，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

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人性论者抹杀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阶级合作，在政治上就必然要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刘SQ一伙从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鼓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只承认民族斗争，不承认阶级斗争，反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推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经过和服从国民党蒋介石。刘SQ一类骗子也是从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发表反共文章，吹捧卖国贼蒋介石是什么“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的“最高统帅”，要求“一切中国军队服从”国民党“统一的司令部”，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全国解放后，刘SQ一伙又宣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胡说资产阶级剥削是“救人”,“剥削越多功劳越大”，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SQ一类骗子不作阶级分析，大谈什么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叫喊什么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好人”“处在九地之下，压得很低，冒不出来”，现在则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反对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斗争，统统不合人性。因此他们要为“民”请命，对那些牛鬼蛇神就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对广大**员和革命群众则要实行“严厉镇压”。他们还利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感情拉山头，搞宗派，结死党，拚凑反革命的黑班底，妄图用阴谋手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革命。这就是刘SQ一类骗子从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所必然引出的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坚决肃清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在自己头脑中的流毒，认真学习无产阶级的阶级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才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保持清醒头脑，识别真假马列主义。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阶级社会中最重要的客观事实。阶级斗争贯串在阶级社会的始终，贯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如果不把握社会现象的阶级本质，就不能把握社会运动、社会生活的规律。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卡尔.马克思》。《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页)把这种理论用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方法。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运用这个方法分析各阶级的经济、政治情况，分析各阶级的历史变化和动向，分析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才能对革命斗争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为要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正确地运用这个方法，必须明确和作到以下几点：

第一，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进行阶级分析的首要前提。列宁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毛主席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805页)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活动，都是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代表本阶级的利益的。所以，不同阶级的人对待事物的认识和态度是绝然不同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发展规律完全一致，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但不妨碍我们正确地认识事物，而且恰恰是我们正确认识事物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体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一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决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他们必然要用资产阶级的观点，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掌握和运用无产阶级的这一科学的革命的方法，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阶级社会中，揭露事物的阶级本质，辩别哪些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哪些是违背无产阶级利益的，从而决定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第二，进行阶级分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分清敌我，正确的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粉碎阶级敌人的进攻，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就是说，区分敌、友、我，确定打击谁，依靠谁，团结谁，这是关系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否正确的首要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进行阶级分析，首先要分析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因为经济地位是决定人的阶级性和对革命采取什么态度的首要原因，但是对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的分析，也是阶级分析不可缺少的方面。毛主席一贯从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思想意识各个方面去进行阶级分析，从而引出正确的结论。进行阶级分析，还必须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各阶级进行深入细致的阶层分析。在这方面，毛主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例如，根据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毛主席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时期，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为亲日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分为尚能抗日的方面和坚决反共的方面，甚至对汉奸亲日派也一分为二，即分为亲日的方面和动摇的方面，如此等等。党的各项不同的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些关系的区别上。如对反共顽固派的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等等。毛主席说：“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722页)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根据同样的原则制定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一再强调，不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问题。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一小撮社会主义的敌人。

第三，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作好调查研究，随时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社会各阶级、阶层都会以不同形式来反映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了及时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747页)毛主席说：“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是，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离开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阶级分析，就必然要产生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和主观主义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陷入右倾机会主义，就是陷入“左”倾机会主义。离开了阶级分析，调查研究也会失去方向，结果是情况、数字一大堆，但是听不到阶级的声音，摸不着阶级的脉搏，看不见阶级的要求，这样的调查材料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当然，由于阶级敌人采用欺骗隐蔽的手法，不敢把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直接暴露出来，甚至于产生一些假象，但是不管情况如何复杂，只要通过对阶级根底等一系列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观察每个人的言论和行动，分析它背后的阶级目的和阶级要求，就能透过复杂的现象，洞察事物的本质，帮助我们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

总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离开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能正确地估计革命形势，分清敌友，就必然要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当前，我们在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时候，一定要坚持马克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认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

阶级斗争贯串于阶级社会的始终。阶级斗争一般都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三种形式。我们这里主要论述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经济斗争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最早采用的斗争形式。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处于自发阶段。列宁说：“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73页)经济斗争有许多形式，罢工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在这种斗争中产生了无产阶级最初的组织——工会。经济斗争对改善无产阶级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逐步增强阶级意识，锻炼战斗的能力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经济斗争有很大的局限性，经济斗争不管取得多大胜利，它只能略为减轻工人所受的剥削，而不能彻底消灭这种剥削，只能暂时改善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条件，不能根本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它只能起“止痛剂”的作用，而不能“铲除病根”。(参看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页)因此，绝不能夸大经济斗争的作用。只有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才能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政治斗争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夺取政权，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它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主要的、决定的形式。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比较，具有首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经济斗争保卫的只是工人眼前的、日常的利益，而政治斗争所完成的任务则体现无产阶级长远的根本利益;经济斗争往往只是无产阶级中的个别部分反对本企业的资本家，而政治斗争则是整个无产阶级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对抗;经济斗争如果脱离了政治斗争，只能走向工联主义的道路，而政治斗争则要求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政治斗争，使工人阶级养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懂得整个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了解本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自发阶段转入自觉阶段。政治斗争的具体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参加议会斗争，组织群众示威等等，但是政治斗争最高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形式是武装斗争。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列宁：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概念》。《列宁全集》，第19卷，第107页)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506页)仅仅靠合法的议会斗争是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如果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仅仅限于合法斗争的范围以内，那就是十足的改良主义。从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到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鼓吹“议会道路”，宣扬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其目的就是妄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可耻背叛。

为了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还必须进行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推翻或巩固一个政权，必须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资产阶级除了在经济上剥削、政治上压迫无产阶级外，还在思想上欺骗和奴役无产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不进行反抗。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冲破各种反动思想的束缚，特别是要扫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对无产阶级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使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36页)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不可能产生共产主义思想，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修正主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它的作用就在于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解除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必要条件。

总之，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三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而又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如经济主义等企图使无产阶级的斗争永远局限于经济斗争的范围以内，胡说什么既然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有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对于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来说就应当具有首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经指出：“这‘所以’一词是用得完全不恰当的。从经济利益有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革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59页)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斗争的艺术就在于以政治斗争为中心，巧妙地把这三种基本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由一个胜利引向另一个胜利。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无产阶级要能够正确地确定革命的战略策略和运用各种斗争形式，把自己很好地组织起来，在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有自己的政党——**。**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工具。

毛主席指出：“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这样的革命党。”(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769页)又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1249页)这就是说，只有**这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才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因为：

第一，**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能够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

第二，**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它有为全体党员所自觉遵守的纪律;它能够经常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它把全体党员组成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所团结起来的统一部队。

第三，**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因为它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部队，因而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如工会、军队、政权机关等等。它能够同本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的广大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第四，**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和战斗司令部。由于上述原因，**能够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行最坚强的领导，能够把这个斗争引向一个总的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战斗司令部。

**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要不要**领导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斗争的根本问题之一。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否认**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作用。刘SQ一类骗子鼓吹“自发论”，胡说什么“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把群众组织凌驾于党之上;反对“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地主资产阶级效劳。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毛泽东：《矛盾论》)-个无产阶级政党要能够担负起领导革命的任务，根本的问题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和执行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正确路线。路线对了，力量弱小可以发展壮大，没有武装可以建立武装，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路线错了，革命就会受挫折，已经得到的成果也会丧失。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的阶级关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具体地分析本国的现状、历史和本国的特点，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使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变为群众的行动。同时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人民的利益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从斗争的实践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再来指导斗争的实践。

无产阶级政党要保证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就必须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为正确的政治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果不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并战胜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力图从思想上影响、腐蚀和“溶化”**。如果不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进行坚决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就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只有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武器，坚持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才能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力，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

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正确理解国家学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科学地说明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以及国家历史形态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国家问题。

【国家的起源和实质】

国家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它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历来的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家总是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所以把国家问题弄得混乱不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有所谓“君权神授说”,认为国家是根据神意产生的，把人对人的统治解释为神对人的统治。这当然对奴隶主和封建主的统治是很适合的，但对于正在要求统治权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则不利。为了对抗封建地主阶级的神权思想，资产阶级力图用人性来解释国家的起源。法国的卢梭提出了一种“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根据人们的互相约定而形成的。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是“理性的创造物”，是“道德观念的体现”。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的国家观就变得更加反动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竭力崇拜英国资产阶级学者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把人类比作动物的机体，工人担任营养的系统，商业资本家担任分配的系统，而工业资本家则统帅全体，担任调节的系统，国家就是一个调节各系统的活动的机关。帝国主义就是根据这一理论提出“国家至上”的反动观点的，所谓“国家至上”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上。所有这些观点都把国家说成是“永恒的”和“超阶级的”东西，歪曲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

那末，国家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的实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也不是“人类天性”中自然产生出来的。国家和阶级一样，是一个历史范畴，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

在原始公社时期，因为没有阶级，因而也就没有国家。氏族公社的居民是按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那时虽然也有管理公共事物的机关，如在希腊人那里有部落的议事会，全体成年男子参加的人民大会等，但它们都不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构，而是为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那时也没有和人民分离的武装部队，全体成年男子都有武器(同时也是生产工具)，仅在必要时，(如争夺守猎场地)才与敌对的部落作战。

但是，社会划分为阶级，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阶级的出现把社会分裂为彼此对立的集团，不同的阶级在经济上是根本对立的，奴隶主对奴隶的极端野蛮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必然要引起奴隶阶级的反抗。这种新的阶级矛盾，依靠原氏族公社的管理机构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因它除了依靠传统习惯，舆论压力和首领所具有的威信以外，再无其他任何强制的方式。这样就需要有一种属于某个阶级的、专门从事镇压敌对阶级的机构。特别是由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都只占人口中的少数，被剥削者总是多数，少数人要剥削多数人，就更需要有这种专门的暴力机关。这个专门用于统治别的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工具便是国家。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列宁也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页)

由此可见，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如果阶级矛盾可以调和，就不会有国家。国家的作用在于“缓和”阶级冲突，力图把阶级斗争控制在统治阶级的“秩序”范围内。因此，国家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个工具不是各个阶级所共有，而是一个阶级所专有，这个阶级就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它掌握这个工具就是为了保护和发展本阶级的利益，而决不会一视同仁地为社会上的各个阶级服务。既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就必须打破以前的氏族和部落的关系，而按地区来划分行政系统，层层设置统治机构。为了保障统治阶级意志的执行，它就必须使武装和人民分离，建立特别的武装部队，此外还必须有警察、法庭、监狱等等暴力组织，其中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份。毛主席说：“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1365页)十分明显，如果国家不拥有暴力镇压的手段，它就不能起到“缓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把阶级斗争限制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这里要指出的是，缓和同调和是根本不同的。所谓“缓和”就是剥夺被压迫阶级一切足以威胁现存制度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手段，也就是镇压被压迫阶级的一切公开反抗。

【国家的职能】

国家的本质决定国家的职能，国家的职能是国家本质的表现。学习有关国家的职能的问题，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国家本质的理解。

任何国家都有两种职能：一种是内部职能，一种是外部职能。内部职能表明这个国家在社会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外部职能则表明该国家在同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两种职能中，一般说来，对内职能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对外职能则是对内职能的继续。

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职能，就在于对内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把阶级之间的斗争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以保证剥削阶级的统治，对外侵略别的国家或保卫自己的国家以防止别国的侵略。剥削阶级的国家在执行它的对内、对外职能时，经常采取两种手段：一是“和平”的手段，一是战争的手段。这两种手段或者交替使用，或者同时并用，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剥削阶级利益。所以，当剥削阶级使用“和平”的手段时，这绝不是什么施“仁政”，绝不是什么对于人民的“让步”，它既以暴力为后盾，又以达到暴力统治为目的，只不过不像战争手段那样露骨而已。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有两种职能，即对内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组织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外防御帝国主义的颠覆和可能的侵略。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没有任何向外扩张和向外侵略的必要，而且还要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积极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国体与政体】

同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统治阶级的需要，可以采取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例如，同样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采取议会民主制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法西斯专政的形式，但是，不管采取哪种政权形式，它始终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一贯夸大政权组织形式的区别，来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他们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硬说成是所谓“民主”、“自由”国家。其理由是这些国家里有议会民主制。为了揭穿这种诡辩，需要把“国体”和“政体”两个范畴加以区别。毛主席指出：所谓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637页)而政体，“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637页)这就是说，国体问题表明这个国家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个阶级又联合哪些阶级去统治、镇压哪些阶级。历史上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是一定阶彶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封建地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只有根据不同的国体来区别各种国家，才能把握各种国家的阶级本质。至于政体，只是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它表明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去实现自己的统治。如果仅仅依靠政体的不同来区别各种国家，就会使人忽视各种不同国家的阶级实质。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诡辩，正是利用议会制这种虚伪的民主形式，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渲染成似乎代表全民的“自由”“民主”国家。所以，把国体和政体区别开来，着重根据国家的阶级内容区别国家的性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揭露和粉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诡辩的一个重要方法。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页)

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竭力美化资产阶级国家，把资产阶级的一套假民主吹得天花乱坠，甚至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按照资产阶级的选举法，无产阶级可以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可以夺得政权。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胡说什么，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可耻背叛。在资产阶级国家里，议会并不能真正控制政府，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还是取消议会割，赋予议会较大的权力还是较小的权力，完全是按照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列宁指出：“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2页)在危机和矛盾尖锐的时侯，资产阶级就可以取消这种空谈。

资产阶级宪法上所规定的选举权也是极其虚伪的。它表面上说所有公民在选举上一律平等，但同时又用居住年限、财产状况、文化程度、民族等等条件来加以限制。在这种选举制度下，再加上资产阶级的贿赂、威胁等不法活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不可能获得自己应得的议席，这样，资产阶级在议会中就可以拼凑一个绝对的多数来通过自己的议案，以“人民”的名义来执行自己的意志。所以议会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幌子而已。美国的“两党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最标本的形式。美国几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无非就是大资产阶级确定由本阶级中谁出来更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实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的实质“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照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哪些代表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2页)毛主席说：“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资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也日益由虚伪的民主转向公开的反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垄断组织对国家生活的统治，少数垄断组织和财政寡头直接控制国家机器，使垄断势力和国家权力合为一体，使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变成了垄断集团榨取最大利润的工具。这种反动的统治机构对内实行公开的法西斯恐怖，残酷镇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外推行疯狂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特别是军队、警察、特务组织等反革命暴力机关发展到空前庞大的地步。现代修正主义者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垄断集团日益直接控制国家机器这个事实说成是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改变，把财政寡头榨取最大利润的工具，说成是“监督”、“限制”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并胡说只要工人阶级对它“不断施加压力”，就可以将国家机器变为“社会公仆”。这是用谎言来掩盖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他们散布这种谎言的目的是要把无产阶级引上改良主义的道路，放弃用革命手段来解决国家政权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崭新的国家类型。它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多数劳动人民对少数剥削阶级的专政。这种专政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专政。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采取人民代表大会这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执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所预见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页)

【彻底批判刘SQ一类骗子在国家问题上的反动谬论】

刘SQ一类骗子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鼓吹所谓“领导班子就是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反动谬论，对此我们必须彻底批判。

如前所述，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个机器是由包括军队、警察、法院、政府等成份构成的。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的专政。因此，国家政权不仅仅是一个“领导班子”。我们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压迫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工具。刘SQ一类骗子胡说什么“领导班子就是政权”,不讲哪个阶级的领导班子，也不讲政权的属性，这就抹煞了政权的本质，否定了政权是一个阶级的专政，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朕即国家”的翻版，即他就是政权。

既然国家政权是一个阶级的专政，那末，任何领导班子都只能是某一个阶级的成员，某一个阶级的代表;而且，这个领导班子能否真正代表本阶级的利益，为本阶级掌好权，最根本的还要看它是否服从本阶级政党的领导，执行本阶级的政治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决定政权的性质，决定政权的得失。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各级领导班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才能发挥作用，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正确路线，各级领导就不能发挥作用，就可能变质。刘SQ一类骗子只讲“政权就是领导班子”，不讲党的领导，不讲路线正确与否，其险恶用心就是要我们不去跟党、跟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去迷信他们那个“领导班子”的权力，服从他们的指挥，以达到他们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领导班子就是政权”，也是对人民群众的反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人民群众是我们政权的基础。领导班子只能是群众的代表，领导班子的权力是群众的权力的体现，本质上还是人民当家作主。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转引自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如果不代表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领导班子”就会变成“光杆司令”，所谓政权，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刘SQ一类骗子只讲“领导班子”，不讲群众的作用，其目的就是妄图反对人民群众参加政权、管理政权;就是要抽掉我们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改变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同样，既然国家政权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因此，任何国家政权都有保护本阶级和镇压敌对阶级两个方面的作用。是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权，就必然要用以保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并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是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就必然用以保护资产阶级，并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我们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同样具有保护和镇压两个方面的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用政权来保护自己，用政权来压迫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一小撮反动派。刘SQ一类骗子只讲“政权是镇压之权”，而不讲政权的阶级性质，不讲哪个阶级镇压哪个阶级，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作用，就是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毛主席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转引自1968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刘SQ一类骗子大肆鼓吹“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反动谬论，充分暴露了他们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仇视人民群众的法西斯嘴脸。

三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经过社会革命

在阶级社会里，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因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革命。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页)由此可见，革命是由社会内部的经济原因引起的，其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客观的必然规律。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合，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还起着积极地促进作用的时候，任何人想要“提倡革命”、“制造革命”都是不可能的。同样地，当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变成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任何人想“禁止革命”、“消灭革命”也是不可能的。不管反动派如何防范、镇压，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将必然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谓革命”输出”或“输入”的论调，都是帝国主义的胡说。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不可分割的，当生产力发展到要求突破现存的旧生产关系时，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反动阶级决不会自行改变这一生产关系，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地，他们除了在经济上继续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外，还要运用反动的上层建筑的力量，首先是反动的国家机器，来竭力维护旧的生产关系。被压迫阶级只有起来进行革命，用暴力推翻反动的国家政权，才能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社会向前发展。所以，“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页)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乃是实现革命变革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而要夺取政权必须经过暴力革命。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28页)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列宁：《预言》。《列宁全集》，第27卷，第464页)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无论中国的，外国的，无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都是如此。

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革命的一般进程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创立和传播先进思想，造成新的社会舆论以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在革命中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反动的上层建筑;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从而促使社会生产力飞跃地向前发展，推动社会形态走向新的更高的阶段。

社会基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并不是任何时侯都能引起革命。革命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时，才能够发生和取得胜利。

革命的客观条件，是指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列宁指出：“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4页)

这就是说，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要使革命得到顺利的发展并取得胜利，除了有革命的客观条件以外，还必须具备革命的主观条件，即革命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主观条件成熟的程度，集中地表现为有无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

社会总是在和平发展与革命变革的交互更替中前进的。和平发展时期总是比革命变革时期长得多，但革命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强大的促进作用。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直)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第98页)在革命高涨时期，尖锐的阶级斗争激发着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热情和理想。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历史上一切革命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发动了人民群众，发挥了他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起来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摧毁腐朽的旧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实现飞跃的进步。

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是根本不同的。革命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一种旧的社会制度，意味着社会的质变和飞跃;改良则是在保存旧制度的前提下的某些微小的、量的变化。革命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政变以及同一阶级中掌握政权的个别人物和集团的更换，也是根本不同的，因为这种变更并没有改变政权的阶级本质。至于反动阶级重新夺得了政权，暂时恢复了它的统治，那就不是什么革命，而是反革命了。总之，只有消灭旧的社会制度代之以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的变革，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刘SQ一类骗子，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出发，故意抹杀革命和政变的区别，否认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把统治阶级的“宫廷政变”说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一部阶级斗争史、人民革命史描写成少数几个人政变来政变去的政变史。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颠倒，对人民群众的诬蔑。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上有过各种形式的政变。在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生的政变，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有些可能带有改良的性质，有些则是彻头彻尾反动的。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不管他打的是什么旗号，都不会摧毁反动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只不过是使这个机器更换一下主人。至于刘SQ一类骗子所津津乐道的“宫廷政变”，只不过是同一反动统治阶级上层狗咬狗的斗争，是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之间为了实行权力再分配而进行的争夺。无论他们怎样互相残杀，改朝换代，并不会改变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镇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策动的反革命政变如果得逞，可能出现历史的倒退，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也不是少数野心家、阴谋家的政变，而是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革命。社会基本矛盾是革命的一般根据，不同性质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是不同性质、不同类型革命的特殊根据。毛主席在论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596页)所谓革命的类型就是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等等的总和，而这些都是由不同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基础上，产生过不同类型的革命：这就是反对奴隶主阶级的奴隶革命，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下面我们来着重分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民主主义革命】

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17-—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即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先后都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农奴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的革命。

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带着自己反封建的要求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因而使这种革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当时革命的动力，包括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还处在比较幼稚的阶段，没有完全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革命中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农民、手工业者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确立了统治地位。

(二)1905年至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腐朽阶段，无产阶级已经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俄国资产阶级则由于害怕彻底的人民革命，而趋向于同封建势力相妥协，甚至直接投入反革命的营垒。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世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那种积极作用，不能充当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时代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使得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从而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有着不同的特点。

列宁在指导1905年革命的过程中，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这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关心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只有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第34页)而资产阶级则不愿意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以便他们可以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甚至与封建势力结成联盟，来共同反对无产阶级。列宁在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充分论证了这一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革命及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最后是以十月武装起义完成了这一转变。

(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先后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侵略和掠夺的目的，一方面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保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并使封建地主阶级成为自己侵略和统治这些国家的支柱;另一方面，又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豢养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作为其直接统治人民的代理人。解放前的旧中国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不推翻这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矛盾。随着这种矛盾的发展，就必然兴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十月革命结束了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开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斯大林说：“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斯大林：《再论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85页)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在由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628-629页)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它使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威胁帝国主义生命的前线，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制度，而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所支持。因此，从革命阵线上说来，这种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正因为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620页)“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毛泽东：《接见非洲朋友时的谈话》，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不支援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帝国主义，就会损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列宁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8页)同样，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那就意味着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同样，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也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他们的斗争如果没有国际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中国革命虽然具有许多具体的历史特点，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完全相同，但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彻底胜利的革命来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获得了新的性质，毛主席把它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它并不要求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所以其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因而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而无产阶级则是革命的领导者。毛主席根据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1211页)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领导各革命阶级，组成了以工农联盟为主力军的反对帝、官、封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经过长期的革命的武装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顺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的经验表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革命领导权问题。这是民族民主革命能否彻底胜利的关键。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和彻底解放。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某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虽然也领导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运动，取得了某些胜利，但是最后仍不能彻底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决定了的。

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实现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农民一般占人口的多数，现代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第一位，采取整风运动的方法，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改造党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和执行一条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正确路线。同时，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对于极少数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要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于党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则采取“惩前瑟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样就解决了如何把党组织建设成为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问题。

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的问题，是工农联盟的问题。农民问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广大的贫农和中农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能不能领导农民革命乃是能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标志。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基本上就是因为它不能放手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坚决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领导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现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毛主席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1148页)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必须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同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正确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彻底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并反复教育全党：统一战线“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721页)毛主席还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在对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总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最，把敌人孤立到最小的程度。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在反对革命的敌人时，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斗争形式，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武装的等各种斗争形式，但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的形式。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敌人的势力特别强大，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互相勾结，对人民实行极其野蛮的统治，对人民的革命运动采取残酷的武装镇压。因此，斗争的主要形式必然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着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须建立一支由**领导的、善于同敌人作战的人民军队。毛主席说：“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573页)又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975页)

在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毛主席把这三方面概括成“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的领导下，以农民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把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道路。毛主席根据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的特点，提出了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先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和中国人民首先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摧毁了反动政权，建立了革命政权，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打碎了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上，刘SQ一类骗子忽而反对武装斗争，反对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忽而又鼓吹世界上一切国家不分具体情况都要千篇一律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早在1930年刘SQ一类骗子就被蒋介石的屠刀所吓倒，怀疑武装斗争，散布“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提出所谓“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用“流动游击”代替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路线。毛主席当即写了《星星之火，可以撩原》等光辉著作，严肃地批评了这种瓦解革命的机会主义滥调。但是这个骗子为了要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以实现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竟然恬不知耻地自吹什么“壮志坚信马列，岂疑星火撩原”，妄图反攻倒算，要翻历史的案。真是反动透顶。为了掩盖自己反革命的面目，他们又歪曲毛主席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鼓吹什么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这种观点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早在1938年，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指出，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但在同一个原则下，如何执行，又必须结合本国特点。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的任务就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则不同，“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507页)毛主席的这个论述，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阶级革命，例如，日本的革命，就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必须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毛主席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该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能强加于人。刘SQ一类骗子歪曲毛主席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其目的就是要制造混乱，破坏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帝、修、反效劳。

总之，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三件主要武器，三件主要法宝。而这一切又集中到一点上，就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的国家。毛主席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1369页)

当前，殖民地半殖地，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着帝国主义。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2月25日))亚非拉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亚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打击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把他们的解放事业，看作是对自己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作是本国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苏修叛徒集团竭力压制、破坏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妄图扑灭革命的烈火，充分暴露了他们叛徒、工贼的可耻面目。但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人民革命运动到处都在胜利前进。十几年来，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的理论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威力。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发展前途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新型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着下列不同的特点：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和成熟的时候开始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情形下开始发生的。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这个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本主义经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却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这个政权把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四，资产阶级革命只限于以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去掌握政权，所以它无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却要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所以它不能不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第五，资产阶级革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它不能把广大劳动群众长久地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而无产阶级革命是为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它能够同广大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结成长期的巩固的联盟。(参看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6-127页)

总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它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贫农、下中农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可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领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矛盾发展的直接产物。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历史证明了列宁的科学预见。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第一次取得了这个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的条件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所有或至少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各国资产阶级容易采取联合行动把单独一个国家发生的革命镇压下去，社会主义革命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新原理。

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证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更加显著了。由于这个规律的作用，某些原来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以跳跃的速度赶上和超过某些原来比较先进的国家，因而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便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体系的各种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起来，这些矛盾的发展削弱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使得这些体系的某些地方可以出现特别薄弱的环节，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这里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就是这样的薄弱环节。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原理，对于战胜各种机会主义，保证十月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武装了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头脑，已经并将继续指导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进军。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样才能够遵循这条道路取得自己的胜利呢?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必须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这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页)而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也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页)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毛主席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506页)又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512页)

暴力革命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成份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资产阶级也是如此。由于剥削阶级的本性，资产阶级绝不会自愿让出政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当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时候，它总是首先使用暴力来镇压革命，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暴力粉碎反革命的暴力，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历史事实证明，从来没有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取得胜利的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如前所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只要把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拿过来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为自己服务。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都是少数剥削者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和保护私有制的工具。而无产阶级则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镇压少数剥削者的统治工具。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根本不适合社会主义的需要。因此，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器，并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摧毁它、打碎它，用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

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和一切新老修正主义的分水岭。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借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说什么现在“国际舞台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国际反动派对于实行革命的国家的内政干涉趋于瘫痪”,“这就减少了资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潜在可能性”，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取得议会中的多数”，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完全是反马列主义的反动谬论。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指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历史的事实也驳斥了“和平过渡”的谬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在不断加强暴力机器，美、英等国的常备军成倍以至十几倍的增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内残酷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对外到处进行反革命的武装干涉。这些事实证明，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他们永远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今天，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进一步加强武装斗争的准备，以便随时回击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和帝国主义的武装于涉，否则就根本谈不上革命，更谈不上革命的胜利。企图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这纯粹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为了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而散布的一种幻想。

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不能用议会斗争来代替武装斗争，用“合法斗争”来代替“非法”斗争，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我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的领导下，发扬彻底革命精神，决心用人民革命战争彻底摧毁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法西斯统治的时候，刘SQ一伙跳了出来，鼓吹“议会道路”，提出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修正主义纲领，扬言要把“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并“经过人民的投票表决”,“转变到社会主义”。这充分暴露了刘SQ一伙也是典型的议会谜，与赫鲁晓夫是一路货色，都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门徒。他们妄图倒转历史车轮，把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双手捧给蒋介石，为维护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的统治出力卖命。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布了所谓“议会道路”的彻底破产，再次证明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原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取得革命的胜利，最根本的是要靠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路线正确与否，决定革命的成败，决定政权的得失。历史事实是最好的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出现过大好的革命形势。但是由于第二国际多数政党堕落成为修正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的党，推行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因而根本谈不上引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有在俄国，由于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持暴力革命，坚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因而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有些国家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并且掌握了武装(如法国、意大利)，但是由于机会主义路线占了上风，迷信“议会道路”，结果使革命遭到失败。在中国，由于有毛主席的领导，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坚持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克服了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从而把革命引向了胜利。刘SQ一类骗子从他们的资产阶级政权观点出发，离开路线讲政权，离开路线讲“夺权”，其目的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妄图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维护和复辟资本主义。

如前所述，夺取政权仅仅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毛主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在中国**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1328页)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工具去进一步改造旧的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必须进一步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彻底消灭三大差别，彻底消灭阶级，为进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总结了国内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决了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重大课题，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下一讲中作专门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