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十三章(机械与大工业)第VI节(机械驱逐劳动者同时会予以赔偿的学说)内容的读书笔记。本节中，马老师揭示了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真实社会后果。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詹姆斯·穆勒、西尼耳等人所持有的“赔偿学说”认为，机械排挤劳动者的同时，会游离出相应的资本，这些资本将重新雇佣同数量的劳动者，从而实现对失业者的补偿与社会劳动力的再平衡。然而，马老师通过严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有力地驳斥了这种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乐观论调，论证了机械的资本主义使用不仅不能实现所谓的“赔偿”，反而会加剧劳动者失业、贫困化与阶级对立。

机械的使用不会导致资本的“游离”

马老师的论证首先从资本构成的变化入手。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壁纸制造商原有6000镑资本，其中3000镑为可变资本用来支付100名工人工资，3000镑为不变资本用于购买原料。在引入价值1500镑的机械后，他解雇了50名工人，资本构成变为4500镑不变资本，即原料3000镑加机械1500镑，和1500镑可变资本，用于支付剩余50名工人工资。他的总资本数额未发生变化，但可变资本的比例从二分之一降至四分之一。马老师指出，这里根本不存在资本的“游离”，而是发生了资本形态的转化：一部分原本可用于雇佣劳动力的可变资本，被拘束在了作为不变资本的机械上。因此，同样6000镑的总资本，现在只能雇佣50名，而非100名工人。而随着机械的持续改良，雇工人数还可能会进一步减少。这就从最基础的层面否定了“资本游离进而重新雇佣”的逻辑前提。

失业可能导致消费萎靡，产生连锁失业

针对辩护者可能转向的“生活资料游离说”——即认为机械使劳动者失业的同时，也使他们原先消耗的生活资料“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可转化为资本以在其他领域雇佣工人——马老师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社会总资本与总需求分析。他指出，被解雇的50名工人对应的1500镑工资原先代表被解雇工人所生产壁纸价值的一部分，工人用它购买生活资料。然而，失业意味着他们从生活资料的购买者变为非购买者——没工资了嘛，这就直接导致社会对这些作为生活资料的商品的需求减少了。此时，若无其他需求增长作为补偿，那么相关商品的价格将会下跌，进而可能导致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部门也出现收缩与裁员。因此，所谓“游离的生活资料”并不会自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的资本。相反，需求的萎缩则可能引发连锁性的失业。即使部分被排挤的劳动者最终能够在其他行业找到工作，那也是由于新的追加资本被投入，而非原资本的“游离”所致。更何况，由于分工造成的技能固化，这些失业劳动者往往只能涌入低报酬、高竞争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其前景往往暗淡，许多人甚至在过渡期中陷入饥饿与困顿(在西大就是斩杀线了)。

机械与机械的资本主义使用是不一样的

马老师深刻地区分了“机械本身”与“机械的资本主义使用”。他认为，机械作为生产力进步的体现，本应该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强度、增加社会财富。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机械的使用服从于资本增殖的目的，因而成为榨取剩余价值榨取的手段，其结果表现为劳动日的延长、劳动强度的提高、劳动者的去技能化与从属地位的深化，以及产业后备军(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两者的根本区别，将矛盾归咎于技术本身，从而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脱是荒谬的。这种荒谬，犹如杀人犯将罪行归咎于刀这个工具，因而坚持自己无罪，并反问没有刀社会要如何进步。

机械的资本主义使用的净效应往往是劳动阶级处境的整体恶化

在本节论证的最后部分，马老师并不否认机械发展可能在某些关联部门，如机械制造业、原料采掘业等处创造新的就业。但他同时指出，这些间接就业效应与“赔偿说”毫无共同之处：首先，机械生产同等数量产品所需的劳动总量必然减少，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其次，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往往数量有限、条件恶劣;最终，机械普及导致的社会总劳动需求相对减少，以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英国棉纺织业兴起虽刺激了美国棉花种植与非洲奴隶贸易，但机械毛纺厂却导致大量农业劳动者流离失所，爱尔兰的人口锐减正是这一进程的残酷写照。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下的矛盾性后果：一方面在某些领域创造雇佣，另一方面在其他领域更大规模地制造过剩人口，其净效应往往是劳动阶级处境的整体恶化。

从机械到AI——关键在于我们想要构建怎样的社会

当下，AI的发展与马老师当年观察到的机械的发展有许多相似之处。AI作为当代最前沿的通用技术，其资本主义使用正重演着历史上生产机械化的诸多社会后果。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AI的研发与应用，其首要驱动力是利润最大化与获取竞争优胜。这导致AI被优先部署于替代重复性、程式化乃至部分复杂认知劳动，其结果必然是大规模排挤就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

有些人认为AI的应用必然创造更多新岗位，这与当年的“赔偿学说”很相似，它忽视了两个关键点：

其一，新岗位的创造在数量、时序和技能匹配上并不自动与被淘汰的岗位配对，其间存在巨大的转换成本与断层，劳动者往往承受失业、再培训与收入下降的痛苦。

其二，即便在新兴的AI研发、数据标注、维护等领域产生雇佣，其规模与资本构成也趋向于高技能、小规模的核心团队与大量弹性、低保障的外围工作相结合，这种劳动力组合方式是难以吸收被主流产业排挤的庞大劳动力的。

更重要的是，AI带来的生产率的增加，在资本主义分配制度下，将主要转化为资本利润、股价与顶级技术人才的报酬，而非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与闲暇时间的增加。相反，AI的发展反而可能使资方通过监控、算法管理加剧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与心理压力。这正印证了马老师所指出的问题：技术之资本主义使用，使人类从属于技术，而强化了剥削与控制。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我想是有的。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视野中，对AI等新质生产力的规划与使用应当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不同的逻辑与目标。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所有制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主张技术发展应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共同福祉。所以，在此框架下，AI的应用应当首先致力于将劳动者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作为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全社会自由时间的物质基础。通过群众参与的民主计划，社会可以有步骤地管理技术转型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大规模投资于劳动保障、公共教育、终身学习与多技能培养，确保劳动者就业的平稳过渡，并分享生产率提升带来的红利——如减少工时、提高全民收入。同时，AI的发展方向将受到群众监督与伦理规范的引导，避免其异化为监控与控制劳动者的工具，以确保AI技术的发展能增强人的能力与尊严而非削弱之。这样一来，AI带来的丰裕成果，将不再被用于私人资本的无限积累，而是被用于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生态可持续——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发展带来的失业问题。

因此，AI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其实是由其所嵌入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如果基于资本增殖的逻辑与目标进行技术应用，那么，AI时代恐怕将加剧失业、不平等与人的异化。但是，通过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的变革，则有可能将AI等强大生产力导向共同富裕与所有人的解放。

所以，我们究竟想要构建何种社会秩序呢?是服务于资本增殖，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斩杀线的社会呢，还是真正为所有人的福祉服务的自由人的联合?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