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教授提到的“民本主义”，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以前听说的是人本主义，也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确实不是新鲜词，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那里就已经有了。赵老师上课的时候也让我们注意“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区别。“以人为本”强调的是单个的“人”。因为单个的“人”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高低，拥有财富的多少以及可支配的资源都不相同，所以“以人为本”最后很容易异化为“以资本为本”。而“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的对象是“人民”，“人民”是一个政治属性很强的概念，突出的是其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人民”确实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但是一旦形成了“人民”这个概念，它的性质就不再是单个的“人”所决定了，而是由组成“人民”中的多数人/阶层/阶级所决定的。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比“以人为本”进步的地方。

翟教授讲，“财富的来源不是物”。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财富的来源包括物，但不完全是物。第二句话说，“这个所谓的人，包括人的劳动、创造和消费等各种行为。”这句话怎么看都觉得奇怪。或许作者想说财富的来源包括劳动、创造和消费等各种行为。我个人认为，创造本身也在劳动概念范围内。消费怎么也变成了财富的来源呢?这一点比较费解。消费不就是消费财富么?是对财富的一种消灭。如果说，站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角度去看，“财富的来源包括消费”就是“需求创造供给”的变体。

翟教授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劳动价值论”。事实上，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来的。劳动价值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就已经有了。马恩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只是后来经济学的发展抛弃了劳动价值论，转而拥抱了效用价值论。这其实是一种退步，也是马克思说他们“庸俗”的原因所在。

翟教授说，“劳动价值论受限于工业革命的经验”。这个说法显然不对。说这句话的人肯定没有认真看过《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里说，“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德国的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什么是“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在我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讨论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工业革命是对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一种验证，工业革命之后，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还会有其他历史事件对其进行验证，比如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

至于苏联经济体系的基因缺陷是什么，我没有研究过，不妄言。什么是基因缺陷?就是打娘胎里一生出来就有，是与生俱来的。我初中学历史的时候，讲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建立过“战时经济体制”。那是因为各种势力对新生政权虎视眈眈，所以才对社会和经济实行严格管控。这是为了满足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我看到很多公允的历史分析对“战时经济体制”是持积极评价的，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天生的缺陷。

再说马克思主义该不该中国化、时代化，这个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方法论。为了说得更直白一点，还会再加上一句，不是教条。至于把“改造”一词放在这里，就有削足适履的味道了。

翟教授说，“财富的源头不能仅限于人的一般性劳动或者基础性劳动。”这句话就没什么意义。财富的源头什么时候也没有局限于人的一般性劳动或者基础性劳动，甚至都没有局限于劳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面就有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说法。

新一轮科技革命导致基础性劳动的功能越来越被复杂技术所替代——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重要性越来越体现为创新和消费之中——这句话，我觉得讨论的重点应该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多数人的生产资格都被剥夺了，他的消费资格该如何确立?

在翟教授讲的第二点里面，“精英”前面加了很多修饰限定语，但最后把是否是精英的评判标准交给了挣钱的多少。这本身是一种十分狭隘的定义。

就优秀程度而论，精英的孩子和父辈之间有三种关系。第一种是不如父辈优秀;第二种是和父辈一样优秀;第三种是比父辈还优秀。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来看，这三种都有，而且后面两种出现的频率更高。我也没有看到有统计数据来支撑“精英的孩子大概率不再像父辈那么优秀”这一个观点。

至于人群的身高，这就跟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统计数据显示，80后比70后平均身高要高，90后又比80后高，00后比90后高，等等。这是一个国家发展了，食物、营养等都提升的客观结果。

智商，就更像是一个不可捉摸的概念了。其实，没有生育缺陷，生下来正常生长发育，大家的智商不会差别很大。马克思也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至于运动、天赋之类的概念，这个跟智商的讨论差不多。

翟教授还举了姚明和潘长江的例子，我不知道他想拿出来说明啥。这种把正常的生理现象挪到社会领域的讨论，人为地赋予它特殊的涵义，本身就不可取。再加上作者对精英的定义，姚明和潘长江是不是都能挣很多钱?他们两个都属于精英的范畴。

至于下一代最优秀的精英是不是来自普通家庭，这个可以讨论的空间就很大了。就我们看到的资料而言，很多自称是白手起家的人根本就不是“白手”，他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本身就很多。

翟教授在第三点里面说了很多，但我就看到了一个东西，就是用“后三十年”去否定“前三十年”。我只能说追求“机会平等”的出发点是好的。为年轻人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这句话说出来很轻松，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做才算是为年轻人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这一时刻的平等的竞争还会是下一时刻的平等竞争吗?

翟教授讲，中国道路其实是对苏联道路和美国道路的融合与超越。这个说法就有点随意了。我们国家建国初期学习苏联，还称苏联为“老大哥”，我们发展的道路中肯定有苏联道路的影子。至于说我们道路中有美国道路的影子，这个说法我觉得站不住脚。是美国道路的什么影子呢?是三权分立吗，是联邦制吗，是票选政治吗，还是寡头经济?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至于新时代是对两个“三十年”的融合和超越，中央并没有这个说法，我就不妄议了。至于正题反题的提法，我个人觉得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合适。前三十年有教训，也有经验，后三十年有经验，也有不足。吃第四个馒头吃饱了，不能说前面三个馒头都白吃了。前后两个“三十年”之间不能互相否定。

翟教授讲的第四点讨论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回答，要依据时代发展的条件、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现在都还在探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且把它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它应该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

翟教授所讲的最后一点中，为什么原来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现在可贸易了，就会导致生产和分配的失衡，而且是严重的失衡?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在哪?作者前面讲的一个小型经济体运转逻辑解答不了这个问题。

至于作者说要想维持原有的社会团结、社会均衡，必须用其他的新的再分配手段来弥补社会变迁、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失衡。这个就好比把推进共同富裕寄希望于“资本”的慈善，“资本家”发善心，到最后只能是南辕北辙。

——赵磊点评：

张国毅做了比较全面的思考，有深度。我补充几点。

第一点，先说那个“以人为本”吧。张国毅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与“人民为中心”的区别。我要提醒，翟教授的“民本主义”强调的“民”是不是人民?我看未必。为什么翟东升要讲“民本主义”?它跟高尚全、严炳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的“民本经济”有何关联?跟我们通常理解的“人民”不同，有些学者强调的“民”，实则是在强调“私有化”，和“民营经济”中的“民”是一个概念。这里的“民”，并不是在强调“人民”，而强调的是与“公有”相对应的“私有”。

如果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强调的“民本”，表达的是“私有”概念，那跟我们通常理解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有本质区别的。退一步讲，倘若翟东升强调这个“民本”是“人民”的话，那我就要追问了，它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之间是什么关系?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我们知道，十八大2012年11月召开的，那么翟教授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应该是在18大以后吧?我的意思是说，做学问一定要严谨。

第二点，张国毅讲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提出来的。这个说法当然是对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比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那里，就已经有劳动价值论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继承和发展了古典劳动价值论，这也没错。我想强调的是，马克思对古典劳动价值论并不仅仅是继承和发展，而恰恰是进行了“改造”。把改造用在这个地方，才是恰当的。

马克思是怎么改造的呢?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但还不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我建议张国毅去了解一下，为什么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在这之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为什么还谈不上是科学?我建议张国毅去做一下这方面的比较。

第三点，张国毅说，我们这一辈人的身高比上一辈人要高，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恰恰证明了“向平均值回归”的规律。这个规律不是翟教授发现的，而是科学家发现的。这个规律恰恰说明，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智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就连体型、身高等生理方面的差距也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