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历史到底该怎么看，从来不是学者之间的争论，也不是象牙塔里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普通人站在什么立场上理解我国过去的问题。围绕明清易代，有人反复强调不要再提1644年，认为这样容易带乱节奏;也有人把明亡清兴说成是华夏文明的中断，甚至把我国近代的一切苦难都归结到清朝头上。

这些表面看是历史评价的分歧，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历史观、阶级立场和看问题方法的根本不同。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必须说清楚：我们看历史，到底是站在封建王朝、帝王将相的立场上，还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普通人民立场上?如果历史只剩下朝代更替、民族标签和情绪对立，那么不管争多久，都不可能得出真正有说服力的结论。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首先要看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而不是先入为主地贴道德标签。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我国近代史起点的判断一直是明确的，那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一判断并不是情绪化的价值裁决，而是基于一个根本事实：从这一刻开始，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发生了质变，封建社会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1840年以前，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我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依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地主阶级通过占有土地和国家机器，对农民进行系统性剥削，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明清易代并没有改变这一社会本质。

正因为如此，把1644年塑造成我国历史由正常走向灾难的决定性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说法人为割裂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模糊了帝国主义侵略在近代中国苦难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回避了封建制度自身长期积累的阶级矛盾，结果就是历史问题被简化成情绪宣泄，阶级问题被血统问题所替代。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明朝的灭亡，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阶级矛盾已经彻底激化。在土地兼并严重、赋役沉重、官僚体系腐朽不堪的社会环境下，使得广大农民连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最终爆发了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战争，他们反明不是因为恨大明这个民族政权，而是因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把农民逼到了绝路，所以明朝的覆亡是封建统治阶级自身危机的集中爆发，而非简单意义上的民族失败。

教员早就讲得很清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今天如果把明朝的灭亡简单归咎于李自成和农民起义，本质上就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说话，而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看问题。一个王朝如果已经到了靠榨干农民、镇压农民才能维持统治的地步，那么它被推翻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同样，清朝的建立和延续，也必须放在阶级分析的框架中来看。清朝统治时期确实存在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大规模屠杀，这些历史事实必须正视、必须批判。但同时也要看到，清政权很快完成了对明代封建统治结构的继承，其统治基础转向维护全国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满洲贵族、汉族地主和官僚集团，在剥削农民、维护封建秩序这一点上，形成了共同的阶级联盟。

由此可见，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皇帝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并不能改变他们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处境。

站在人民史观上看，明和清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它们的差别它们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没有改变，地主占有土地，农民承受剥削，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

这正是当下舆论场上明清之争的症结所在。

2

而在《警惕1644史观带乱了节奏》这类文章中，它们更多是把问题归结为情绪化、认知偏差，却很少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群众会用民族对立的方式理解历史?为什么阶级分析和人民史观在公共讨论中越来越少?

教员明确指出过，判断历史的进步与反动，不能以民族为标准，而必须以阶级为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民族问题始终放在阶级分析之中，对包括清朝在内的一切封建王朝，评价的出发点都是其阶级本质、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以及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或反动作用;同时在民族问题上，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强调各民族劳动人民在反封建、反压迫斗争中的共同利益。

这一时期对清史的批判，并不是建立在满汉对立的基础上而是立足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以及清王朝在近代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时的腐朽、妥协和卖国行径。

这正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根本立场。

可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治理重点转向经济建设，阶级斗争不再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历史叙事和民族政策的侧重点也随之发生变化。民族政策更加突出稳定与融合，历史表述中对民族关系的强调，逐渐取代了对阶级对立的系统分析。清朝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被反复强调，而对其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明显弱化。

这种变化，并不是清王朝的阶级性质发生了改变，而是阶级分析在整体话语中逐渐退居幕后。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理解历史时失去了最重要的工具，只能回到最直观、也最容易情绪化的民族解释框架。当阶级分析淡出公共讨论，社会矛盾和历史积怨就容易以民族化的形式呈现，这正是当前明清之争中激烈情绪滋生的现实土壤。

用民族叙事取代阶级叙事，不仅会歪曲历史，也会在客观上削弱人民立场。

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不会因为统治者的民族不同而减轻;封建专制的残酷性，也不会因为王朝姓氏不同而发生质变。把历史矛盾理解为民族对立，最终只会模糊真正的压迫关系，让人民在虚幻的民族情绪中迷失方向。

因此所谓的1644史观，并不是谁刻意带出来的，而是在阶级分析长期缺位之后，自然出现的一种替代解释。如果不讲阶级、不讲制度、不讲人民处境，历史就一定会被简化成哪个朝代害了中国。

教员多次指出，群众的思想问题背后，总有现实根源和历史根源，今天关于明清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容易激化，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群众怎么看历史，而是当局者到底要用什么立场、什么方法去向人民讲历史。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质被淡化，当农民战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被边缘化，民族情绪被推到前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真正需要警惕的并不是所谓的1644史观，明清之争根本矛盾也不是在于该不该降温的问题，而是该不该把阶级这条线重新讲清楚的问题，明和清本质上都是封建统治者，我国历史真正的转折点不是1644年，而是1840年帝国主义入侵，更是1949年人民真正翻身做主。

只有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历史争论才会真正降温，否则不管你多么警惕节奏，只要阶级分析不回来，类似的争论还会一次又一次出现。

历史研究和历史讨论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任何一个王朝翻案，也不是为情绪寻找出口，而是让人民看清自己的苦难从哪里来，解放又是怎样实现的。

因此，明清之争的真正出路，不在于争论哪个王朝更正统，而在于重新回到人民史观和阶级分析的立场，认识到封建社会的兴衰是制度性必然，只有在这一立场上，才能既科学地评价明清历史，又维护我国历史的连续性，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更不会偏离新中国革命传统所确立的根本历史观和政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