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货币学概论》9.1)

一、战时的通货膨胀与本位货币恐慌

(一)本位货币恐慌与资本主义一般危机的关系

前面论述货币与信用的理论时，主要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主义及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货币流通过程，说明了货币运动法则在各种货币现象中所显现的形态。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阶段的货币流通现象，还不曾作具体的论究。所以从本章起，我们研究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货币流通，说明金本位制崩溃过程即本位货币恐慌过程，考察资本主义世界通货政策与通货斗争的现象，并推测资本主义货币体制的前途。

本位货币恐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世界中也是常有的现象，但这种现象显现的时期很短，并且范围不广，但大战以来的本位货币恐慌，却蔓延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且时间也特别长久(从1914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为止，除1924—1928年的五年之外，都是金融恐慌、本位货币恐慌时期)。本位货币恐慌的这种持续性、严重性与普遍性，是战后帝国主义新阶段的诸特征的显现形态，为要理解资本主义货币制度的危机，就必须先理解战后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是独占与金融资本的支配成立、资本输出取得显著意义、国际托拉斯的世界分割开始，并且最大资本主义诸国所实行的地球上全领土的分割完竣的那样发展阶段上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其本质上即是独占的资本主义，而帝国主义阶段的诸特征——金融资本的支配、资本的输出、世界的分割等，——都是由独占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

自从产业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进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主义内在的一切矛盾，——如资本主义的腐败性与寄生性、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冲突性与破裂性、劳动拮抗的不可调和性等——就达到了尖锐化的程度。所以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是腐败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各国资本主义为谋延长自己的生命，唯有诉渚帝国主义战争，从新分割已经分割完竣的世界领土。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就是在这种企图之下爆发出来的。

但在大战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却踏进了最后阶段的顶点，即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的阶段。

一般危机阶段上的资本主义，仍是独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这个阶段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继续发生作用，同时上述帝国主义的诸特征，更展开了深刻的严重的扩大的诸姿态。这一般危机的阶段上的资本主义的诸特征，大概可以作如下的概括的规定：

第一，资本主义当作世界经济看，已不是统一的体系。资本主义体系虽然还是残存着，而另一方面却出现了社会主义的体系，而与前者相对立。这两个体系的斗争，使资本主义的内的矛盾更趋激化，因而加速资本主义的没落。

第二，帝国主义内部的阶级对立的尖锐化和社会革命潮流的高涨。

第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威胁着帝国主义支配的基础，使资本的输出遇到严重的障碍。

第四，许多农业国家与落后民族的工业化的急速发展，使得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日趋狭隘。

第五，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与农业经营的机械化的发展，造出农业的商品生产过剩，使农业恐慌采取慢性的形态。

第六，战时生产力的大破坏、战后生产机关的停顿、新的生产技术(如电气化)的排斥、有机失业的形成、休息资本的浮浪(短期的投资与资本的投机)等，——这一切事实，越发加强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败性。

第七，占世界领土六分之一的苏联脱离了资本主义的范围，落后民族与隶属国家的资本主义化、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中小生产者的破产与有机失业的增加、世界劳苦大众的赤贫化——这一切事实，一方面缩小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一方面扩大了生产与消费之消极的不平衡。更由于大战的契机，改变了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通路，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势力范围，大受美日两国资本主义的侵蚀，因而越发增大了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冲突性与破裂性。

第八，由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冲突性与破裂性的增大，就加速了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相互间的冲突——英美、法德、日美、英法与德意、民主主义各国与法西斯主义各国的冲突。这些冲突随着世界恐慌的发展而发展，终于走向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必然削弱资本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本位货币恐慌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的表现。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是从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开始的，在战后经过了三个时期。从1919年到1923年之间为第一期，从1924年到1928年之间为第二期，1929年以后为第三期。资本主义货币制度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相适应。在大战期中，一般危机在货币流通领域中的表现，是本位货币的恐慌，在战后第一期，是猛烈的本位货币恐慌;在第二期中，是部分的本位货币的安定;在第三期中，是表现世界恐慌的最激烈最持久最普遍的本位货币恐慌，即金本位制之普遍的崩溃。

(二)大战期中的通货膨胀与金本位停止

以下我们追溯第一次大战以来本位货币恐慌的现实过程。

帝国主义战争消耗了巨额的战费。依据德国经济学者休尔则(Franz Hermaun Von Schulze-Delitzsch)的计算，世界战争的总价值为7440亿—8330亿金马克。几世纪以来所蓄积的财富的大部分和战时四年间所造出的财富的大部分，都供作这次战争的牺牲了。因此，资本主义各国为了筹措战费，尽过最大的努力，而努力的结果，在许多国家引起了货币制度的破坏、汇兑市价的混乱、公然及隐藏的国家的破产。

交战各国筹措战费的方法，一部分是不断的发行巨额的公债，一部分是不断的实行通货膨胀。

就大战爆发以后的英国来说，1914—1918年之间，英国所发行的国内公债为44亿9500万镑(其中资本主义企业所发行的部分只占1亿7950万镑，其余全部都是国家的战时公债)。这些公债都是供作筹措战费之用的。其他如德国与法国也都有同样的情形。金融市场这样大规模的扩大，只有通过通货膨胀才有可能。所以战时各国的通货的发行额，都达到了可惊的数目。

英国银行券的发行额，在战前不过3000万镑，到1914年底，纸币流通额约为7500镑，到1915年底为1亿3800万镑，1916年底为1亿9000万镑，1917年底为2亿5900万镑，1918年底为3亿9400百万镑。

法国银行券发行额，在1914年之初约为60亿法郎，到1918年增加到280亿法郎。

德国的货币流通量，在1913年为60亿马克，但到1918年增加到230亿马克。

如我们所知，一国的纸币只能在一国内部流通，因而各国政府利用纸币印刷机所能动员的东西，只是本国的商品价值。如果要向国外购买必要的武器和商品，就不能利用纸币，而必须用现金支付。所以大战的当初，各国政府一面利用纸币通货膨胀以征集国内的资源，同时又实行集中金融以巩固现金准备。为要拥护现金准备，就不能不停止金本位制的机能。

德国和法国首先停止兑现，随后并实行禁止现金出口。英国虽然不曾像德法那样停止金本位制，而事实上却禁止金币与金块的输出，并实行停止兑现了。至于美国是在参战的那一年即1917年9月9日实行禁止现金出口，虽不曾停止兑现，而禁止现金出口的事实，在实际上也和停止金本位制一样。此外日本也在1917年9月实行禁止现金出口了。

这样看来，大战期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事实上都停止了金本位制的机能。

由于金本位制的停止与通货不断的发行，通货膨胀就不断地发展。结果纸币的价值低落，物价不断的高涨。以1913年的物价指数为100，到1918年，英国物价指数增高到227，德国的增高到217，法国的增高到340，意大利的增高到409，美国的增高到194，日本的增高到196。

欧洲的交战各国虽然用尽方法去拥护现金准备，但因为要向中立各国购入必要的商品和武器，仍不能不用现金支付，结局黄金就由交战国流入于中立国。这一事实，可以从欧洲各中立国的金准备的变动情形看出来。

至于在大战期中，利用战争的机会，从欧洲及其他各地吸收了大量黄金的国家，要算是美国。美国在1913年底的准备金为19亿2400万金元，到1918年底就增加到30亿8100万金元。

在战时通货膨胀过程中，物价的腾贵，货币价值的低落，使得资产阶级因战时的投机而致富，而劳苦大众却陷入困厄的深渊。这种普遍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通货膨胀与战争的混乱，终于引起了世界经济的破产。

二、战后的通货膨胀与本位货币恐慌

(一)战后通货膨胀的一般特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时，交战各国基于《巴黎和约》，不能不设法实行复员，不能不偿还战时公债以及复兴战时被破坏的区域或支付赔款，因而就不能不筹措大宗的经费。这在当时是各国最紧急最重要的先决问题。

在战后生产力的大破坏及满目疮痍的状况中，各国政府为要筹措大宗的善后经费，在预算的编制上就感到非常的困难。支配的资产阶级在这时所能利用的唯一方法，仍是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把一切的负担转嫁于劳苦大众。纸币的减价，在大战期中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现在纵令是相对的小额的支出，也必须发行大量的纸币。于是纸币的继续发行，就越发厉害的促进纸币的减价。

战后的通货膨胀的发展，1922年在奥国、1923年在德国，达到了最高的顶点。法国在1926年达到最高限度。英国的通货膨胀，在战争终结以后，也不曾实行清算，直到1920年4月才开始恢复健全状态，而币制的改革到1925年才见诸实行。

战后的通货膨胀与战时的通货膨胀，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当德国激烈的通货膨胀发展着的时候，战争行为已经终结，世界的经济关系在各国已经复活起来，所以争夺市场的经济战争就异常激烈，而汇兑倾销就在这时候勃发了。在奥国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

当德国通货膨胀发展到最高点之时，外国的资本家们都带着外国货币到德国用廉价收买德国的土地。在德国批准《巴黎和约》以后，外国资本家用非常有利的条件，收买德国的产业证券。如休特里希所说：“货币价值较高的国民，能够从货币价值较低的国家收买所要的一切商品。他们基于货币价值的优越，在价格的竞争上，常站在有利的立场。所以他们在货币价值较低的国家，能够取得于自己有利的一切艺术品、一切的矿山、工厂、房屋及一切事业。”“在和约成立以后，柏林及其他德国大都市中，美国、荷兰、捷克等国的银行之设立，是由于上述的原因而来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用高价的货币换取德国低价的货币，去收买德国的一切不动产。德国在这个时候，由于货币价值的极度的低落，动产的输出转变为不动产的输出。德国被占领地带中大部分最有价值的不动产，都落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手中。

德国和奥国的商品价值之大量的输出，实际上是所谓“饥饿输出”。这种“饥饿输出”，就是用极低的价格倾销于国外。这样的输出，是猛烈的劳动者的榨取，是本国的社会劳动之廉价的倾销。因为德国工人的实质工资，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七分之一。

德国大资产阶级这样的把大宗财产倾销于国外，使得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感受了破产的影响。同时，货币价值之猛烈的低落，又使得德国劳苦大众及小资产阶级地位愈趋于恶化，引起了他们的反抗。于是德国本位货币恢复的问题，就变成了世界的问题。因为德国的通货膨胀与德国的恐慌，如果再继续发展，英法及其他各国的产业的主要部分，势必也随着破坏，而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权也必不能支持。所以德国的币制改革的实行，在当时变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共同的要求。

(二)德国战后的通货膨胀

这里暂不说及德国的货币改革，且先说明德国及其他各国战后的通货膨胀的过程。

如前段所述，1918年德国纸币流通量为230亿马克，物价虽增高二倍半，而马克对美元的平价，只减低二分之一。纸币价值低落的速度，比较物价腾贵的速度还算是迟缓的。但到大战终结以后，情势却完全不同了。

由于《巴黎和约》的成立，德国被课取了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在这个时候，德国的领土的一部分被外国占领着，所有殖民地也完全丧失了，水陆运输机关的大部分也被协约国夺去了。德国这时实在没有支付能力，协约国为着惩罚德国起见，又把富于煤铁的鲁尔区域占领了去。

协约国这样的“和平的”处置，使创巨痛深的德国财政，陷于不可名状的困境(因为战后的复员，也需要大宗的支出)。

1920年至1921年初期，德国政府虽然能够暂时的把马克安定，但到1921年8、9月支出第一期赔款时，马克的运动就受到空前的打击。一个美金在8月还只换到61马克，到了9月就可换到197马克了。

从这个时候起，德国政府为了偿付赔款、军队复员及救济本国破产的大资本，就要求空前巨额的支出。在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德国政府就不能不利用纸币印刷机的阴谋了。1923年初期，财政支出中的百分之七八十，是专靠发行纸币来弥补的，但到8月底，支出的99%都依靠纸币的发行了。银行券大量的发行，结局使德国货币制度完全破产。1919年年底的莱西斯银行的发行额仅为356亿马克，到1920年年底增加到688亿，1921年年底增加为1136亿，1922年底为1280亿，最后到1923年10月底，就出现了天文学的数字(见前章)。纸币的价值不断的减低，到1923年10月差不多已等于零，物价高涨的速度，比纸币减价的速度更快。人们用美金换马克，再用马克买德国商品，拿到国外贩卖，可以得到百分之百的利润。这种特殊的倾销，不但荒废了德国，同时也摇动了世界贸易的基础，甚至摇动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

德国在战后通货膨胀时代，1921年的倾销的景气之后，到1922年春天，就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景气。鲁尔区域的占领，使最重要的产业部门陷于停顿。1923年春季之人工的安定，因鲁尔的反抗虽得暂时的继续下去，却引起了决定性的货币价值的毁灭。德国独占的资产阶级，利用通货膨胀，收夺中小的资本家，并把劳动者的实质的工资减少到最低限度。于是社会的秩序濒临危殆，农民就不把生活必要品送到都市，商业交易陷于停顿。大众之自暴自弃的激昂，逼迫着资产阶级去制定新的本位货币制度。但资产阶级却把负担转嫁于劳苦大众，以谋连登马克的安定。这种安定更引起猛烈的恐慌。资产阶级利用无产阶级十月的败北，巩固自己的地盘，实行限制生产，解雇工人。过半数的工人，或者失业，或者只做半工。资产阶级尽量延长工时，减低工资，借以填偿因通货紧缩而低落的利润。

战后德国的通货膨胀，在国内方面，使得劳动者阶级的生活降低到饥饿线上，引起阶级关系的恶化，而资产阶级的政权也因而陷于崩溃的状态;在对外方面，由于德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降低，以及猛烈的汇兑倾销，形成了破坏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于是，一方面，德国资产阶级为稳定自己的政权，不能不改革币制以谋通货的安定;他方面，各帝国主义者为了救济全世界贸易与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破灭，也不能不援助德国去改革币制。由于国内外情势的汇合，德国的币制改革，到1924年才得开始实行。

(三)法国战后的通货膨胀

其次说明法国战后的通货膨胀。

法国在战时筹措战费的方法，也和德英两国一样。法兰西银行由于法律的规定，取得了增发银行券的权利，大量的发行银行券供给战费。

法国的纸币发行额，如前面所述，在1914年为60亿法郎，到1918年增加到270亿法郎，约增加了四倍半。

大战终结以后，政府为了筹措善后的经费，仍不能不继续实行通货膨胀。1920年，货币量增加到380亿法郎，即增加到6倍以上，物价指数差不多也增加为5倍。

从1920年到1923年，纸币量略见减少：即在1921年为37亿6000万法郎;在1922年为36亿3000万法郎;在1923年为37亿3000万法郎。在这个期间通货比较安定，但物价指数却仍增高，即在1921年为345(战前的1913年为100);在1922年为327，在1923年为411。法郎价值低落的百分率：在1921年为38.63;在1922年为42.41;在1923年为31.46。物价指数的增高比较法郎价值低落率还大。

法国的通货膨胀，在1923年以后，仍然继续着。这个原因大概可以作如下的说明：

法国战胜了德国以后，政府和资产阶级，满以为一切物质的、显著而且直接的损失，即因战争而发生的动产及不动产的损失，都要德国完全赔偿。所以法国政府，就以预定的德国赔款为基础，从1919年初期，即着手于荒废区域的复兴。至于复兴事业所需要的特别经费，就准备以德国所偿付的赔款来抵补。因此，政府就发行大量的纸币投入于流通，而投机的资本家也因此从国库取得巨额的货币。但在德国签署《巴黎和约》(时在1919年4月17日)以后，德国支付赔款的能力，事实上几等于零，法国也因而不能从德国榨取预定的资金。于是法国为牵制德国起见，就实行占领鲁尔区域，但占领的结果，只得到消极的影响。因为德国在鲁尔被占领以后，实行“消极的反抗”，而德国金融经济反陷于破产，越发没有偿付赔款的能力。当1924年《道威斯案》实行时，法国复兴事业的大部分已经终结。这些事业的经费，有一部分依靠于纸币的发行。所以法国在1921年到1926年之间，关于损害赔偿的支出，达到1300亿法郎，而战时死伤者的遗族的年金支付，不在其内。所以1926年的纸币发行额，由1923年的370亿3000万法郎，增加到520亿5000万法郎。

法国战后的通货膨胀时期之延长，其理由约如上述。但在通货膨胀时期中，法郎虽然一再跌价，物价虽然一再高涨，而大量的法国资本，仍然输出于本位货币比较安定的国家，这是值得注意的。

法国通货膨胀的肃清，是在1926年以后开始，到1928年才实现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另行说明)。

(四)英国战后的通货膨胀

其次说明英国战后的通货膨胀。

前段说过，英国在战前时代流通着的银行券总额约为3000万镑。但到1914年年底，流通额增加为两倍半，1915年年底增加为四倍半，1916年年底为六倍又三分之一，1917年年底为八倍以上，1918年年底为13倍。同时，英国政府因为采用的方法得宜，英伦银行的准备金，事实上确是增加了。即准备金在1913年年底为3496万镑，到1914年年底增加为6949万镑，其后到1917年年底为5830万镑，1918年年底为7911万镑。但英伦银行的准备金虽然增加了一倍多，而银行券发行额却增加为十三倍。银行券发行额与准备金额之间的悬隔，愈离愈远，那些增加了一倍多的准备金，也只能供用以维持英镑对外的价值。

所以物价的腾贵与英镑的金价之间，就有了相当的距离。以1913年的价格为100，1915年增加为112;1916年为143;1917年为184;1918年为227，1919年为242;1920年为295。

1920年4月，币价的低落达到最高点，物价涨到三倍以上。

但是英镑的金价的运动，却显现出另一种状态。战争的初期，英镑的金价坚挺，在平价以上。到了1915年中期，才降低了25.5%。英镑的价值低落最显著的一年，是战后的1921年3月，降低了32.2%。物价虽然增高为三倍，而货币价值最多只降低了32%。

英镑之所以能维持那样高的价值，不仅是准备金增加了的作用，而是政府买卖外国有价证券的作用。战时英国政府，在国内买进美国的有价证券，把它拿到美国市场卖出去。这样，政府就能取得美元(这时美元还可以自由兑现)，再通过摩根系的美国银行，以对于英镑较高的价格，把美元卖出去。这种牵制汇价的方法，也是缓和英镑跌价的速度的原因。所以英镑减价速度能够缓和的原因，第一是由于英国能从债务者取回债权，第二是借助于美国的力量维持了世界金融中心地的英国的威信。但是等到美国觉悟到自己的力量时，就不再支持英镑了。所以英国在1920年与1921年，又实行了相当的通货膨胀，即1919年底银行券发行额增加到4亿4350万镑，1920年底增加到4亿8100万镑。不过从1921年起，英国决定的开始转到通货安定的方向，到1922年通货已收缩到3亿9700万镑了。至于恢复战前的镑价的方策是在1925年才实现的。

(五)美国战时战后的货币流通

美国政府在1913年12月23日，颁布《联邦准备条例》(Federal Reserve Act)，清算了从前杂乱无章的货币制度，对于货币流通与银行事业，实行了一番彻底的改革。

依据联邦准备制度的组织，美国全国分为12个联邦准备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准备银行。各该银行的股本，最低限度为四百万金元。凡属本区的国立银行，都要把它的资本及公债金的百分之六入股，而州立银行和信托公司，如果基础巩固而愿遵约束的，都可以加入。

联邦准备银行由特设的董事会所管理。又每一准备银行，由联邦准备委员会就该行董事会中指定一人担任，同时兼充该董事会的主席，其任务在于沟通银行与联邦准备委员会的关系。

联邦准备委员会是联邦准备银行的监督机关，委员为8人，除财政部长及通货监督为当然委员外，其余都由大总统咨询参议院的同意任命。这委员会的主要的权力，是随时检查联邦准备银行，罢免联邦准备银行的董事及职员，取缔或整理违反《联邦准备条例》的联邦准备银行，监督并支配联邦准备银行的一切事务。此外，联邦准备委员会还有一个联邦咨询会作为咨询机关，由12个准备银行的董事各选委员一名组织而成。

《联邦准备条例》的目的，在于集中关于全国的银行及金融制度的指导，以确立金融的统制。

联邦准备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发行银行券，收受会员银行及政府的存款，对会员银行实行票据再贴现或担保放款，代收票据并办理票据交换事务，代理国库以及经营公共市场的交易等等。

联邦准备银行得发行联邦准备券及联邦准备银行银行券。联邦准备券(Federal reserve note)以十成指定种类的票据与四成现金或十成准备金币为准备，它虽不是无限法币，却可以支付任何国税。联邦准备券发行的目的，在于补救国立银行的银行券缺乏弹力的流弊。

联邦准备银行券(Federal reserve bank note)的发行，由联邦准备银行固有资本的规模所规定。

关于银行券的发行，依据《联邦准备条例》，须有40%的现金准备(确立银行券与金子的联络)，与60%的保证准备(可用商业银行票据)。如果现金准备低落到40%以下时，联邦准备银行依据保证准备率的低减，须缴纳累进税于国家(现金准备额减至32.5%时，每年须纳1%的发行税;减至32.5%以下时，每降低2.5%，税率即增1.5%。但这种重税，在普通的货币流通制度之下，事实上不啻是直接的禁止发行)。这种银行券发行主义，在1924年为德国所采用，以后其他欧洲各国也都采用的。

《联邦准备条例》的显著的特质，就在于不但限制无保证银行券的发行，并且对于诸银行的总额即存款，也设有确实的限制(规定会员银行须以其支付准备金存入联邦准备银行)。所以，银行券的发行与会员银行的准备金，也构成联邦准备银行的最主要项目。联邦准备银行，其由债务(银行券与存款)与全部现金所构成的保证准备额很高，在1929—1931年的世界恐慌以前，达到70%以上。

以上只是略述《联邦准备条例》的大要。这《联邦准备条例》，在金融市场的统制上，确实具有其特色，但这个条例，并不像美国经济学者及实际家所宣称的那样，资本主义可以依据这个条例而进到合理的有组织的时代，可以安定物价并杜绝恐慌。根本上如我们在前面所述，这样的幻想并无根据。在资本主义存在的限度以内，恐慌绝不能根绝。1929—1931年的世界恐慌，表明了《联邦准备条例》并没有统制资本主义的能力，也没有救济美国银行破产的能力。

《联邦准备条例》，从1914年起，开始发挥了它的机能。世界大战的时代，是美国的货币的财富因牺牲欧洲各国而猛烈的增加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中，美国因供给交战各国以粮食武器及其他商品，并夺取交战各国的海外市场，输出贸易空前发展，因而引起巨额的黄金的流入，我们看了下表(见卡斯洛夫著《货币与信用》)就可知道：

美国在1873年之时，只拥有全世界的黄金3.7%，到了1925年，几乎拥有全世界的黄金的一半(当时全世界的存金量为九十五亿金元)。在这种巨额黄金量之下，美国的货币—信用的金子基础，当然是异常坚固的。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输入资本的国家，如今变成输出资本的国家了。大战的结果，欧洲变成了美国的债务人，欧洲各国对于美国的负债额，单只国家公债一项，就有221亿金元(其中英国占一半)。其他美国私人企业的对外投资额，单只1927年，就超过了11亿金元。战后欧洲各国的破产状态，多半是靠美国去救济的。特别是德国(《道威斯案》)的货币—信用的改革，是全靠美国金子的助力才实现的。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变成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地。这是使美国与资本主义各国的矛盾趋于激化的重要原因。美国那种强有力的金子的基础，越发成为斗争的有效武器。而美国的货币及银行制度，实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台柱。但这个台柱，往后对于资本主义的安定仍不能有多大的效力，1929年的世界恐慌还是在美国爆发的。

(六)日本战时战后的货币流通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成就了飞跃的发展。如猪俣津南雄所说，公司资本在1913年还只是20亿元，到1919年增加到60亿元。生产由32亿元增加到130亿元，对外贸易由12亿元增加到42亿元(这单是由商品的价格来计算的。若单就商品的数量计算，增加率较少，23种重要商品的生产增加率仅为60%)。因此日本货币的财富，激剧的增加起来。在1914年时，日本银行的准备金仅有2亿1800万元，到1919年却增加为9亿5100万元(4倍以上)。

日本从1917年九月起，用大藏省令禁止金银货币及金银块出口。银行券的流通，基于上述生产及贸易的发展也不断地增加起来，呈现出信用通货膨胀的状态。在1914年当时银行券流通量仅为3亿8000万元，到1919年增加到15亿1500万元。这期间的银行券流通量及准备金的增加步骤，有如下表(见宫田保郎著《货币的实际知识》)：

准备金除上表所列的部分之外，再加上存在外国的13亿元，在1919年年底达到22亿以上。日本的货币—信用之金子的基础，在当时是特别强固的。

但是大战终结以后的1920年，从前由战时经济所激成的异常深大的矛盾，却爆发为过剩生产的恐慌了。但是进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独占资本，不易被恐慌所清算，支配的日本独占的资产阶级，就实行救济的通货膨胀，而日本资本主义的体制就陷入于慢性的恐慌过程中，丧失了准备金的大部分。

日本战时及战后的通货膨胀，主要的是信用通货膨胀，但随着汇价的低落，又伴随着汇兑通货膨胀。由于战后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复兴以及对于日本在战时所独占的东西洋及南洋市场的竞争，日本的对外贸易呈现反调。在1920年到1929年的10年之间，日本贸易差额约有30亿元的支付超过。其中一部分约九亿元，是靠贸易以外的收入超过的部分弥补的，而其余的大部分是靠存在国外的存金，外资收入及输送现金来抵消的。结果，日本的准备金比较战时减少了一半。即，从前国外的存金13亿元减为1亿元，而日本银行的准备金，由1920年的12亿4700万元减为1928年的10亿6200万元。

日本战后的通货膨胀发展的结果，呈现出通货膨胀末期的症状。例如，庞大的过剩资本的集积、非独占资本之大量的没落、工业品与农业品的剪刀形价格差别之扩大、中小产业及银行企业的破产、农业恐慌的严重、劳动者失业的增多等等。由于通货膨胀的继续进行，国内市场日趋狭隘，而阻止物价低落的信用通货膨胀的作用，使日本商品价格维持较高的水准，削弱了日本资本家对外竞争的能力。因而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日趋严重。所以日本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九年不能不肃清通货膨胀而实行通货紧缩。

(七)战后通货膨胀之世界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通货膨胀，使得战前时代那种一国通货与他国通货之间的安定的比率，发生了根本上的分解，几乎把世界经济的关联都切断了。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世界资本主义的机构是完全崩坏了。在资本主义之下，取得原料与贩卖制品的商业诸关系，已没有继续的可能性。任何富裕的国家，没有存在的可能性，也没有经商的可能性。因为任何国家都不能贩卖自己的商品，也不能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原料。

从1918年到1923年的期间，是革命最高潮的战后革命运动发展的第一期。而通货的减价、货币价值之不断的变动，当然也是激起大众革命的诸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威胁资产阶级政权的诸原因之一。如德国经济学者休尔则所说：“诸君是在一国通货变为他国手中的圆球那样的国家之中生活着。诸君自身的运命每日都被威胁着——这样的思想，使得生活非常安稳的人们，也不能不作革命的奋发。一磅谷物、一匙白糖、一卷纱，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都因通货的减价而不断腾贵;无论你怎样克勤克俭，也不能阻止贫困的发展。陷于这种状态中的数百千万的人们，难免不陷入于盲目的绝望状态。”

所以，资产阶级把安定通货看作经济的及政治的安定的第一前提，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甚至夸张通货膨胀的意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也是这样的主张着。例如美国经济学者费雪，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中，引用英国政治家达巴龙的话，这样说着：“英国这个问题的权威达巴龙，在上院中这样说着：我相信欧洲布尔塞维主义的成功，百分之九十，可由通货缺乏安定的事实来说明。”费雪引用了这句深刻的话之后，又附加了这样一句：“我以为这是随便说的话，但我却想这样来说，像那样威胁着我们的阶级斗争，仍然主要的由通货缺乏安定的事实来说明。”

三、战后各国本位货币的安定

(一)战后金本位制的恢复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时，资本主义各国，都把通货安定的问题列上了日程。美国首先在1919年6月3日，解除禁止现金出口的禁令，恢复了金本位制。在英国方面，1918年1月，政府为调查币制的问题，任命了以康里夫为首席的康里夫委员会(Cunliffe Committee)。康里夫在他的报告中，力说金本位恢复的必要，他说：“货币流通的不安定，给工业以有害的影响。世界金融中心地的伦敦的立场已经困难了，商业国的英国的威信，在全世界上已经降低了。”事实上，伦敦确是世界商业的金融中心地。世界商业交易总额的约百分之六十，是通过英国各银行而融通资金的。所以，英国的通货如果不能安定，英国就不能扮演金融中心地的角色。并且英国资本家也绝不会忘记他们投在海外的40亿镑的金子。如果英镑的价值低落，海外投资的价值也必随着低落。大战当时英国的窘况与美国对于金融市场的势力，威胁着金融中心地的伦敦。所以关于金融市场的斗争，即成为帝国主义霸权最重要的杠杆的斗争，使得英国资产阶级努力地去恢复战前的金镑的价值了。

至于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各国，对于通货的安定，也感到很重大的利害关系。战后所召集的世界经济会议，很注意的考察了通货安定的问题。1922年日内瓦会议的财政委员会，对于世界各国金本位制恢复的问题，造出了远大的计划。这委员会的议长(英国代表)曾经这样演说着：“不论什么国家，如果没有充分坚固的本位货币，……就不能秤量劳动的价值及其生产物。因而要把她的生产物(不管需要怎样多)和他国生产物作商业的交换，这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两国间的交易关系就变为投机的，甚至变为定期交易。我们在报告书中推奖金本位制之一般的采用。”

战后金本位制的恢复，大体上在1924年以后才开始进行。这通货的安定，变成了从这时开始的资本主义之部分的安定时期的前提。

通货的安定化，是在1924—1928年的期间逐渐实现的。据约尔逊著《资本主义货币制度论》所述，在1924年有两个国家首先安定本国的通货;1925年有7国;1926年有两国;1927年有5国;1928年有4国，都陆续的实现了通货的安定。到了1929年，主要的资本主义各国，事实上都已安定了本国的通货和本国的货币制度了。

但是，战后恢复了的金本位制度，与战前的金本位制度大不相同。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的时期，资本主义的诸关系的不安定的时期，必然的反映于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之中。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虽然和战前一样，虽然安定本国通货对于金子的关系，而实际上金币之自由的流通却已停止了。这种币制虽也叫做金本位制度，而实际上却是与战前的金流通制度不同的新制度。因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之恢复金本位制，采取了两种形式，即所谓金块本位制与金汇兑本位制。采取金块本位制的国家是英国与法国，采取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有德、奥、意、匈、波兰、拉脱维亚与其他欧洲新兴国家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等，约有三十余国。

金汇兑本位制，如后面所要详说的一样，是资本主义之脆弱的安定在金融方面的反映，它使脆弱的本位货币隶属于强固的本位货币，变为增加货币流通的矛盾的契机。这种制度反映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隶属于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它反映着黄金的偏在，包含着使它自己动摇的矛盾。所以，战后安定的通货制度，并不曾恢复到战前通货制度的状态。所谓安定，实际上并不曾完成，而只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健全的安定。本位货币的这样的安定，并不能长久维持，这是后来的世界经济的发展所证明的事实。

战后通货的安定，使劳苦大众更蒙受许多损失。大多数国家，都采用过通货紧缩的方法以安定通货，因而伴随着通货紧缩的恐慌，至少也发生了不景气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失业的劳动者在各国都增加了，就是幸未失业的劳动者的工资也减少了。饱受了通货膨胀的损害的劳苦大众，现在又要担负着因安定通货而被转嫁的负担。

关于战后恢复的金本位制之特征，且留待后面说明。这里特就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肃清通货膨胀的现实过程，加以研讨。

(二)英国安定通货的过程

英国在1925年颁布了《金本位条例》，废除了1833年、1870年和1914年的法律，实行了币制的改革。

依据1925年的《金本位条例》，英伦银行对于要求金子的人，有按照标准金每盎司三镑十七先令十便士半的价格，卖出金块的义务。但金块的重量，以纯金400盎司(即约1500镑)为限。这就是对于国民大众用纸镑直接购买金子的能力加以限制，同时，却使得资本家能够以坚固的战前的价格自由的购买金子。这种改革了的币制，叫做金块本位制，它与战前的金本位制是不同的。

1928年11月，为完成上述的币制改革，又颁布了《通货及银行券条例》。这个条例的要点，可概括为以下五项;一、一镑及先令券的发行权，划归英伦银行。这项银行券，同为法币。二、英伦银行，除了按照该行发行部所有的金币及生金准备额发行银行券以外，得以2亿6000万镑作为保证发行额的最高限度(但遇有必要时，保证发行额得酌量收缩)。三、英伦银行的发行部，应保有与保证发行额相等的有价证券。四、政府纸币即认为英伦银行券，英伦银行负有兑换责任(英伦银行，用同额银行券换回政府移交的政府纸币)。五、遇有紧急必要时，英伦银行经财政部许可，可以发行超过法定保证准备额的银行券，其时期以六个月为限。期限届满得呈请展期，但日期总数不得超过两年。

上述英国在战后所实行的币制改革，在交战国之中(除了美国以外)，要算是唯一的国家了。英国这种安定通货的方法，就是前章所说的平价恢复或平价复旧的方法。英国能够依据这种方法实行币制的改革，表示着英国财政经济的力量和通货政策基础的坚固。但英国为了维持国家的威信，为了维持财政的、信用的，通货的“威信”，却曾经牺牲了很高的代价。在别的国家中，战时公债的价值或等于零(如德国)，或减低了价值的大部分(如法国因平价贬低而减少了五分之四)，但英国战时公债，却还能保持全部的价值。这种事实对于英国预算加增了支付战债的重担，使得英国后来的财政编制受到长久的困难。不过这种负担，结局仍是转嫁于劳苦大众的。因为英国恢复货币的价值，采用了猛烈的通货紧缩政策。通货的紧缩，使英国产业遭受严重的打击，不能脱离萧条的状态，因而劳动者失业人数也比较他国加多了。还有，英镑对外的汇价维持在较高的水准，输入变为有利，而输出反变为无利，因而削弱了英国产业在世界市场中竞争的能力，使得国际贸易的支付差额呈现反调。这些事实，确是削弱英国经济财政的基础的契机。

英国资本主义宁愿忍受上述过大的负担，而维持金镑的旧平价，如前面所述，是在于保持从前世界金融中心地的那种地位。在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英帝国主义的利益是由英国金融资本代表着。所以英国所采用的新的通货政策的目的，是在于争取帝国主义的霸权。

但是，英国虽实行了猛烈的通货紧缩政策，而货币流通量，比较战前却非常增大了(改革币制的1925年的流通量为5亿6600万镑，比较战前增加到8倍)，并且准备金的比率也显著的减低了(1925年对于银行券的准备金比率，只有35%)。所以新货币制度只采用金块本位制而不能恢复战前那样的金本位制，就是因为财政的困难与准备金存额相对的缩小。资产阶级学者所宣称的“英国新货币政策是最经济的最合理的”那种谀辞，实际上只是一种虚伪的宣传。英国所采用的金块本位制，原是因为维持镑价而不得已才采用的政策，并不是由于什么合理化的思想而来的。

新货币制度实行以后，一方面由于国内金币流通的废除，由储藏货币调剂货币流通的机能，显著的受了限制。另一方面，镑价的恢复，削弱了英国产业在世界市场中竞争的能力，使得支付差额的逆势无法挽救，使得脆弱的准备金愈趋减少，因而加强了准备金的两个机能间的冲突的危机。这个危机，终于因世界恐慌的爆发而更趋严重。于是支出了高价的牺牲而恢复了的英镑的“威信”，终于在1931年9月21日消灭了。

(三)德国通货安定的过程

德国政府为肃清战时战后的通货膨胀，特于1923年10月15日颁布条例，创设连登银(Rentenbank)，资本总额定为32亿连登马克，其资本筹措的方法，是强制全国工商业、银行业及地主拿出不动产抵押于连登银行，出立抵押证券，交存银行作为银行的资本。连登银行用这类不动产抵押证券做基础，更发行年息五厘的连登债券，作为发行连登马克的担保。连登银行从这年11月15日起，发行连登马克。每一连登马克的价值，规定与一金马克相等。每一万亿纸马克可换一个连登马克。这种连登马克是用不动产作担保的，所以只能在国内流通。其次，德国为创造强固的流通手段起见，又创设了金贴现银行(也是和连登银行一样的股份组织)，用英国的本位货币做基础，发行了可与英镑相兑换的银行券。

但连登马克与贴现银行券的发行，只是德国安定币制的初步，协约国方面并不能认为满意。所以到1924年中间，协约国方面作成《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强制德国实行，其中一部分是关于德国币制的改革计划。根据《道威斯计划》，于是年8月30日颁布了经伦敦会议所通过的《新国家银行法案》，并规定在10月11日起实行。

《新银行法案》规定莱西斯马克(Reichsmark)为本位货币，并规定铸造十莱西斯马克与二十莱西斯马克两种金币。纯金一基罗格令可铸造十莱西斯马克金币279枚，其成色为千分之九百。这种莱西斯马克，与战前的金马克，名异而实质相同。

依据《新银行法案》，莱西斯银行发行银行券，需有现金准备与保证准备。现金准备应为40%，其中四分之三为现金，四分之一为外国汇票(包含外国银行券、短期外国汇票、外国支票及存在外国的即期存款)。保证准备为60%，可用银行贴现所收到的汇票和支票充用。如遇金融紧急时，可由银行管理会提议，经总理事会核准后，增加银行券的发行额。但额外发行的金准备，如果低落到百分之四十以下时，得课缴累进税。

依据《新银行法案》，每一莱西斯马克，收换一连登马克;旧纸币一万亿马克可兑换一莱西斯马克。

就德国新币制考察起来，我们可以知道：第一，德国是采用废弃旧纸币的方法以肃清通货膨胀的;第二，德国的新币制是金本位制，但在用外国汇票作现金准备及莱西斯银行银行券得与金及外国汇票相兑换的一点上，又与金汇兑本位制相近似(但在采用《杨格计划》以后，原则上承认了依据币制改革所规定的法定比价以出卖金块的义务)。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德国马克的价值，在外国资本的援助之下，总算是安定了。可是对于马克的安定性最有利害关系的，还是债权国。至于德国资本主义，当然也可以在通货安定的条件之下，力谋经济的复兴。在事实上，资本家因通货减价而厉行的剥削过程，已经停止，劳苦大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比较有点起色。但是马克的稳定，却又引发了新的矛盾。

马克的安定的结果，德国资本家从前那样猛烈的汇兑倾销，已经不能实行。因而对外的输出就陷于停顿了。这时德国为要加强竞争的能力，除实行猛烈的合理化运动以外，再没有别的方法。由于猛烈的合理化运动，德国的资产阶级，就在生产过程中加强对于劳动大众的剥削;在流通过程中加紧对于小生产者的并吞。由于猛烈的合理化运动的发展，生产力确实是异常提高了，但在另一方面失业劳动者人数也特别增多，而就业劳动者的工资也因而减低了。于是生产力与消费力的矛盾日趋激化，德国资产阶级不能不设法用廉价把商品倾销于国外，这就是所谓“饥饿的输出”。饥饿输出的结果，对外贸易的逆势虽然略见好转，但国际支付差额的逆势，却因为偿付赔款的缘故，并不能积极的挽救。

这样看来，德国在新货币制度之下虽然发展了生产力，但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却让渡于美法两国的资本，并不曾加强新货币制度的基础。

德国的新货币制度，原处于国际管理之下，所以安定马克的方法，加强了德国对战胜国的隶属性。德国资本主义在新币制之下仅能拥护脆弱的金准备，但不久却卷入了世界恐慌的旋涡。

(四)法国通货安定的过程

法国自从1926年7月代表大资本利益的普恩赉内阁成立以后，首先对劳苦大众及小资产阶级课征重税(主要的是间接税)，以进行其财政计划(因此法国这一年下半年中的生活费，涨高了30%)，并减少法兰西银行的负债，提高其贴现利率，收缩货币量，想把法郎的价值，稳定于1美元=25法郎、1英镑=124法郎的平价之上。法兰西银行从1927年到币制改革之时为止，就依照上述平价，卖出了外国汇票，其对外汇价在战前的平价五分之一以下。所以法国安定通货的方法，是贬低平价。

1928年6月，法国政府颁布了新的货币法。新货币法的要点，可分为下列五项：

第一，废除1914年不兑换纸币强制通用的法令;

第二，取消战时禁止现金出口的禁令;

第三，新法郎的金量为0.065格令，等于战前五分之一;

第四，新法郎的对外平价，每124.21法郎合1英镑，每25.52法郎合1美元;

第五，法兰西银行的银行券发行额及存款额的总数，应保有35%以上之现金准备。其银行券得与金块自由兑换，最低兑换量以21万5000法郎为限。这在事实上是采用了金块本位制。

从上述各点看来，法国是用贬低平价的方法安定通货的。法国通货的安定所以能够圆满的进行，第一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大宗对外投资的流回;第二是由于法兰西银行拥有相当丰富的准备金(旧平价法郎50亿)，而能充分的实行汇兑统制;第三是由于收回的赔款加增了准备金的蓄积。此外，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兰西银行购买了大量的外国货币和外国汇票，作为准备金蓄积的手段。这种购买外国货币及外国汇票，事实上就是表明法国对于外国有大宗的短期债权，这是法国威胁外国金准备的强力的政治手段，提高了法国在金融市场中斗争的威力。

但是，依据法国的新币制，法郎的平价比较从前贬低了五分之四即80%。这种贬低了80%的价值的新法郎，对于法国社会的各阶级，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因为用旧法郎表示了价值的有价证券的所有者，以及存款人和债权人，由于新法郎的出现，就丧失了自己的财产的实质价值的80%。可是，法国公债的大部分，分散于小所有者阶级，所以因贬低平价而蒙受损失的人，大都是小所有者。至于大资产阶级，早就预闻平价贬低的政策，因而早已把所有的证券换成外国货币，而收得贬低平价的利益了。尤其是法兰西银行所得到的利益更多。该银行原有旧平价法郎50亿的准备金，现在因平价贬低而变为从前五倍以上的价格。这个差额当然归法国政府所有，而政府是用这差额偿还该行的信用的，结局，这莫大的利得仍归属于该行。此外，一般劳苦大众及小所有者手中所积蓄的仅有的旧纸法郎，如今丧失了五分之四的价值。至于劳动者的工资，纵令在名目上没有减少或较前略见增加，而其实质工资却大大的贬低了。所以通货安定的负担，结局要转嫁于劳动者。

(五)战后金本位制的变质

总括上面的说明，战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形式上都恢复了金本位制。但战后恢复的金本位制，并不是战前帝国主义及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那种金本位制，而是采取金块本位制与金汇兑本位制两种形式的金本位制。金块本位制与金汇兑本位制，在质的方面，与战前的金本位制不同。

战后恢复的金本位制的缺点，大概可以分为下列三项：

第一，战后金本位制之存在，表明了实施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隶属于英镑、美元及法郎的帝国主义国家，表明了其余一切国家的中央银行都隶属于英镑、美元与法郎。因而战后时少数帝国主义者对于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支配的势力，就在货币制度的诸关系中表现出来。

第二，战后的金本位制度，它本身隐藏着不安定的契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证本国的通货，都不能不在国内保有外国的通货。单就1929年说，各国中央银行所保存的外国货币额，达到5亿金镑。通货的这样的蓄积，并不是怎样稳健可靠的事情。因为其中倘有一种主要的通货发生减价的事实时，其他各国所保有的其他通货额也会急剧的低落下去，而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维持本国通货安定的必要的健全保证就因而丧失，于是多数国家的货币制度就必然急剧的动摇起来。

第三，采用金汇兑本位制的各国中央银行，为了保证本国的通货，必须在本国保有大宗的现金和外国货币。这种在国内保有的大宗外国通货，是不能挪充别种用途的。所以各国中央银行必须把这些外国货币存放于世界金融中心地的纽约、巴黎及伦敦的诸银行，作为特别即期存款，随时支取。所以战后的纽约、巴黎与伦敦的诸中央银行，都保有着大宗属于外国人所有的货币。这类资金，能够随时存入或支出。每逢有金融不稳的现象出现时，这类资金就立即由一个中心地移动到别的中心地，就立即引起国际金融界的不安。在恐慌发生时，资金的这种急剧的移动，能够引起通货的崩溃。

基于上述各点，世界金融中心地，常是保有着大量的属于外国人的货币手段，而成为纽约、巴黎及伦敦的诸银行的短期资金最主要的蓄积源泉。这种短期资金的蓄积源泉，第一是上面所说的各金汇兑本位国家中央银行的特别即期存款;第二是各金汇兑本位国家的海外贸易的商业资本家为融通资金而暂时存在中心地银行的即期存款;第三是以外国为中心而经营事业的公司和银行，为准备清理国际借贷而存入中心地银行的即期存款;第四是外国政府为支付公债或外债的利息而存入中心地银行的即期存款;第五是通过中心地银行而授予于外国的短期信用;第六是战后最流行的各国交易所投机业者，为买卖外国证券而移动于中心地的资金(这种投机资本的流入与流出，变化莫测)。

像上述那种集中于金融中心地的短期资金、短期信用，在战前资本主义时代也并不是没有，但短期资金额的巨大及其流动的无常，却是战后帝国主义新阶段的特征(因为这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时代的特征)。在资本主义一般危机的时代，这批短期资本的运动非常敏感，每逢汇价的低落或银行的倒闭及其他金融不稳的事实发生时，资本家就立即把那些短期资本移到比较安全的处所去避难。例如英国金镑将届崩溃之时，庞大的金额立即由伦敦逃到纽约和巴黎，又如美国的金元将届崩溃之时，又有巨额资本由纽约逃到欧洲各国。

由于上述的诸契机，1929年的主要金融中心地，集中了外国人所有的随时可以拿走的巨额资金，其数目为700亿瑞士法郎(约20亿镑)。这巨额的资金，超过了全世界中央银行所保有的金量，其意义的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参看约尔逊著《资本主义货币制度论》)。并且，这巨额资金中，大部分是投机资本及避难资本，这些资本的所有者，虽然贪图大利益，同时却不忘记保持自己资本的安全。所以每逢有任何小的金融不稳的事实发生，那种短期资金就立即由一国移动到他国。在这种场合，金融中心地的国家就有大量的黄金流出国外，银行就失其健全性，该国的金融制度就大受打击。所以这种巨额的短期资金之存在，变成了战后的币制不安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括起来说，战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形式上恢复了以金为基础的所谓健全的货币制度，而在事实上，这种货币制度却失掉了战前的健全性，内包着新的崩溃的诸条件。因为从世界大战当时开始的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就是在战后资本主义之部分的安定时期，也不能清算，反而更趋于发展。战后的本位货币之部分的安定，只是大战后资本主义之部分的稳定，同时又加强了世界资本主义各国间的矛盾。所以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各国的货币制度，是很脆弱的东西。这种脆弱的货币制度之崩溃，原是必然的归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