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所谓“1644史观”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官方媒体下场批判，电商平台下架《清朝条约全集》，但舆论场的撕裂并未弥合。这种现象的根源并不是主流媒体批判的那些原因，而在于目前主流的“团结史观”本身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这个史观里面没有敌人。须知，对共同敌人的仇恨才是真正团结的基础。下面就来展开说说。

历史书写的本质是筛选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一个常识：历史与历史书写是两码事。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客观事实，它是无限的。任何一天，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是无穷无尽的。而历史书写是极其有限的，任何史书都只能记录沧海一粟。

因此，历史书写的本质就是筛选。书写者必须依据某种标准，从无限的事实中挑出“重要的”部分，并用逻辑把它们串联起来。这种先于书写存在的筛选“什么是重要的”标准，以及串联的逻辑，就是史观。换句话说，历史研究当然应该基于史料，但同一批史料完全可以写出无数种不同的历史。

对于历史书写，一定是史观先行的。我们读到的所有历史，本质上都是某种史观引领下书写出来的。所以，当下关于清朝历史的争论，实际上是争夺筛选标准和串联逻辑。

我们常常听到，要坚持正确历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样的说法。我当然同意这种说法。但问题在于，历史观的“对”或“错”，与数学物理的对错完全不同。物理学公式可以通过实验验证真伪，但历史观不行。在多元的史观竞争中，谁能胜出，取决于谁的逻辑更简洁自洽，谁能更好地解释现状。

所谓“1644史观”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极度简洁的解释模型：将近代衰落归结为“异族”统治的打断。这种观点虽然被一些人认为偏激，但在逻辑内部是闭环的。

反观目前的“团结史观”，为了维护一种无差别的宏大叙事，不得不进行大量的逻辑修补，导致逻辑链条支离破碎。当这种叙事需要打无数补丁，需要回避大量问题才能达到逻辑通顺时，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寻找另一种更简洁地就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哪怕那种解释是极端的。

注意，“团结史观”不是官方说法，而是民间的总结。实际上，团结史观根本无法实现团结，因为团结一切就等于一切都不团结。我们在此姑且用这个说法，方便行文。

“团结一切”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两回事

“团结史观”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误解了政治的本质。

本号的读者应该都读过毛选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教员重视统战，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我们要注意，这句话的前提是确立了敌人。这是在说，把打击面缩小，把敌人定义清楚，才能最大程度地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所以这篇文章得出的结论是：

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教员提出的则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抗日战争后，毛教员指出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应该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乃至地主阶级中不投降日寇者，均列为争取对象;土地政策由“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以缓和农村阶级矛盾，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侵略者。

而现在的“团结史观”试图“团结一切”。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如果没有了“敌人”的定义，那么“朋友”的定义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没有了边界，团结就失去了向心力;如果没有了斗争对象，也就没有了真正的团结对象。试图把所有人都圈进来，结果往往是谁也团结不了。

“人民史观”不等于“人口史观”

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概念的混淆：“人民”与“人口”。

“人民”是教员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在世界的政治理论中都有重大影响。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这个概念必须对应着特定的专政对象或斗争目标才能存在。

然而，当下的叙事倾向于搞一种“人口史观”。它把历史上这片土地上存在过的所有生物——无论是建设者还是破坏者，无论是抵抗外侮的英雄还是屠杀平民的屠夫——统统打包进“……大家庭”里，搞无差别的全员肯定。

这种做法，把“人民”稀释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口”。这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叙事，不仅无法构建真正的认同，反而是对那些遵纪守法、辛勤劳动的社会主体的伤害。当大多数人发现，历史叙事为了某种抽象的平衡而模糊了是非，甚至美化曾经的压迫者掠夺者时，他们感受到的不是团结，而是背叛。

而反映在历史书写上，团结史观只能把一切“不团结”的事件(就不举例了，大家都知道)都筛选出去，或者某重要媒体就用一句“历朝历代都一样”来含混解释，说这是封建统治者的局限性。

这种“历朝历代都一样”的说法，实际上是在借鉴咱们过去曾占主导的“阶级史观”。但是，他们又不敢沿着这个思路说下去，因为一旦开始讲阶级史观，就又不“团结”了。

而且，我们过去的阶级史观，从来不是简单地说“历朝历代都一样”。而是一方面展示明末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造成的社会崩溃，另一方面又始终强调，清朝统治阶级自清初开始就是同时实行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因此格外反动、残暴。而清代的农民起义，也大都具有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双重性质。给大家截个图，来自60年代的著作。

但是，正因为阶级史观的框架可以简洁自洽地定义出到底谁是敌人，所以这种对清朝统治阶级对双重压迫的批判，非但不会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感情，反而能够进一步巩固民族团结。所以，我们看到，1979年刘兰芳(既是表演者也是创作者)的评书《岳飞传》火遍大江南北，而刘兰芳是满族人。现在呢?团结史观之下，不要说抗金抗元，连“匈奴”、“突厥”的称呼都不能出现在电视剧中了，改成“狼卫”“草原十八部”“突勒”等虚构名称才可以。TVB版本《倚天屠龙记》现在网上的版本已经被剪辑得七零八落，所有涉及“抗元”的对话全被删除。

当下的舆论困局，某种程度上是放弃了阶级分析工具，又没有形成新的自洽史观，还不允许民族主义宣泄所造成的真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捂嘴，也不能靠和稀泥。仅仅去批判所谓1644史观是没用的，即便你真的指出了它的某些史实错误或逻辑缺陷。现在需要做的，是提出真正的“人民史观”，基于史实而逻辑自洽地说明，到底谁是人民，谁是专政对象;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要团结的，谁是要斗争的。

全球视野下的“团结”困境

事实上，这种历史书写的困境并非中国独有。在告别革命，告别阶级叙事的西方世界，同样陷入了类似的逻辑陷阱，也就是他们天天鼓吹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为了维护社会的表面和谐，主流叙事倾向于无差别地尊重一切文化群体，但这往往滑向了绝对的相对主义。

这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导致了价值虚无。如果吃素和食人族都是“文化习俗”(就好比岳飞抗金和清军入关都要服务于“民族融合”叙事)，那么正义与邪恶的界限就被抹平了。当“一切都对”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切都没有意义”。

正如某西方理论家已经指出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宽容”“尊重”是虚伪的。政客和主流媒体可以声称尊重印度文化“不吃牛肉”的风俗，但绝不会说自己尊重印度文化里不讲卫生、歧视女性的风俗。但他们也不敢公然批评这些，因为一旦批评了就成了不尊重印度文化了，就违背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这种多元文化主义造成诸多社会问题，非但没有弥合原有的矛盾，反而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进一步撕裂。当美国白人蓝领工人的巨大困境被自由派无视(因为要照顾多元文化、要照顾少数族裔情绪)，他们最终愤怒地转向了右翼民粹主义(特朗普)，开始强调“白人身份”和“美国优先”，人民内部的矛盾被挑动起来了。

须知，对共同敌人的仇恨是真正团结的基础。如今，全世界人民都需要真正的“团结史观”，这是国际歌里面“团结起来到明天”的真谛，也是城楼上那一句“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真谛。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