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末的“小作文”风波，让东方甄选和董宇辉这对曾经的黄金搭档走向决裂。无数网友为董宇辉鸣不平，认为他才是真正创造价值的人，而平台不过是"摘桃子"的资本家。但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具来剖析这场争议，会发现事情远比“老板剥削打工人”这样的简单叙事要复杂得多。董宇辉们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用知识和情感打动观众下单，他们究竟创造了什么性质的价值?直播带货这种新兴业态，又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经典区分。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商品流通过程，指出流通领域的劳动虽然必要，但本身并不创造新的价值。一件商品从工厂生产出来到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中间需要运输、仓储、销售等环节，这些环节的劳动者确实在工作，但他们的劳动性质与生产车间的工人根本不同。生产工人通过劳动将原材料转化为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新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而流通领域的工作只是实现商品的价值，让已经存在的价值从商品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就像搬运工把货物从仓库搬到商店，货物本身的价值并没有增加，只是空间位置发生了变化。

从这个角度看，董宇辉在直播间里推销大米、牛排的行为，本质上属于流通领域的劳动。那些大米不是他种出来的，牛排不是他养出来的，他的工作是用语言的魅力、知识的附加值来说服消费者购买这些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他念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卖大米，用唐诗宋词来包装农产品，这种文化赋魅的过程看似高雅，但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仍然是促进商品交换的流通劳动。这并不是说董宇辉的劳动不重要或者没有价值，而是说他的劳动不直接创造新的价值，而是帮助实现已有商品的价值。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当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流通和生产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董宇辉不仅仅是在推销商品，他通过直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内容产品。观众观看他的直播，很多时候不是单纯为了购物，而是享受他带来的知识分享、情感共鸣、审美体验。这种内容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文化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董宇辉的劳动又带有生产劳动的特征——他生产了内容，创造了观众愿意为之停留、为之付费(通过购买商品或打赏)的文化商品。这种双重性恰恰是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形态变化的典型体现。我们必须看到，董宇辉的价值创造是在平台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实现的。东方甄选作为平台，提供了基础设施:直播技术、流量分发、供应链对接、品牌背书、法务财务支持等等。这些"生产资料"的掌控权牢牢握在平台手中，而董宇辉作为数字劳工，尽管他的个人才华是核心竞争力，但他依然无法离开平台独立完成整个价值实现过程。这里呈现出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掌握生产资料，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剩余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并被资本占有。

董宇辉的劳动时间可以被清晰地分解。假设他一场直播三小时，带货1000万元，平台抽取20%佣金即200万，供应商利润假设30%即300万，剩下500万是商品成本和其他费用。那么董宇辉的劳动到底为谁创造了价值?表面上看，他帮助供应商卖出了商品，实现了供应商的利润;他为平台带来了流量和佣金收入;他也为自己赚取了工资和可能的分成。但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董宇辉的劳动力价值(工资)与他创造的总价值之间存在巨大差额，这个差额就是被平台和供应商瓜分的剩余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平台资本主义特有的价值榨取机制。传统工厂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式相对直接: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压低工资。但在平台经济中，价值榨取变得更加隐蔽和多维。首先是流量的垄断，平台通过算法控制着谁能被看见、被推荐，这种对"可见性"的垄断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董宇辉能火，固然因为他的才华，但也离不开平台的流量扶持。一旦主播和平台闹翻，平台可以通过限流、降权等手段轻易摧毁一个主播的商业价值。其次是数据的占有，观众的观看行为、购买偏好、互动数据全部掌握在平台手中，这些数据经过分析可以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但主播对此几乎没有控制权。再次是品牌价值的归属，究竟是"董宇辉"还是"东方甄选"更有价值?当两者绑定时皆大欢喜，一旦分离就会产生激烈的品牌价值争夺战，而在法律和资本的框架下，往往是平台占据优势地位。

从数字劳工的角度看，董宇辉这样的头部主播处境已经相对较好，至少他们有知名度、有议价权、有离开平台另起炉灶的可能性。但更多的中小主播、"打工主播"则完全是平台资本主义食物链底层的存在。他们每天播十几个小时，面对冷清的直播间和寥寥无几的观众，收入微薄甚至入不敷出，却仍然要向平台缴纳各种费用，购买流量推广。这种现代版的"计件工资制"把所有风险都转嫁给劳动者个人，平台则稳赚不赔地抽取佣金。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早期的家庭手工业时，描述过类似的场景:资本家把原材料分发给分散的家庭工人，按件计酬，工人承担所有生产风险，而资本家只需坐等收货。今天的平台经济在某种意义上重现了这种分散化的剥削模式，只不过换了更技术化、更数字化的外衣。“小作文”事件暴露的深层矛盾，恰恰是这种平台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可调和性。当东方甄选的小编声称"主播只是公司的一个工具"，这句话刺痛了无数人，但从资本的逻辑看，它说的是大实话。在资本看来，劳动力就是一种生产要素，和机器设备、原材料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这个唯一目的而存在的工具。资本不会在意一个具体的主播是谁，只要这个位置能带来流量和利润就够了。董宇辉的粉丝们愤怒地喊出"没有董宇辉就没有东方甄选"，但平台管理层内心可能在盘算"离开平台的董宇辉还能不能保持现在的影响力"。这种冲突的本质是劳动与资本之间永恒的张力:劳动者希望获得与自己贡献相匹配的回报和尊重，而资本永远追求用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

我们还需要警惕直播带货经济中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董宇辉式的知识型直播看似优雅，实则是用文化资本来包装商品交换，让消费行为披上一层精神升华的外衣。当你因为主播讲得好而下单，你以为自己在为知识和审美买单，实际上仍然是在完成资本的循环。这种文化与商业的深度捆绑，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最擅长的把戏——它不再粗暴地强迫你消费，而是用各种精致的、温情的、知识化的方式让你心甘情愿地打开钱包。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不仅生产商品，更生产消费这些商品的方式和欲望。直播带货正是这种“欲望生产”的最新形态。那么，在承认这一切结构性问题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董宇辉们的价值?首先必须肯定，在现有的经济体系内，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这本身无可厚非。他们的知识积累、表达能力、人格魅力都是真实的劳动技能，理应得到相应的回报。问题不在于他们获得了多少，而在于这个分配机制是否公平，以及整个系统的运转是否合理。其次，我们要看到头部主播的高收入遮蔽了大量底层数字劳工的困境，不能用个别成功案例来美化整个行业的剥削现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思考在技术不断进步、劳动形态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建立更加公平的生产关系，让劳动者真正掌握自己创造的价值。

直播带货这面镜子，映照出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部复杂性: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生产与流通的模糊，文化与商业的共谋，个人奋斗与结构压迫的纠缠。董宇辉们创造的价值，既是具体的商业数字，更是这个时代劳动异化的一个生动样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视角，我们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在理解中寻找改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