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

这一条也是整个《提纲》的总结。马克思在这里总结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中所作的伟大革命变革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中所作的革命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它给哲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任务：不仅要说明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不论唯心主义者也好，唯物主义者也好，都是脱离实践的。由于他们不懂得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因此他们也就不是从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的理论来，而是从头脑中引伸出自己的理论来;由于他们不懂得理论是要回到实践中去为实践服务的，因此他们也就只能给自己提出说明世界的任务，而不能给自己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

例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虽然从理论上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进行了批判，但他们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自己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甚至其中还有人反对向哲学家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譬如，霍尔巴哈就说过：人若是想改变世界的秩序，那只不过是一个叮在马车车辕上、却以为自己在指导马车行进的苍蝇而已。

又如，十九世纪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他们虽然批判了宗教神学，批判了现存世界中的一切，并极力标榜自己是一切的无情批判者，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说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末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23页。]

费尔巴哈也是这样。费尔巴哈虽然批判了宗教神秘主义，宣扬了无神论;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捍卫了唯物主义;但是他也根本没有给自己提出过改造世界的任务。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只能观察对象，而不能改变对象，只能使用对象，而不能产生对象。因此，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积极地能动地改变自然，而在于消极地被动地观察自然。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说：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同上，第47页。]

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强调实践对理论的决定作用。他们认为，理论不仅要以实践为基础，而且还要积极地为实践服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地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的各种反动学说，其目的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把群众武装起来，肃清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指导我们的行动，以加速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不是为宣传而宣传，为批判而批判。同时，要想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哲学和一切反动社会思潮，也只有通过用革命的方法消灭产生这些唯心主义和反动思潮的社会关系，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新唯物主义哲学的这种特点时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因此，马克思才在这里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把自己的哲学当作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武器来看待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基础之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从事理论活动的一开始，就是十分强调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并把自己的理论活动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的。

例如，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性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就揭露和批判了威廉四世所颁布的书报检查令的反动本质，并指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马克思还进一步把书报检查制度看作是普鲁士反动社会政治制度的表现之一，并进而展开了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各种反动封建思想的斗争。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同上，第489页。]

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在他迁居到英国之前，也对普鲁士的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他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篇文章中，就抨击了威廉四世用来复活中世纪社会秩序的各项反动政策。恩格斯指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力图建立的国家，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同上，第536页。]他还指出，普鲁士王国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导致革命，因为“人们对贵族的特权和一切教派的僧侣的贪得无餍却已恨之入骨，只要弗里德里希—威廉明目张胆地干起来，就不能不遭到失败”[同上，第541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一开始进行理论活动的时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革命武器来看待的。这一点，就充分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中所作的革命变革的实质，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一切哲学都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却极力割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间的联系、极力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他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产物，而把它看作是资产阶级哲学的纯粹逻辑发展的结果。

普列汉诺夫也重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论调，他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是对资产阶级哲学的简单继承、看作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机械联合。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联合哲学思想的最卓越的尝试之一。不仅如此，普列汉诺夫还进一步夸大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他硬说马克思就是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去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硬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费尔巴哈的认识论是完全一样的。普列汉诺夫在他蜕化为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分子之后所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问题上，完全和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决没有排除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原理;它只是纠正了这些原理，主要的是，要求比费尔巴哈更加彻底地把这些原理运用于解释人周围的现实，特别是解释人本身的活动”[《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8卷，俄文版，第197页。]。因此，马克思的认识论“其实也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但只是用马克思对它所作的天才的修正加以深化了”[同上，第190—191页。]。

总之，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在千方百计地否认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中所作的革命变革，都极力地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革命性。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在《提纲》这一条中所阐发的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73页。]毛泽东同志还教导我们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因此，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

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一门单纯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它乃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因为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制订自己战略、策略、方针、路线的理论基础，是我们一切革命活动和实际工作的指导原则。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得很好，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80—281页。]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种理论武器去指导中国革命的发展。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些人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参加了革命，但是，谁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们应该依靠谁，应该团结谁，应该打击谁，就很少有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去进行分析了。可是，毛泽东同志却在1926年他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明并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在这个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条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了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同志又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1958年毛泽东同志又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地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还非常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实际工作之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我们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34页。]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了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重要性，并把阶级分析法贯穿到调查研究之中，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作了精辟的分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仍然教育全党要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并写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来教育全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制定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把工作方法的问题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他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强调要改进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以适应新的任务的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深入展开的今天，毛泽东同志仍然教导我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出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正因为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实际工作，因此我们党在工作方法方面就有了许多新的创造。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并不是一门单纯的科学知识，而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是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而不用这些理论去研究和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人，只能是教条主义者，而不能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不需要这样的“理论家”，无产阶级需要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16页。]的人。

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强调理论一定要为实践服务的。它不仅要求自己的理论要正确地反映现实，而且要求自己的理论要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服务、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服务、为无产阶级反对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服务。一句话，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无产阶级手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因此，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员，每个理论战线上的无产阶级战士，都应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阐发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