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清是不是中国?是否打断了中华文明?这类问题的表述本身存在逻辑偏差，将历史王朝与现代民族国家简单等同，本质上是一种时空错置。元清并非“等同于现代中国”，而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强盛的汉唐一般，它们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权形态，无法完全对应当今的中国。这就好比用“我小时候穿过裙子”来否定“我是个男人”，混淆了主体的核心属性与不同阶段的外在表现。前者只是特定时期的偶然状态，后者才是贯穿始终的本质界定，恰如将历史王朝与现代民族国家简单划等号，同样是对时空维度与事物本质的误判。

当今中国必然带着元清时期的历史印记，元清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除了奠定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外，更在意识形态层面留下了深刻启示：任何对外的妥协退让、对内的党争倾轧，都会给民族和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这警示我们，必须坚定立场、团结一心，在重大是非问题上始终坚守人民利益的底线。

这类疑问的产生，根源在于精英史观的思维定式。所谓元清“打断中华正统性”的论调，实质上是将“正统”等同于特定王朝或统治阶级的血统。这种“正统观”是封建时代为等级压迫制度提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工具。元清两朝，名义上继承了前朝统治阶级自我神化的“天命”叙事，而非打断了中华文明本身的传承。文明的真正主体和承载者是人民，而非任何精英阶层。中华文明的延续，根植于广大人民世代相传的生产方式、语言文化、伦理观念这一唯物基础之中。

真正能切断中华正统的，唯有彻底摧毁文明的根基：灭绝族群、焚毁典籍、废除文字，彻底改变以农业为根基的生产力形态，让文化传承的载体不复存在。但事实上，我们如今的思想、语言、文化，都植根于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元清时期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甚至成为我们民族意识的一部分。就像今天我们头发都剪了，也不再穿长袍大褂，能说明自己不是中国人吗?剃发易服等政策虽改变了文化的表层形态，却未能改变人民心中的伦理准则、语言体系和劳动人民的智慧积累。土地所承载的文化基质从未改变，人民对压迫的反抗、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趋势，始终潜藏酝酿、终将觉醒，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动力。

而这种以人民为核心的文明本质，在新中国的国家建构中得到了彻底升华。难道新中国还需要什么统治阶级的正统性?新中国作为区别于以往任何封建政权的新型国家，以人民权力为主体，根本无需依附所谓“统治阶级的正统性”。它的合法性，源于人民的意志与历史的选择。

从中国国家形态演进视角看，权力结构呈现出从高度集中逐渐向下层扩散的趋势。从秦朝确立的中央集权体制，到后世集权与分封的动态调适，再到明代中后期形成的“士大夫-乡绅”共治模式，本质上都是“精英治国”的典型形态。然而，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剧变，彻底暴露了精英政治的致命缺陷：在关乎自身阶级利益的关键时刻，精英阶层往往不惜牺牲民族大义与人民福祉，所谓的“血统认同”在现实利益面前不堪一击。清王朝的建立，反而在政治制度上出现了历史性倒退，重建并强化了更为落后的主奴压迫关系。

元清的历史教训，与后来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一道，以沉重的代价宣告了帝王集权与精英治国模式的破产。历史实践证明，通往国家稳定与人民幸福的唯一可靠路径，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漫长的国家治理实践，其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恰恰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相契合，二者共同奠定了新中国——这个真正属于人民的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

因此，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与文明观，是建立在汲取全部历史经验教训之上的综合与超越。我们既非明朝的简单延续，也非清朝的直接继承者，而是扬弃了所有历史王朝、基于人民主权原则的新生共同体。元清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它们是否“打断”了某个线性传承的“正统”，而在于它们作为深刻的历史教训，被人民主体条件下的新中国所批判地吸收和超越。

同样，现代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塑造和发展的动态概念。蒙古族、满族、汉族等各个民族，都已摆脱了历史上封建王朝的遗民身份，整合为平等的现代民族共同体。我们立足于当下，面向未来，而非沉溺于对过去的某种本质化想象。

历史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让我们回望曾经的辉煌而缅怀，不在于重拾裹足、留辫之类的旧俗，而在于为我们提供坚实的历史基石与避免重蹈覆辙的智慧。以人民史观审视元清，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源于人民，中国的未来也必然系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