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0下乡三

2025-12-09 新闻

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0下乡三

7.二弟从此辍学

1969年学校复课，二弟的班主任刘老师到我家动员二弟上初中。

二弟在小学五年级时是班长，深得老师喜爱。刘老师对母亲说：“初中即使能招一个学生，我也会把××推荐入学的。你家困难我也知道，咬咬牙还是叫孩子上初中吧!”

母亲感谢刘老师的美意，说叫二弟自己决定吧!

二弟已经在队里干了一年活儿，他很清楚农活的艰辛。

但是，此时父亲扩大化被打残，才刚刚放出来。我正在上告，还要领父亲去通辽看病。他拄着双拐，走路都挺困难。队里的、家里的活我要是不在家，常常是二弟一人扛着。

母亲呢?自1968年秋，父亲被关进了黑牢，天天被毒打，她一股火病得起不了炕了。家中送饭、做饭都靠三弟帮忙。

沉重的家庭负担使二弟选择了弃学继续务农劳动。我也对上学心灰意冷，目光短浅。我只想，等我结婚就好了。“老嫂比母”，妻子可以操劳家务、照顾还小的几个弟弟妹妹们，为母亲分忧了[ 这是时代的悲剧，妈妈对此一直愤愤不平，说爸爸是在找劳工。]。

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是动员了几句劝二弟上学的话，没下死命令叫他必须上学。因此，就促成了二弟一生只念完小学五年级的结局。

每当想到这事，我既感到对不起二弟，更深深痛恶那个该死的年代，尤其是“扩大化”，它不知毁掉了多少家庭，毁掉了多少本该一生有作为的那一代青年人。

二弟后来到沙矿上班了，一直干得不错，还被选为盟级劳模，但他再也没能得到深造学习的机会。

提起二弟，我又想到了三弟。说实在话，我们兄弟姊妹七个，我对这两个较大的弟弟感情比另外几个更深一层。因为他俩虽然没我从小就负担家务时间那么长，吃的苦多，但是在他俩的少年时代，恰逢“文革”、扩大化，他们也同样为这个家庭付出了比别人家孩子更多的艰辛。

二弟与我去搂柴是一例，他那么小就几乎干得比社员还多，比我与小邰干的都少不了多少。

再举一例，1969年为了第二年盖新房，家中人能有个地方暂住，秋天我决定自己先拓些坯把下屋改大一点。有我未来的大舅子帮忙，我领二弟共三人拓了两天土坯。队里用坯是一个整劳力拓一百块坯就计一天工分，而我们三个人两天拓了两千二百多块。且是当天翻土闷泥，闷上泥再平场子，劳动量可想而知。二弟负责供水打零，泥上不去了还要帮我叉泥，同样是顶着“傻秋”的烈日忙得一刻不停。

干过农村活儿的都知道，2.5个劳力一天能拓那么多坯，并不是一般社员能干得了的，而那年二弟才刚刚到十五岁。

三弟呢?才读完小学三年级，“扩大化”时才十三岁，在家就顶个大人使用了。给父亲往“黑牢”送饭全是他的事，家务也要他顶着。父亲进北京告状要求平反，也是三弟领着走的。在这之前，他连小城镇都没去过。那时就不得不像大人一样在北京闯，哭诉着喊冤，找人求助……

我们的经历，岂止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过去，我从小就比别人家的孩子家务负担重。

我不是埋怨父亲，他是一个老**员，他太“公”了，常年工作下乡不在家，顾不了家务事。而今天看，二弟三弟的苦难，主要应归罪于“扩大化”给我家带来的不幸了。

8.出工修拦河大坝

在生产队存在时，公社每年常常有公益劳动要队里指派社员去出工。

外地出工，包括修土公路、修引水渠、修桥、修水库，这些活虽重，但好些社员还是争着要去干。因为外地出工，队里不但记工分多[ 多是包工活，多干多记工分，俗称叫计件。]，而且每天还补助1.5~2斤口粮，能吃得饱。

我在1970年夏天曾出过一次工。我们小队共十名社员，派出一辆马车去镇北一百里路的新河公社孟家窝棚修大坝。来回的半路我们曾在协代公社打过尖，买过牛奶喝，协代公社的牛奶才7分钱一斤。而在我们镇里，1斤要卖到1角2分。

我们在这个村时，姓牛的老板还遇见一个怪事。他口渴了，进入一个蒙古老大爷家讨水喝。人家欢迎他，请他别喝凉水，用手一指茶盒说：“开水，别努[ 蒙古语，是“有”的意思。]!茶，这儿。”

老牛四十多岁了，他渴着急喝，见大伯有沏好的正在喝的小茶壶。就说：“不要沏了，就这吧!”端起小壶就喝了几口。当他要往桌上放壶时，老人顺手接过来，只听“叭”的一声，把老人心爱的小茶壶摔在地上了。老人怒目转过脸去，再不理老牛，弄得老牛尴尬得不知为啥，不好意思地走出了人家大门。

原来，蒙古人虽然是极好客的，但有些老人也是极有讲究的。他宁可叫你自己动手[ 他们很实在，叫你动手绝不是虚让，你要是客气他反而拿你当隔心人了。]重新沏，你放多少茶叶他不心痛，但他正在喝的茶绝不许你动。这就是老人为何发怒的原因。

在工地上，我们有一个人做饭，九个人出工干活儿。有一个跟车的和老板一起装土，另外还有七个人用担子往大坝上挑土。活很累，天又很热，为了抢进度，所有干活的几乎都光着脚，只穿一条小短裤。出的汗水太快太多，用手往脸上一抹，往锹把上一捋，“吱吱”一响就算擦了汗。

我们七个人常分成两组，两个人用捅锹(不用脚踩，直接双手狠插，插入湿地挖土的一种锹，是军队挖战壕时常用的一种特殊的锹)装，五个人挑。一筐只装三块大土筏子，一块有二十多斤。捅三下一锹，十八下一挑儿，一挑一百四五十斤，满挑就走人。一两分钟一趟，装一挑土顶多用一分半钟，两人要能供上五个人挑土，装土的比挑担子的累。在我们几个中只有我和周树民能行，所以我俩挖土的时候多，挑土的时候少。当我俩实在累得直不起腰时，我们俩就下去挑一会土。这时要换上三个人装土，剩下我们四个人挑土，这就算是松口气了。

工地上，我和周的短裤，挨屁股蛋的那一片儿都是汗水溻透了的。就在这样的强劳动下，还有取乐的。有的村的民工出洋相，热得索性脱得一丝不挂，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地往他的那儿看。工地上没有一个女的，反正就那点玩意儿，谁都知道，脱了就脱了，在澡堂里你们怎么不笑?!

我四十五岁前饭量一直很大，每顿饭吃一斤粮是稀松平常的事。1971年公社召开知青会，我吃了一斤面做成的五个大馒头，加上一大碗菜。离开食堂三百米就走到家中，又吃了四大碗高粱米焖饭和一大碗芥菜缨子咸菜炖黄豆。这一顿少说也有一斤三四两米，饭量在今天看来是够吓人的了。

可是在工地上，我们“平均”每人每天吃三斤二两玉米面。能吃的我们少数几个人，一天能吃五斤粮。强劳动是一方面原因，肚子里缺油水也是主要的。出发前大家每人都自备了咸菜疙瘩，家中再多少弄一小点鸡蛋酱什么的，算是改口吃的好东西了。

我带的好吃的是在菱角泡子亲手捞的河虾。提起捞河虾还有一种说法，叫“快抢鱼慢捞虾”。我听岳父讲夜里最好捞。那天高粱还没到扬花[ 扬花时候虾才最肥，虾产卵后会把卵抱在腿中间，扬花是要甩籽的时候。]的时候，半夜一点我就和大舅子去捞虾了，慢慢地在齐裆深的水边走二十来米往上一端，就能干干净净地捞上一碗。当天亮时，人们来得多了，而我们已经捞了一大挑，足有五十多斤。后来的人一天也只能捞个五斤八斤的。因为要出工，我提前准备了自己的“小灶”。当然，到工地免不了大家享受一点儿。

提起出工，我还做了一回好人好事。

刚到工地时因争铺位刘××和一队的小邱[ 小邱很能干，脑子也活络，是改开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他在八十年代初的严打中因偷过化肥被判了一年徒刑，女儿邱丽萍是我读一小时的副班长。]打了起来。刘一下把一大碗滚热的粥连碗砸在了小邱的脖子上[ 小邱曾在“扩大化”时打过人，俗称扛锹的，刘因此对他有点怨气。]，小邱被砸急了，跑进里屋抓起一把锹就冲到铺上，举起锹就要劈刘。大家都吓晕了!就在这危急的时候，我站起来一把抱住刘，回过头来眼瞪着小邱大喊：“小邱，你给我把锹放下!”他高高举起的锹没敢往我身上打。

我知道，如果我拦小邱，会越拉越打。我稳住了刘，刘不能动了，小邱也就无理再打了。何况他还是个“扛锹的”，知道过去对不起我们。

整理人按：老爸这段描述我不相信，刘[ 我没记错的话叫刘凤林，是爸爸和妈妈的婚姻介绍人。也是《生产队里趣事多》中用特殊方法盖章的那个人。]的身体那么壮可不是好惹的。再加上那么危急的时候，人怎么可能在做事时想那么多道理。事实我相信，但我不相信老爸的那一堆道理!

事后，他俩都很感谢我，否则，不出人命也得伤人。他二人的后果都不会好。

在出工的这一个月里，我们吃的、干的，今天的年轻人能想象得出吗?

9.生产队里趣事多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把生产队那个年代叫“大帮哄”。

确实，我承认那时有很多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生产力水平也是不高的。

这个不高的原因不单单是没有使所有人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也是不如今天。

比如，七十年代北方提出亩产“过黄河(800斤)”“跨长江(1000斤)”。在今天看东北每亩地打千斤是小菜一碟。

可许多人并不了解，那时没有这么多化肥[ 小时候读到书中说是包产到户极大提升了农民劳动积极性，使得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但后来听父母和许多老人讲，真正的原因是使用化肥了。这一点和主流的宣传差别很大。]可上地，也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机井可以把旱地变成水浇地，在前段[ 大约是1978年之前，东北村村通实现得早，在1978年就实现村村通电了，这一点在南方直到2000年也没有实现。]时间，农村甚至有相当多的地方还没有电，更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搞多种经营致富和集约经济了。要想多打粮主要靠体力劳动的付出，这就是当时的现状。

有人可能会想，农村那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社员们不压抑，烦闷无聊吗?

我倒觉得，社员们有自己解决的办法。在劳动中讲讲笑话，说屁嗑一个接一个。你讲了个荤的，我比你讲的更荤，常逗得你笑得肚子痛。这种例子我不宜讲得太具体，有伤大雅影响后代。

某些社员还常做出一些很出格的事，使你哭笑不得，以多种方式来达到“穷开心”的目的[ “扩大化”最凶的半年里，社员们很少有这样做的了。由于“扩大化”又称为“挖肃”，谐音“挖树”，所以人们把当时的打手称为“扛锹的”。]。

举几个我经历过的文明点的故事，比如气气队长或某个人来取乐啦。那时，许多社员都有互相起的外号。有年秋天，新当选上的队长“小特务[ 邰队长自1968年冬被“扩大化”打伤后身体垮了，平反后再也不能当队长了。]”领大家割高粱。他喊了半天有几个人还没排垅伸手割，气得他喊：“你们不干回家吧!”某社员就接着大喊：“队长给咱们放假回家啦，走哇!”

自然是谁也没走，此社员又喊：“队长的话你们都不听，‘小特务’说的话你们当放屁了!”

队长气得不行却又无可奈何，只好笑骂他。

还有一次，派了个叫“大干”的打头的领大家刨茬[ 读炸。]子。“大干”年轻时确实很能干，但他毕竟老了，可他还想领大家多干点，让大家知道自己还能干。

每天队长领着干，中间是要休息20来分钟的，可他带队，刚歇十来分钟就又干上了。

我们几个年轻“快手”一看，互相一挤眼，一口气超过了“大干”，到地头回过头喊身后的“大干”：“‘大干’，还往回刨吗?”

“大干”一看也该中午收工了，就说：“别干了!收工吧!”

其中一人就喊：“大干，今天你可叫我们给干[ 强奸在东北也是用这个词。]了!”弄得他只好笑骂：“这帮小王八犊子!”

1970年秋天打场，在小队办公室休息时一个强壮的年轻人和一个体弱的中年人互相逗笑话，说着说着俩人伸上了手打闹。一屋子人躲着看着，年轻人[ 这个年青人应该是姚玉田，是姚大伯(姚玉春)的弟弟，也就是《告状》一文中那个姚木匠的儿子。]竟被体弱的中年人挤在了屋角一动不动，大家都觉得奇怪。

突然，年轻人一只手猛一下把体弱者推到一边，一只手在扣裤扣子。再一看，一泡尿全尿在了中年人的棉裤上了。

大家哄堂大笑，因为是闹着玩，湿裤子的又不好急眼，只得笑骂着回家换裤子。可能是走到院子时里边也湿透了，他双腿劈叉着走。女社员知道了此事，也都偷偷地笑个不停。

几天后，大家见到中年人还取笑他，“你真有劲儿!竟然把×××挤到墙角!用不用再挤他一回?”

还有更屁的事，队里在场院分粮，提前已经通知大家带手戳领取。可是一个社员忘带来了，但也要顺便领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