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饼子之歌”

1，大饼子是食堂的主旋律

我们宿舍的7个人，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不乏聊天的话题。每天晚上熄灯前是最活跃的时候，大家争先恐后地讲笑话逗乐。

我说的是寻道组长赵省事的轶事。他晚上在办公室睡觉待班的时候忘了闩门，有个流浪的白痴女钻进他的被窝取暖，直到交班的巡道工回来，赵省事居然还沉睡不觉。

老艾说的是过年的故事。连里想宰了一头失去劳动能力的老牛为大家改善伙食，可宰杀牲畜需要严格的审批程序，否则是要受处分的，老艾他们几个连领导绞尽脑汁终于想出妙计，通过“合法手续”，让全连美美地吃上了牛肉;当然倒霉的是那头老牛，辛苦一辈子还落了个下汤锅的噩运。

其他人说的事情已经没有印象了，而最会说故事的居然是益丰。他说的应算“长篇评书连载”，每天只说一段，让大家在哄笑中入睡。那是一个上海小青年谈恋爱的故事，用现在的词语则是“二逼青年找对象”，我还记得其中几个小小的细节。那位“二逼青年”收入不高又是个小气鬼，请女朋友吃饭常去小面馆，两人合吃一碗阳春面;去大光明影院看电影，买了一包零食，影院里黑咕隆咚看不清是什么，女朋友吃得倒是香腻解馋，灯亮了才发现是二两猪头肉……这情节让我如此转述显然很无趣，但是经益丰一番艺术化的渲染，真能让人笑得死去活来。

当然，我们最持久的话题还是一个字——吃。食堂的伙食实在太差，既吃不好也吃不饱，只有晚上躺在床上“精神会餐”，以弥补腹中难耐的空虚。鸡鸭鱼肉太奢侈，大家聊的主要是小吃。老艾说的是煎饼果子嘎吧菜，老金说的是南翔小笼八宝饭，老彭说的是生煎包子糍饭团，益丰说的是酒酿圆子炒年糕，我说的是硬面锅盔臊子面，老李说的是酸菜粉条炖白肉，安特说的也是酸菜粉条炖白肉。我们说老李已经说过了，再说那是正餐不算小吃。安特想了半天说：就是酸菜粉条炖白肉，还得加上小米焖干饭!这下子就没法聊了，再聊下去哈喇子要流成河了!

凡是经历过校园生活的人，印象最深的，也许不是上课、不是考试、不是写论文、不是谈恋爱……而是学校食堂里的饭菜。工农兵学员更是如此。因为我们那时候物质匮乏的程度，是后人难以想象和理解的。

上过大学之后，有许多年，我不爱吃青椒和洋白菜。按理说，这都是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烹饪起来并没有什么难度，没听说有人竟会一看见它们就要反胃。

铁道学院食堂的大师傅就有本事把菜做到这种水平。他们煮出来的大锅菜，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混合物。说像浆糊，它又不够黏稠;说是清汤，还有些漂浮物。无论青椒、洋白菜或是什么其他的东西，统统一锅煮，口感烂兮兮的，没什么嚼头。幸亏还有点咸淡，多少让嘴里能得些滋味。

最稀罕的当然是肉了。每天中午的菜是应当带肉的，不过，若从一碗菜里能找到三两块指甲盖大小的肉片，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让人兴奋。如果没有遭遇肉片的好运气，偶尔看到汤面上漂浮着多于日常的油星，也是难得的精神慰藉了。

应当肯定的是，大师傅们为了证明肉的存在，已经绞尽了脑汁。他们最常采用的方式，是把肉片裹上淀粉做成小松肉的模样，可以使体积增大不少。不过，真正的小松肉是用油炸的，而我们的“小松肉”是在菜汤里煮的;就算如此，能吃上两三条拇指般大小、以淀粉为主材的肉味美食，已经很解馋、很幸福了。

我们不能责怪大师傅们偷工减料、投机取巧，因为他们实在无“料”可减、无“机”可投。当时，全国城镇居民的肉类供应，大致是每人每月4两至半斤。而各地的食油供应也是标准不一，好一些的地方，大约是每人每月5两;差一些的地方，则是每人每月4两;唯有辽宁省最少，每人每月仅有3两。所以，当时主政辽宁的陈×联将军，得了个绰号叫“陈三两”。

后来看到一篇歌颂陈将军的文章，说他“决定将全省军民包括他在内的食油供应，由每月四两改为三两，节约一两捐给国家，支援更困难的地区”，是“造福地方，胸怀全国”。如此美誉，实在肉麻，该作者显然没有享受过三两油的“福分”，才如此大言不惭地“胸怀全国”。

可怜这平均每人每天仅0.1钱(即5克)的油，我们的大师傅不仅要靠它熬菜，还要想方设法节省出来一些，用于重大节假日的加餐。如此缺油之炊，实在勉为其难。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同情那些大师傅们。那怕是白水煮菜，至少也应当把品相做得好看一点，让青椒和洋白菜的绿色保持得本分一些吧?可他们也太能对付事儿了。每次开饭的时候，一掀起打饭窗口的隔板，那一盆盆灰黄混沌的东西立刻就让人倒了胃口。

没掀起隔板之前的场面，更让人触目惊心。我们常从窗板的缝隙中看到，大师傅们上岗前的第一件事情，是用大饭勺捞走菜面上黑糊糊的一层死苍蝇——饥肠辘辘的苍蝇们不像我们那样挑剔，总是奋不顾身地冲向菜盆，哪怕瞬间便被烫死，依然前赴后继。所以我们在菜里吃到苍蝇是极其平常的事情。唯一可以自慰的是，苍蝇尸体也算蛋白质，至少在理论上是等同于肉片的。

2006年6月我重返母校，看到老食堂依然安在，难免勾起许多回忆。

老食堂的牌子应当算是文物了。可惜不知道“大连铁道学院”的校名是谁题写的，我们的校徽、信封、信纸上面都是这样的笔迹。(摄于2006年6月)

尽管我们对苍蝇和大师傅都恨得咬牙切齿，但在窗板掀起来的一瞬间，对于后者仍是笑脸以向，希望他在心情舒畅的时候让大勺的倾斜度稍微小一些。那菜汤虽然滋味寡淡，我们还要靠它把主食送进肚子里呢。

说到主食，同样让人心寒。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我们每月的粮食定量具体是多少了，总之，不会少于27斤，不可能多于30斤。按照高限，假设定量是30斤，平均每天仅有1斤粮食，比起我当养路工时的每月43斤，真是跳崖似的落差。靠这点粮食，想吃饱是不可能的，所以除了饭量稍小的女生，大多数人要想方设法地寻求接济，我是靠家里定期补贴的粮票，才勉强熬过那些岁月。

让人既伤心又伤胃的是，这每天1斤的定量中，百分之八十是玉米面，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白面。早餐总是一两玉米面粥、二两玉米面大饼子;晚餐简单，就是三两大饼子;中午特殊些，四两的定量，二两大饼子，还有二两是馒头，这是一天中最值得珍惜的精华了;馋嘴的人三口两口就吞下肚去，聪明的人要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品尝，尽量延长这幸福的时光。像金文华他们那些吃惯了大米饭的上海人，刚来的时候还百般抗拒，经过几个月大饼子的锻炼，再也不会说馒头难以下咽了。

如今玉米面已经算是高品位的食品，价格比白面还贵;新鲜玉米面蒸的窝头，的确香甜可口，比白面馒头更受欢迎。而我们那时吃的玉米面，经常是在国家粮库里存放了不知多少年的“战备粮”，总有一股捂久了的刺鼻霉味儿，吃在嘴里则像是松散的木屑，若是没有那混沌菜汤相伴，很难咽下喉咙。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玉米面大饼子和混沌菜汤应属“绝配”，二者缺一不可。

我们何曾想到，这种状况若能保持还算是幸运呢。那几年辽宁百姓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后来粗粮的比例居然占到百分之九十，只能每两天才有享受一个馒头的机会了。即便到市里的饭店下馆子，要四两米饭实际只给三两，还要搭配一块玉米面的大饼子。从早到晚不断顿的大饼子，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陈益丰还苦中作乐地创作了一首《大饼子之歌》，本应成为反映那个特殊年代校园生活的经典之作呢，可惜未能广泛传唱，竟致失传!

2，难为情的“蹭饭”

如今反省一下，我对当时的伙食，有些过于挑剔，显然是上学前当养路工时的高收入吊高了我的胃口。正所谓“由奢入俭难”，过了几年阔日子，就忘了插队时食不果腹的艰难了。想当初在陕北的那个冬天，啃着死猪肉喝玉米粥，曾让饥肠辘辘的我幸福得几乎掉泪，如今却为吃大饼子而牢骚满腹，实在太矫情了。

应当看到，对于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同学来说，一天能有三顿热饭，即便是大饼子加混沌菜汤，也已经相当知足。可见角度不同，感受自然也不同。

说到看问题的角度，最经典的事情，应当是我所经历的一次对话。

那年去外地实习，难得路过北京，我抽空去拜访父亲的一位老战友，他很关心地仔细询问工农兵学员的情况。说到伙食问题，我如实陈述，他听了很感惊讶，而更惊讶地是在旁边闲坐的一位女孩，她大声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多吃大米呢?”这话简直像“何不食肉糜”一样，让我张口结舌。后来得知，那女孩是他的儿媳妇、一位副部长的女儿。

实事求是地说，她的问话也不算全错。在北京的粮食供应中，所谓的“大米”往往指“机米”，也就是多季稻的“糙米”，比起单季稻的粳米，显然难吃多了，所以有些北京人把它看作粗粮，也不足为怪。那位“高干千金”哪里知道，对于大连的居民来说，即便是“糙米”，也要比白面金贵许多;而粳米是相当金贵的稀缺物资，只有“十一”或春节才会有极少量的供应呢!

同样是“干部子女”，就“吃”的水平来说，我和她之间似乎有天地之差，真是自惭形秽无言以对。

当然，我也并不是完全吃不到大米的。与那些在大连无亲无友的同学相比，我总还是有地方蹭饭的。比如海校的沈鹤鸣那里，就是我常去的地方。

沈鹤鸣的岳父，是我母亲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友钱载华，我称其“钱叔叔”。沈鹤鸣是钱叔叔的大女婿，我们早在十年前就见过。

20世纪60年代，沈鹤鸣第一次来我家，穿着带披肩的白色水兵服，无檐帽后边还有两根飘带，显得十分神气，只是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使他不像个当兵的。当时他刚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分配到大连海校电工教研室工作，正要下基层锻炼，抓紧时间先来我家拜访一下。那学校的正式名称应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水面舰艇学校”，后来改为水面舰艇学院了。

那时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物质供应仍很困难，但我母亲是个相当好客的人，仍竭尽所能做了一桌饭菜盛情招待。但是有时过度好客也成问题。沈鹤鸣端着一大碗饭，上面堆满了菜肴，像是一座壮观的小山，刚开始还吃得香甜，但那“小山”刚降低一点高度，我母亲便立刻又给添满。沈鹤鸣是个实在人，尽管他一再告饶“吃不下了”，我母亲依然“多吃点多吃点”地添个不停。乘她去厨房端汤的时候，沈鹤鸣拼命把碗里的东西吃光了，好不容易松了口气，没想到母亲又给他盛了一大碗汤。勉强喝完汤，他已经满头大汗，以为这顿饭终于结束了，不料还有一个刚削好皮的大苹果等着呢!这个苹果刚吃了一半，他就腹痛难忍，赶紧送到医院，诊断是急性肠胃炎!幸亏医生采取措施及时，才没产生严重后果。

好好一顿饭，差点要了他的命。沈鹤鸣的肠胃炎，从此便成了我家的传统笑话。笑话归笑话，以后母亲再待客吃饭，我们总要提醒她别把客人又吃出毛病来。

沈鹤鸣得到我来大连上学的消息，曾几次前来寻访，只是我在乡下搞运动，直到返校后才见面。他和我母亲一样待人热情，一再邀请我去海校做客。我有些不好意思，让金文华陪我同去。海校离老虎滩不远，门口有水兵站岗，显得戒备森严，里面环境倒不错，绿树丛中，散落着一些独栋小楼。沈鹤鸣的宿舍是一座日式平房，几位教师合住，每人一个小房间，这让我们很羡慕。中午他请我们在干部食堂美美吃了一顿，不仅有肉菜，大米饭也不限量。据说海军的伙食标准是一天三块多钱，比陆军要高出许多。标准最高的是潜艇人员，与飞行员一样。我们吃的虽然不是最高标准，已经感到非常享受了。

根据中央决定，1974年“五一”时海军换装，取消了那种陆海空三军样式一致、只有颜色不同的便服式军装，又恢复了以前的漂亮海军服。沈鹤鸣换上的是四个兜的干部服和大檐帽，我趁去他那里“蹭饭”的机会，也穿上过了一把瘾。当然，我只是在他的宿舍里偷偷穿，绝对不敢到外头露面的。

后来他也应邀来我们宿舍吃了一顿晚餐。我们除去在食堂打了两份日常的煮洋白菜，还用金文华从家里带来的大米焖了一饭盒米饭，又拿开水冲榨菜沏了一饭盆“汤”。对我们来说这无异于山珍海味，可沈鹤鸣只尝了两口就打住了，连连摇头说“太艰苦了”。我和金文华下楼送他返校，等回到宿舍，大米饭和“榨菜汤”已经被同室的那几只“饿狼”抢得精光。

此后，沈鹤鸣经常邀我去他那里“改善”一下。开始我还有些好面子，耐不住嘴馋肚饥不争气，还是要跑过去蹭饭。每次去，都能饱饱地享受一餐丰盛的饭菜。有时候甚至是两顿。

我俩年龄相差七八岁，经历完全不同，他又是个内向型的书呆子，按理说难有共同语言。幸亏他是个细心人，考虑到单纯地邀我去吃饭，难免会伤及我的自尊心，所以每次都会想出一些特殊的理由，比如某天有场新电影啦、又搞到一本新书啦、老家有事需要找我商量啦……总之想方设法让我似乎不能不去，还要去得合理自然。

有时吃了中午饭，晚上正好有场新电影，还想留我吃晚饭，可是相对枯坐岂不尴尬，于是又要找些其他由头，比如“陪”他一起去游泳。翻过海校后面的小山，有一个相当漂亮的海湾，沙滩平整，岩石嶙峋，海浪轻柔，真是游泳的好地方。这是海校师生日常进行游泳训练的专用地界，应属军事禁区，星期天一个人都没有，在这里击水搏浪，痛快极了!

2006年我重返大连，看到老虎滩向南一线已经筑成滨海大道，海岸全部开放，再没有军事禁区了。我寻到这样一处海湾，似乎是当年与沈鹤鸣一起游泳的地方。

海校几乎每个周末都有露天电影。那时候国产电影除了几个样板戏，就是《地道战》、《地雷战》，要么就是反映文化大革命光荣历程的纪录片。外国电影也有一些，主要来自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与我们有“鲜血凝成的友谊”，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他们的电影自然最多。比如朝鲜的《一个护士的故事》、《原形毕露》、《摘苹果的时候》，阿尔巴尼亚的《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等等。那时候世界上的纯种社会主义国家所剩无多，不知罗马尼亚有没有“变修”，倒有一部《多瑙河之波》，应算老电影了，曾经停播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开始放映，给人印象很深。按理说当时还应当有越南电影的，但我已经毫无记忆了。

海校放映的电影，往往领先于社会。能有先睹为快的幸运，让人很感自豪。后来陆续出现的一些国产新片，如《决裂》、《创业》、《春苗》等等，我都是在海校最先看到的。

沈鹤鸣所提供给我的，不仅是口腹之快，还有这些“精神食粮”。对于他的苦心，我是心知肚明相当感激的。但是，总这样厚着脸皮去蹭饭，心中难免过意不去，有时只好婉言拒绝，但他经常会找到让我无法拒绝的理由。正所谓“人穷志短”，馋极了的时候仍是耐不住诱惑。“去，还是不去”，往往是让我十分痛苦的选择。

3，自订生活“小目标”

那段时间的生活内容有些杂乱，幸亏有日记，尽管记得断断续续，总算还能比较真实地予以反映。所以，先抄录几段，作为个人的历史存留。

1974年7月16日，星期二。

上周五(12日)，党委开始吸收群众代表吹氧。然而却十分差劲。第一天动员，第二天学习，开了一半党委开会，第三天则干脆党委成员不见了。昨天下午又让学习，一气之下我们退出了会场，这类吹氧，只是骗骗老百姓。

今天是伟大领袖畅游长江8周年。去河口游泳。

上周接到家里来信，说小青入团已于7月2日批准，这样我们全家都是党团员了。

所谓“吹氧”，我已经忘记是什么事情了，顾名思义，应当是帮助党委改进工作吧。从我的记述中可以看到，校方与学员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什么事情都弄不好。

至于游泳，每年夏天学校都会组织几次的;所说的“河口”，在黑石礁南面不远，大连海运学院旁边。我们很羡慕那里的学生，在宿舍里穿上游泳裤走不了几步就到海边了。我们学校离得太远，组织一次游泳不容易，像“纪念伟大领袖畅游长江”这样的全校大型活动，要让校车来回跑很多趟运送人员;有时我们懒得等车，索性步行返校，要翻山走十多里路，至少得一个多小时。

其实游泳是我自己的“日常科目”，从夏到秋，每周至少游一两次。我主要是乘有轨电车去星海公园，中途需要换一次车。大连的有轨电车是通用的4分钱车票，没有时效和距离限制，可以买一整本，每次撕一张，慢慢用。这段路程的乘客相当多，车上的拥挤程度空前未有，真能把人压成相片。每次在星海公园下车后，我都是浑身大汗，不需要热身就可以直接下海了。

我妹妹小青能在干校入团，格外值得庆贺。这说明我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不会再对子女造成影响了。

1974年7月20日，星期六。

今天学校召开纪念“七·二一”大会，同往常的会开得一样，稀稀拉拉，松松垮垮。然而今天对我来说，却的确是值得纪念的。去年的此刻，我为集中精力应付明天的考试，正在工务段刘燕博房间里那熟悉的床铺上入睡了，而对面床上的李献，此时恐怕正在拼命复习化学呢!直到把书放在鼻子上睡着了为止。

一年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过去了，引起我回忆的还有这样一件事：星期四，我出去办事，在校门口碰到一个人，面孔极熟。后来想起来他是宝鸡机务段的，叫李铁忱，去年参加游泳比赛时认识的，后来曾一同参加了考试。他考上了兰州铁道学院内燃机车专业，今年到大连来实习。

看到他，我就想起去年考试的情形：今天，分局召开会议，讲了一下考试的有关事项。下午放假，许多人拼命地抓紧时间看书，李献甚至专程回阳平取了一次书。而我却是在宝鸡逛了一大圈，又看了个电影才回来。

21日，上午考的似乎是政治，下午数学;22日，语文，物理、化学。我是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22日晚上我就乘312次回工区了。

但去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思想活动是很复杂的，想了非常多的问题，抱着非常大的希望。如果没考上，那打击将是不小的。然而现在看来这一切是多么的幼稚和不必要。考上固然很好，考不上也不见得坏。尤其去年此时我在宝鸡各方面的关系和工作已达到全盛时代，可以说没有一处没有和我关系很好的熟人、朋友和同志，以至于我甚至有些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了。而且现在我甚至更喜欢养路工作，尽管它繁重、艰苦，然而却充满其他任何一种工作都没有的乐趣。养路工作形成了我现在比较豪爽、乐观和随便的脾气。虽然在三年里我曾遇到过十分严重的挫折，但现在如果让我选择毕业后的去向问题，我仍把工务段作为自己的志愿之一。因为我已经熟悉这一行，并真正爱上了这一行。同时也是由于我尽管以前总想离开陕西，但经过这次旅行，看了这么多地方后，我感到各个地方都一样，无所谓好坏。当然最好的地方是北京喽(但北京又是去不了的)。

到“久已向往”的大学已经一年了。这一年也许是一生中比较顺利、心情比较愉快的一年，所以觉得过得特别快。但在这好的一面的同时，却掩盖着另一面。由于工农兵学员的社会地位，使得我们很容易放松思想改造。这一年来，我觉得自己似乎已经退步了，对自己管束得已十分松了。松到了随意行动的地步。这是很危险的。举个例子来说，在工区时那么累，还要自己订几份报纸，下工回来不仅仔细看，还要做摘记;在农村搞不到报纸，每天听收音机。而现在呢，几天可以不看报纸、不学习。刚来时体育锻炼也很抓紧，现在是完全放弃。我已经不只是毅力全部丧失。连下决心的决心都不敢下了。每天只是无所事事、混混日子而已。

愿今天再成为一次分界线，从明天开始一种有秩序的生活。这念头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费好大力气才下的决心。

每天应早起，然后锻炼身体。吃过饭后看英语。下午自习应充分利用。课外活动：一、二、三、五阅览室开放时间看报纸，其余几天搞美术。晚自习也应充分利用。星期天白天自由活动，晚上必须自习。

这些规定每周自我检查一次。此外应加上：应尽量参加一切可以参加的体育活动。

两年下乡插队和三年养路工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内容，也使我养成了一个似乎有些幼稚的习惯，隔一段时间就会自我总结一下，自我鼓励一下，给自己定一些“小目标”。这应属于精神上的自我调节，还是很有好处的。像我给自己规定的“参加体育运动”，就确定了一个具体的“小目标”，从夏天开始洗冷水浴，必须持续过了冬天。

这件事情开头容易坚持难。夏季好说，每天用凉水冲洗，只能算是享受而不是受苦，但入秋之后就一天比一天艰难了，得咬牙切齿狠下决心才能完成。最可怕的是三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时候，尽管是在室内，水房里依然冰冷刺骨，而我终于适应了，每天如果不那么冲一下，反倒觉得浑身上下不舒服呢。

那年冬天，我光着屁股一边大声唱歌一边把整盆冷水兜头泼下的场面，应当算是二楼水房里的一景，总让旁观的人感到毛骨悚然。也曾有人想要效仿，但仅仅实践了一次就狼狈告退了。这让我很是自豪，决定下一年将试验一下露天冬泳。

水房就在我们房间对面，隔着走廊，仅有一步之遥，冲凉极其方便。反正二楼都是男生宿舍，我难免有放肆大胆的时候，只穿一条短裤往来。不料有一次副班长魏海峰来找老艾商量班上的事情，久坐不走，我不好赤条条地进屋，只有在水房里等着。大冬天的，我的体质再好，也抗不过十分钟。左等右等，她总也不走，我不得不大声嗥叫，让同室的人赶紧给我送衣服来。本以为魏海峰发现情况会主动回避的，不料她毫不在意，还不以为然地说：“躲什么呀，我又不看!”

魏海峰是我们班“五朵金花”之一。别看她梳着两条小短辫、戴副近视眼镜，显得很柔弱的样子，其实是个性格大大咧咧的“女汉子”。像这次“偶遇”，弄得我相当尴尬，她却根本没当一回事儿。

1974年夏，在大连星海公园。我的三年养路工没有白当，至少身体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