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

第九、十章

九、一般社会核算体系作为经济过程整合的模型方法

1.劳动时间作为生产预算的基础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过希法亭的观点，即社会生产机关的集中模式，这是资本统治本身的结果，也就是说，总卡特尔。如果我们再次重复这一点，那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发现了社会生产的最纯粹的可能表现，那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发现了通过一个有组织的单位进行社会生产的可能最纯粹的表现，因为这将根据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所阐述的学说而形成。相关段落如下：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将由一个主管机关自觉地进行调节，这个机关决定它的所有领域内的生产量。于是，价格决定成为纯粹名义上的，仅仅意味着总产品在卡特尔巨头为一方和大量的其他社会成员为另一方之间进行分配。那时，价格将不再是人们之间发生的物的关系的结果，而成为物在人们之间进行分配的单纯的计算方式。于是，货币失去了作用，因为要完成的是实物的分配，而不是价值的分配，所以货币会完全消失。随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失，物的外观的消失，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消失，从而货币也消失。由卡特尔分配产品，物质生产要素被再生产出来并用于新的生产。在新产品中，一部分分配给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其他部分留归卡特尔随意使用。这是一个以对抗形式进行自觉调节的社会。但是，这种对抗是分配的对抗。分配本身被自觉地调节，从而使货币的必然性消失。这样，在它的完成的形式上，金融资本脱离开它赖以产生的土壤。货币流通变得不必要了，货币的不息流动达到了它的目的地，即被调节的社会。流通的永动机找到了它的最终归宿。”

这段话大胆地用轮廓对一个经济体进行了生动的描述;生产和再生产在一个单一的组织中融合在一起。这在今天资本主义巨头财团的指导下存在——明天国家接管这种结构的指挥权又有什么障碍?但希法亭也宣称，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范畴——价值、价格、货币、市场——并通过建立在这种体制基础上的经济组织而变得毫无意义。但同时，他也没有说什么来代替这些范畴。然而，他确实宣称，在“总卡特尔”的情况下，资本巨头将通过对金融资本的控制进行统治，而在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国家专员将“利用所有统计科学的手段”来决定和管理经济过程。尽管希法亭不愿在这些问题上明确表态，但人们还是必须把他列入“自然”经济学派，纽拉特、沃尔高等人也必须包括在内，他们将试图通过臭名昭著的生产统计和消费统计的来控制生产和分配过程，而这种制度不需要应用任何社会调节和控制的经济单位。当我们考虑富尔的《普遍幸福》体系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品牌的“社会主义”将拥有哪些特征。

没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种经济的不可能性;我们只需要补充一点，即哪怕是希法亭所描述的“总卡特尔”，也无法在缺少对经济调控的计算单元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如果希法亭已经清楚地证明了，在一个自觉运作的经济中，金钱是怎样变成多余的，那么同样清楚的是，只有劳动时间可以替代金钱。共产主义经济必须建立在劳动时间计算的基础上，因为任何其他单位的会计控制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必需计算“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第四章)。正如我们对考茨基的批评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不可能从中央经济部门的办公室进行的。因此，与劳动时间计算有关的程序必须通过工作地点——工厂、车间、办公室等当地组织本身的机构来实现。一种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计算为基础的、毫不妥协地实施并应用于有形产品和服务的社会会计制度，为生产者-消费者的整个经济生活的系统安排、指导和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平均生产时间的范畴，正如这里所阐述的那样，完全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运动和发展起来的，严格应用这一范畴就可以使经济生活整体有机地结合起来。经济有机体作为一个系统出现，在这个系统中，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所有对抗性的动机都被消除了，也就是说，作为一种专门为促进整个人类同达尔文主义丛林的力量作斗争而设计的制度。在这个体系内，产品流完全按照劳动等价物所确立的运动规律进行运动：“一定数量的另一种形式的劳动可以换取同等数量的另一种形式的劳动”。在生产链的末端，可供消费者处置的成品，其生产所需的，从一开始到最后的全部生产时间，既不多，也不少。

调节产品流所需的簿记程序，目前还没有延伸到它所属的个别工业单位或生产部门的范围以外，而且主要只与投入和产出有关，也就是说，与通过工厂的产品流有关。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要指出，这与以工厂为基础的成本会计方法没有任何关系，近年来，这种方法本身已经成为一门科学。为此，必需对不同工业单位的不同具体生产过程进行专门的了解;这旨在为借贷类型的会计科目记录系统(an entry recording system of the debit and credit type)提供所需的数据。然而，在一个由合格的技术人员确定生产时间的系统中，办公室工作人员只需要记录借项和贷项的变动。

在不同的生产单位之间进行费用结算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预先发展起来了，其形式是通过银行或结算所进行的简单的转账核算（transfer - accounting）。关于适用于共产主义经济的结算方法，莱希特宣称：

“由其他生产企业供给一个生产企业使用的所有被生产所需的材料、所有半成品材料、所有原材料、所有辅助材料，都计入后者的费用。至于是通过用劳动券表示的劳动时间的形式进行现场结算，还是采用总分类账控制(ledger - controlled)的收费方式，即免除‘现场结清(spot - payment)’的总分类账控制收费方式，这个问题最好通过实践本身来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实践确实会有决定性的发言权。然而，原则上必须说，通过劳动券实现的“现场结算”的支付方式将是一个根本上错误的解决方案。首先，它没有实现根本目的，其次，现场或“现钞(cash)”的结算方式会严重阻碍社会对生产的监管和控制体系。

劳动券介入生产单位之间关系完全是多余的。在每一个工厂交付其最终产品的情况中，它都将(p c) L 数量的劳动时间传递给了被部分完成的使用价值组成的链条中。然后，接收单位必须立即以新的p、c 和L 的形式加工处理这些劳动时间，以便下一个劳动或生产过程可以开始。因此，根据这一制度对生产进行管理，只需要对产品流进行登记，因为它流动于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中。劳动券的唯一作用是作为一种手段，使所有类别的个人消费都能根据劳动时间的尺度进行调节。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任何单个劳动单位的总“产出”的一部分已经通过社会化分配即再生产的过程被消耗掉了，而这一总量中只有一定的比例能够以劳动券的形式进入单个消费者手中，并按照印在各个消费产品上的生产时间来消费。我们已经注意到，随着分配社会化过程的进行，发放的劳动券的数量将不断减少，最终将达到零。

个人消费系数的确定是最真实意义上的社会簿记。一方面，在社会的贷项(credit)出现了代表生产单位直接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数额：L。可以在一般社会簿记系统中的结算账户的标题下立即找到这个数字。另一方面，Pu、Cu 和Lu 的数目在这里作为借项(debit)出现。因此，社会从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整体中建立了一个社会一般簿记系统。（credit 使社会的财富增加，对应会计中的贷项，debit 使社会财富减少，对应借项 —— 译注）

正是通过这些方法，马克思的以下段落变成了现实：

“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

这是纯粹而简单的簿记，只不过是记账而已。虽然它是所有经济过程的各个环节汇集在一起的中心点，但它对经济体系没有任何权力。一般社会簿记系统本身就是一个GSU 或“公共”类型的经济组织，它的职能之一是通过计算报酬系数或个人消费系数（FIC）来调节个人消费。它既没有赋予经济系统任何管理或行政的权利，也没有赋予任何对经济系统进行处理的权力。这些职能完全掌握在生产者 - 消费者手中。位于负责一般社会簿记的单位中的当地工人委员会只在一个这样的单位中拥有权力，那就是这个单位自己。然而，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法令，甚至也不是因为它以任何方式反映了在交换和结算所工作的工人的任何善意，而是由经济过程本身客观地决定的。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是因为，每个经济单位或生产部门都对自己的再生产负责，而且每个工人个体通过个人的劳动贡献，同时决定了他或她与社会产品间的关系。

十、一般社会簿记制度作为经济过程的控制制度

1.主观行政决策的控制方法

在一般社会簿记系统的各种功能中，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看到了产品流的登记;报酬因素或个人消费系数的确定;以及劳动券的发放。现在，我们还将把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职能纳入其一般权限范围。

很明显，这种控制手段所采取的形式与整个经济的基础密切相关。在国家共产主义的情况下，整个经济生活受制于主观规范和统计数字的调节，控制也作为行政决定的一种职能出现。在以自由平等生产者协会为基础的制度中，劳动时间的计算是生产的基础，所有产品的分配是由生产过程本身客观决定的，实施控制的过程也具有确切的形式。这样的控制系统考虑到了生产、再生产、积累和分配所代表的所有独立要素，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进行。

沃尔高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问题》(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Probleme der proletarischen Diktatur)一书中，向我们描述了在国家共产主义制度下是如何实施控制的。他写道：

“对工程管理和国家财产方面的日常事务管理进行控制，这将是集中组织起来的管理层之责任范围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在俄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轻率地对待国家财产，对待资产阶级没有被征用的财产，首先是源于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长期战争特别削弱了道德意识。然而，在这方面起作用的另一个因素是，普遍存在的对新的财产关系不清楚的现象。那些负责管理被征用的工厂的无产者，很容易认为这些工厂是他们自己的财产，而不是整个社会的财产。这就使得顺利运行

“社会控制的问题在匈牙利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以前为资本家服务的巡查官，由于接受法官和中学教师的这一职能的培训，人数有所增加，这些巡查官作为国家雇员，被汇集到人民经济委员会下的一个特别部门。这一部门被划分为若干专业小组，以便同一巡查官对属于特定工业部门的工厂永久负责。控制的范围不仅包括财政费用和物资税，而且还涉及劳动力的正确配置，以及对业绩不佳或一般不令人满意事项的原因之调查。负责的巡查官定期和当场对工业单位本身及其相关的簿记和其他办公室进行检查，并起草一份报告，其中不仅包括所发现的缺陷，而且包括可能的改革建议。巡查官本身对分配给他们的工厂没有任何处置权，而只是将他们的报告交给主管的组织机关。与此同时，巡查官、生产委员和工厂委员会之间很快出现了合作形式。巡查官的建议往往被自觉遵守。甚至还出版了一份杂志《视察员公报》,所有被征用的工厂，对澄清工人本身工厂管理的组织问题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系统性控制的结构不仅扩大到工厂，而且还延伸到所有人民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内。”(pp67 - 68)

沃尔高在这里所说的“对生产的控制”，实际上是将两个完全不同的职能合并在一个标题下的结果。一种是簿记意义上的控制——对账本的控制。这仅仅是一个借方和贷方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也与技术控制问题有关；这涉及到持续不断地在所有阶段提高生产的经济合理化（rationalisation）程度，与此相关的是在每个生产单位中实现尽可能高的效率。

在沃尔高那里，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职能都被统一在一个控制机关中，这对于共产主义经济来说是根本错误的。这一点将不言而喻——顺便揭示了沃尔高所描述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真实特征——当我们考虑到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系统清楚地表明它由两种不同的职能组成：一方面是经济合理化措施，另一方面是以簿记的形式记录这些措施的结果。控制卡片系统、时间表、泰勒制和速度越来越快的生产线构成了标志着这种经济合理化制度进展的里程碑，这种系统同时也是一种控制系统——但这种控制系统是为一种优越的权力服务的，使其有效地控制处于其支配下的劳动。在这些条件下，对生产的控制意味着对生产者的控制，以确定他们的劳动成果是否有足够的利润，是否产生了足够的剩余，满足统治经济的指挥者的目的。这种控制形式具有支配生产者的制度的特点。

2.客观的控制方法

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社会中适用的生产控制方法是一个根本不同的方法。也会有与工作过程和劳动过程的机械化有关的措施，如生产线，但现在这些将是实现和实施最佳工作方法的技术措施，工人们自己也希望在他们各自的生产单位中使用这些方法。情况就是这样，因为不是中央指挥机关挥舞着鞭子站在这些措施的背后，其动机是实现尽可能多的剩余，而是工人自己的自主利益，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每一次提高，同时也增加了可供整个社会使用的有用物品的总量，所有劳动者对这些物品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正是在这里，负责社会管理和控制生产的单位开始执行任务。社会簿记系统，当然是各生产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的清算所，必须监督产品的流入和流出，以确保它们符合为每个生产单位确定下来的生产力标准。由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经济秘密，而且由于社会簿记办公室定期发布的报告相应地公开了每个独立生产单位的生产情况，因此控制的问题就解决了。它不再是一个问题。

哪些组织负责在既定程序失败或偏离的情况下进行干预，以及哪些组织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该采取的措施，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它应该属于技术 - 组织方法的范畴。

因此，在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生产者社会中适用的生产控制系统，并不依赖于官员和当局的主观决定，而是通过对客观生产过程本身发生的运动或取得的进展进行公开登记而变得有效；换句话说，生产是由再生产控制的。

现在，我们将试图通过一个示意图来说明会计控制体系将采取的确切形式。让我们首先从基于社会平均生产时间的生产过程开始考虑。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范畴的具体实现是类似生产单位的横向协调。我们将属于一个特定生产集团的单独的生产单位称为工厂1、工厂2、工厂3……等等，到工厂N，并把它们的生产总量=t，然后下面的和给出了他们的总生产率：

工厂1……(p1 c1) X1 kg产品

工厂2……(p2 c2) X2 kg产品

工厂3……(p3 c3) X3 kg产品

工厂n……(pn cn) Xn kg产品=总生产率(Pt Ct) Xt kg产品

因此，每千克产品的社会平均生产时间为：

社会平均生产时间=(Pt Ct Lt)/Xt Kg产品

即使在一个生产单位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适用于每种产品的生产成本系数，轻易地计算出这些产品。

因此，社会平均生产时间（ASPT）这一单位作为衡量生产力的单位是有效的，而适用于每个单位的生产力因素（productivity factor）则由偏离平均生产时间的程度决定（见第四章）。从上述公式中还可以得出许多其他数据，例如，P、C 和L 的社会平均使用量，其本身就允许在比较性的评价单独生产力因素的准确性方面有一定的余地。因此，在这方面，生产集团不需要国家控制员或审计员，因为需要调查的因素属于联合生产者本身的能力范围内。因此，社会平均生产时间单位本身就被证明是一个完全可行的控制工具，供整个生产合作社使用。

现在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当生产合作社成立时，生产者是否不可避免地要失去对生产的控制权;换句话说，一个中央集权的集团权威是否必须理所当然地把对生产的一切权力归于自己。毫无疑问，危险在这里潜伏着，因为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仍然存在着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承下来的强大倾向，使控制权集中在一个中央权力机关中。例如，在生产合作社的例子中，几乎肯定会有人试图把使用积累基金的权力交给一个中央管理机构。如果这真的实现了，独立的生产组织将不再有任何决策权。也有可能有人会尝试为每个生产集团建立这样一个中央管理机构，然后这个中央当局将有权把生产任务分配给各种相关的单位，以及对最终产品的控制权。这样一来，本地的工厂或工厂组织将仅仅成为中央行政部门的执行机关，对他们来说，这将意味着维持单位内部的簿记制度才是它们唯一必要的任务。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将取决于生产者本身的洞察力和力量。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同这些倾向进行激烈的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进展。不管有什么好听的口号，独立的管理和控制仍然是强制要求，自由的生产者绝不能放弃。

因此，生产单位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出现，它与其他生产单位和消费合作社的关系得到了巩固。这样，生产者就把全部责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也就有了使独立的行动和呼吸得以自由的必要余地，解放了的劳动群众的创造性力量能够充分发挥。因此，横向协调制度的意义不过是一个会计控制的问题，它对于确定社会平均生产时间，以及与此相关的组成合作社的各独立生产单位的生产力之程度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让事态在这个发展阶段保持静止，还必须建立一个技术上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的过程。无论这个过程本身多么重要，它都必须从属于对独立控制的决定性和原则性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同意莱希特的说法：“乍一看，人们会认为每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或多或少都是独立的;但是，只要再仔细看一下，就会很清楚地认识到，每个独立的生产单位……都有一条脐带与经济的其他部分相联系。”然而，在现实中把“每个独立的生产单位与经济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的这种普遍的、具有全面调节作用的纽带是生产和再生产的公式(formula)。正是这一点将所有工业单位置于同一基础之上;为确保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进行的生产，是联合一切生产单位的共同基础。

3.通过对产品流的登记进行控制

现在，有必要暂时回到生产的社会控制问题上。随着社会关系的革命性转变，生产资料中的私有产权被消灭了，这些财产变成了共同所有。工业组织的法律关系于是变成了工业组织以行政能力接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这意味着，工业组织要公布它们的库存，然后说明它们打算如何配置它们的生产资料；这相当于它们向社会簿记办公室交出一份以“（P C） L=X 千克产品”的形式制定的生产预算。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簿记制度的需求随后发现，其实现形式是生产预算的总和：“他的账本(即社会——本文作者)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如果社会总库存是以各种生产预算的总和的形式提供的，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很明显，各种参与单位也随之处于社会控制之下。工业单位的生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方面，作为投入，各种产品流入单位(包括劳动力)，另一方面，它们可以以一种新的形式离开单位(产出)。然而，这种物质价值的每一次转变，都以产品交换的形式登记在一般的社会簿记系统中，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随时了解任何特定单位的收入和支出、借方和贷方的情况。单位所消耗的一切，如生产资料、原材料或劳动券，都作为入账出现，而转移给社会的一切则作为出账出现。作为连续的流，这两者必须完全对应，必须相互抵消。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随时对生产是否顺利进行以及顺利之程度进行即时检查。

例如，如果在任何特定的生产部门出现不正常的盈余，社会簿记办公室可以随时向适当的控制实例(instance)(也许是一个联合生产委员会)立即进行报告。过剩不可能是由于有关工业单位在交付产品时计算的时间超过了正确的社会平均生产时间而产生的，因为后者是公开的。因此，它必是由于生产预算中的一个错误造成的。如果证实错误确实存在于此，那么就同时确定了这一事实，即有关单位一直在比生产预算中估计的更高生产力的水平上运行;因此，须向上修正其生产力因素。

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社会簿记系统显示，一个工业单位的产出出现了赤字。这就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导致对生产力因素和该单位的单独生产要素p、c 或L 的修正。这些因素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的广泛利益起作用，可以通过公式来确定：

[(pt ct） Lt] /Xt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的适当单位在实践中证明，在生产控制方面发生了实际疏忽的情况，那么就会根据社会规定的适当法律条文，对有关单位的行政部门采取措施。

在基于社会簿记的简单控制系统之中，作为生产过程本身的必然结果而自动进行的，还出现了另一个控制机构，它的运作是相当无情和不灵活的:再生产的过程。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生产单位把它的社会平均生产时间计算得太低，那么我们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生产过剩的单位能够有效地进行再生产，但它们却无法弥补生产不足的单位的亏空。后者发现自己无法进行再生产，于是在根据现有数据重新计算社会平均生产时间的真实数字期间，社会就有必要进行干预，从GSU 总预算中补足缺失的资源。

反过来，如果由于采用了过高的社会平均生产时间的数字而在一个或几个单位中出现了过剩，不需要很长时间，这种错误就会被发现;相反，它将相对迅速地被揭示出来，这正是因为该系统将两个相反的流，一个传入和一个传出，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相对于彼此进行测量。在给定的持续时间内，这两者必须准确地对应并相互抵消，然而在较短的时间段内，这只在一定的限度内才会如此——这种程度可以通过实践相对容易地确定;然而，在所有的情况下，自动控制系统是通过再生产系统发挥作用的。

只要我们通过这些观察进行了研究，表明社会簿记系统如何能够立即对生产过程进行全面调查，我们现在就可以深入了解它将生产方式的其他不同类别也置于其控制之下的手段。

首先，通过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控制生产公式中以字母L 表示的劳动力范畴。有关工业单位只同意发放那些代表了被自己直接消耗的劳动量的劳动券。如果我们考虑到生产预算也是由社会簿记办公室维持的，那么以下几点就会立即显现出来：(1)所显示的与发行的劳动券有关的支出数目是否在预算规定的范围内;或者(2)所发行的劳动券与所消耗的原材料或所交付的最终产品的数量之间的关系是否与生产预算中所表明的关系一致。例如，我们已经知道，比如说，每个矿工将生产多少吨煤，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生产单位将直接消耗多少劳动时间。

对生产资料的有效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困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区分固定生产资料和流动生产资料。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则是，流动资料被完全吸收到产品中，而固定资料在任何时候都只被部分吸收。然而，完全相同的使用价值在一种情况下可以出现在p 类中，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可以出现在c 类中。那么，社会簿记办公室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该特定的条目应该被归入p 类还是c 类。例如，如果作为一项规则，在订单上附加一个说明，指出有关项目应记入p 类还是c 类，就会消除这个困难，就像目前习惯于在支票付款或汇款时指出汇款的目的一样。

然而，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而是社会簿记办公室关心的问题。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构成生产公式(p c) L 的各个范畴可以顺利而不受阻碍地进行适当登记，以便在必要时对每一类别分别进行监督和控制。特别是c 类只能在生产预算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并且必须与L 类以及生产的最终产品保持正确的关系。因此，原材料的任何浪费都可以被揭露出来，不仅是有关的生产部门，而且还有社会簿记系统。

如果我们现在考虑p 类，我们会发现，正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困难。像机器、建筑物等这样的物品，只有在经过大约10到20年的时间后才会被吸收到产品中，同时，在这段时间里，它们通过维护工作、修理等手段，保持着可利用的状态。如果我们假设平均折旧期为10年，那么每年都要注销总生产时间(production duration)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每年都有部分要流进公式(p c) L。只有在十年之后，固定的生产资料才会被完全折旧，并再次到期更新。

如果我们现在简单地考虑一下社会控制系统的特点，那么就生产单位而言，就一些不同的类别而言，生产实际上是自己控制自己。首先，生产预算（p c） L 的计算是否普遍正确，以及每一单独类别是否在预算指定的范围内变动，这些都是可以立即确定的指标。其次，对生产的产品数量进行控制；其结果表现为对有关生产单位中有效的平均生产时间的控制，以及对整个社会适用的平均生产时间的控制。从前者与后者的比值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数字：在这种情况下，该数表明了对生产力因素的控制力。

因此，整个控制过程无非是各种使用价值的转让和同意对劳动券的发行，也就是说，生产的客观过程本身，对生产方式进行了核查和控制。接下来，我们有生产的最终产品，即客观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使个别工厂或车间的平均数、社会总体平均数以及由此结果表明的生产力受到整个社会的公开核查。此外，由于把相当于被发行劳动券的数量和所生产使用价值被的转移量也计算在内——也就是说，通过生产过程本身的客观过程——分别构成公式(P C) L 的每个范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最后，代表和包含了整个客观生产的再生产过程(扩大的积累)，保持着准确的最终或后续控制手段。

在社会平均生产时间被计算得过低的情况下，有关的生产合作社将无法进行再生产;另一方面，在它被计算得过高的情况下，将出现不可能通过当前生产吸收的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