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不是不讲道理，它只讲资本的道理，不讲人的道理

2025-06-02 新闻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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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色降临，街道上仍有人在匆匆奔波。餐馆的外卖口堆满了订单，楼下的快递车刚卸完最后一批货。表面上，一切似乎还在运转，甚至比以往更快。可越是如此，人们越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

　　上班族为岗位焦虑，个体户挣扎在盈亏边缘，学生担心毕业即失业，就连曾被认为“最安全”的公务系统，也开始控制编制、压缩支出。经济像一列飞驰的列车，但方向却越来越模糊。

　　有些人开始怀疑，是不是系统出了问题。也有人说，不过是一次“小周期”，熬过去就好。然而，当一次次危机反复出现，从金融行业到制造业，从城市白领到农村务工群体，几乎所有人都在某个阶段遭遇过失业、降薪或债务压力时，那种关于“经济出毛病”的直觉，便不再是某一群体的主观感受，而成为一个广泛而持续的时代现象。

　　人们一边咬牙坚持，一边也在问：为什么现代社会创造力如此强大、科技日新月异，却依旧让如此多的人过着被挤压的生活？为什么商品越多，人反而越穷？企业盈利增长了，但工人手里的钱却更少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着这套游戏规则，发现自己根本无力参与其中。高房价、低工资、内卷的职场、断裂的上升通道……仿佛一代人从一开始就被判了无期徒刑，只能在看不见的铁轨上日复一日地奔跑，却永远追不上未来。

　　经济危机并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它是在平静之下积蓄已久的后果，是一种制度运行到极限后的必然回声。在过去，人们也曾相信，市场自会调节一切，只要等上一轮春天，就能苦尽甘来。但事实证明，那些等待从未真正带来改变，而一轮又一轮的“恢复”，只不过是另一次泡沫的准备。这种不断轮回的失衡、剧烈的起落，不再只是个别企业的命运起伏，而越来越像一个无法自我救赎的系统的内在顽疾。

　　这不是偶然，而是深植于资本主义本身的运行逻辑的必然产物。

　　资本主义是一种以利润为核心驱动力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下，生产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交换、为了增值。每一个企业的生存逻辑，不是“造多少人需要的东西”，而是“卖多少能换来更多的钱”。这就导致了一种根本性的矛盾：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张性，与大众消费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内部，资本不断通过对生产力的提升来压低成本、提高利润。机器代替人，流程压缩时间，工作强度提高，但劳动者所得却越来越少。当工人买不起自己生产的商品时，市场就开始出现滞销，生产过剩成为必然，而危机，也由此酝酿。

　　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债务的膨胀。为了维持销售，企业刺激信贷、政府发放补贴、消费者透支未来，短期内似乎激活了需求，但从长远看，只是把危机推迟，并积累得更深。等到债务泡沫破裂，银行倒闭、企业裁员、失业激增、消费骤降，经济便陷入恶性循环。每一次危机过后，资本通过兼并、收购、低价掠夺，将财富和资源进一步集中，而劳动者的境况却在整体滑坡。

　　从表面看，危机是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但从根本上看，它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矛盾的阶段性爆发。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一次危机，既是旧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新一轮更深层矛盾的开始。这些矛盾不会自然解决，因为它们不是技术问题，不是监管漏洞，而是植根于制度的骨髓之中。

　　商品的泛滥、劳动力的贬值、利润率的下降、金融的虚拟化、全球产业的失衡……每一条经济学意义上的“数据曲线”，背后都牵动着千百万普通人的生活。而这曲线波动的节律，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气候，而是由人制定的制度节拍所主导。在这个体制中，“越增长越危机”成了一个吊诡的现实：一方面生产效率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失业、贫困、债务却持续上升。这种自相矛盾的运行方式，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便从未摆脱危机的阴影。19世纪的恐慌式崩盘、20世纪的大萧条、21世纪的金融风暴……每一个时代的危机形式可能不同，但其内核却惊人一致：生产为利润而非为人，劳动被异化，人被抛弃，资本依旧滚滚向前。

　　而当这一切被包装成“经济周期”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保持警惕。因为在这个被周期所解释的表象之下，隐藏的是资本系统自身的深层病变。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克服危机，它所能做的，最多只是通过技术进步、货币宽松、地理扩张、债务转嫁等手段“延缓爆发”，却无法从根源上解除那种人与人之间、人与生产之间本已被撕裂的关系。

　　因此，经济危机不是制度之外的意外事件，不是哪个政府失误、哪个金融机构贪婪的结果。它是一座正在燃烧的机器，它的动力与灾难来自同一个引擎。

　　人们常常在危机来临时感受到愤怒与无力，这是可以理解的。生活的根基被动摇，工作不保，存款贬值，住房泡沫破裂，一切看似稳定的秩序顷刻失效。

　　在这种时刻，一种看似激进而又安慰性的说法便应运而生：“经济危机迟早会导致革命，越严重的危机，越是革命的催化剂。”（即------经济危机革命论。）

　　但这句话听上去虽然铿锵有力，却是对历史规律和阶级斗争逻辑的误读。事实上，经济危机既不是革命的充分条件，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它充其量是一种“激化器”，是一场已经成熟的阶级矛盾的放大镜，但绝非自动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动机。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革命不是苦难的自然结果。苦难本身不会产生革命意识，反而可能带来更加盲目和原子化的社会反应。当经济体系崩溃，人们陷入生活困顿、情绪恐慌的时候，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往往首先寻求的是自保而非斗争。在没有清晰方向和组织支撑的情况下，危机激发的很可能是互相猜忌、封闭、暴力和极端主义，而不是理性有序的阶级觉醒。

　　历史早已提供了大量证据来反驳“经济危机会带来自发革命”这一神话：

　　1929年，美国大萧条期间，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暴露得淋漓尽致。数千万工人失业，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城市街头的乞丐与拾荒者比比皆是。可这场危机并未催生无产阶级革命，反而成就了罗斯福新政与现代福利国家的雏形。在群众没有阶级组织和革命纲领的条件下，国家机器完全可以利用危机制造“秩序需求”，借以强化自身权威。

　　同期的德国，经济崩溃同样惨烈，却在1933年走向了法西斯主义。纳粹的上台不是偶然，而是建立在对群众情绪的精准操控之上。他们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狂热作为替代革命的工具，让工人把愤怒投向犹太人和外来移民，而不是资本本身。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情绪确实有所上升，但最终发展出了什么？华尔街抗议、占领运动虽然爆发了，但由于缺乏清晰的政治纲领和组织领导，迅速瓦解。危机之后，资本反而通过兼并与干预，更加集中和金融化，而无产阶级的整体力量却更为分散。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危机是一种“加速剂”，但加速的是现有矛盾的走向，而不是决定其结果的力量。它可能推动革命，也可能促成反革命；可能导致变革，也可能成为镇压的借口。

　　革命能否发生，关键不在于资本主义崩溃到什么程度，而在于无产阶级是否具备革命的主观条件。也就是说：

　　是否有清晰的革命理论，引导群众认清问题的本质，不把矛头误指向少数民族、外来人口或“贪官污吏”，而是看清剥削的结构和根源。

　　是否有成熟的政治组织，能够将分散的群众斗争汇聚成系统性的反抗力量，避免被资本“分而治之”。

　　是否有一支能够坚持群众路线、根植人民的先锋力量，在危机中不煽动盲目愤怒，而是组织、教育、引导群众走向有目的、有方向的斗争。

　　没有这些主观条件，即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陷入萧条，也只会出现制度内部的修复与轮换，而不会产生真正的革命性变革。

　　此外，我们还应意识到一个更深层的悖论：经济危机本身虽然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但也常常是它重新整合、重塑自我的契机。比如：

　　经济危机可以使中小资本破产、大资本趁机吞并，从而完成资本集中；

　　危机使工人阶级陷入恐慌，更容易接受降低工资、延长工时、裁员优化等剥削强化措施；

　　危机提供了“改革”与“重建”的话术空间，国家可以以“稳定社会”的名义加强管控，甚至合法化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