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近几年一火再火。那么，躺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了。

公元前494年，罗马的“平民撤离”，大概是最早的“躺平”。

确切地说，它不是一个人的消极怠工，而是一个阶层的“非暴力不合作”。

当时的罗马，贵族(元老院)掌握所有权力，而平民不仅要自备武器为国家打仗，回来还要面对贵族的高利贷。如果还不起债，平民就会沦为债奴。

平民们不堪忍受贵族统治阶级的压榨、债务奴役、不公平的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的法律，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走上街头抗议或武装暴动——街头抗议或者暴动必然被“国家”的暴力机器所镇压。于是，他们做了一件让贵族统治阶级意想不到的事：集体撤出罗马城，撤到罗马城外的圣山。

平民们在圣山安营扎寨，不干活、不纳税、不出兵。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既然这个城市不属于我们，那我们就把它留给你们贵族，看看你们自己怎么维持运转。

这种“大规模躺平”瞬间瘫痪了罗马。没有人种地、没有人做工、没有人从军。当时罗马强敌环伺(如埃奎人、沃尔斯奇人)，没有了平民组成的步兵，贵族们根本无法御敌。

被逼无奈，元老院派出能言善辩的阿格里帕去劝说平民。他讲了一个著名的寓言：

【人体的各个器官(手、脚、嘴)因为愤恨“肚子”整天不干活只管吃，决定集体罢工(躺平)。手不往嘴里送食物，嘴不嚼，结果最后整个身体(包括手脚自己)都衰弱垂死。】

实际上就是忽悠，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大局为重”的名义，劝说平民回城。

老百姓并不是傻瓜，不见兔子不撒鹰，忽悠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才行。

于是，罗马贵族统治阶级设立“平民保民官”， 这是一个专门保护平民利益的官职，对元老院的决议拥有否决权。此外还有债务减免， 解决了一部分的债奴问题。

罗马平民一共有过五次“撤离罗马”，其余四次分别是：公元前449年(反抗十人委员会)、公元前445年(平民要求废除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的法令，并要求获得担任执政官的权利)、公元前342年(军队内部发生兵变，平民士兵不满债务负担和分配不公)、公元前287年(债务减免和土地分配)。

因为剥削压迫的加重，罗马平民选择的每一次的“躺平”，都争取到了一些权利。比如，废除十人委员会，恢复保民官职。随后颁布了著名的《瓦莱里乌斯-奥拉提乌斯法》，确立了平民大会决议的法律效力，重申保民官的神圣性;比如，通过了《卡努莱亚法》，正式允许平民与贵族通婚。这一法律打破了两个阶层间的血缘壁垒，促进了后来“官僚贵族”新阶层的形成;比如，通过了《热努西乌斯法》，规定禁止高利贷，且规定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由平民担任;比如，颁布了《霍滕修斯法》，该法规定：平民会议通过的决议对全体公民(包括贵族)都具有法律效力，且无需经元老院批准。

罗马平民的撤离表明，当一个社会的“内卷”达到极限，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债务和特权堵死时，“集体撤离”和“消极不合作”的“躺平”就成了“沉默”“被动”的反抗武器。

所以，躺平从来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对不公平分配制度的一种无声宣战。 罗马平民通过躺平，最终躺出了民主的进步。是历史上少有的通过“躺平”推动文明进步的范例。

中华民族也不乏“躺平”的先例。

生卒于公元前395年—前335年的杨朱，就提出了“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意思就是躺平——不被所谓的统治阶级宣传的“为了国家”而迷惑。

当时，周王室彻底衰微，诸侯混战不休，连年打仗、征粮征兵;各国君主、权贵动不动就以“利天下、为公义”为名义，强行征用百姓的人力、物力、乃至性命;底层普通人毫无人身权利，随时被征召、被盘剥、被牺牲，个人完全沦为国家和权贵的工具。君王、士大夫张口就是为天下、为国家、为道义，要求普通人牺牲利益、牺牲时间甚至性命。

杨朱直接戳破了这个骗人的“道德”：凭什么为了所谓“天下大义”(并不是老百姓的天下)，就要平白无故割掉我老百姓一根汗毛、损害我老百姓个人利益?

杨朱虽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是他的思想是朴素的无产阶级思想：天下(国家)的本质是什么?是老百姓的?还是其他人的?杨朱虽然没有给出科学的答案，但是已经有了朴素的阶级意识。

他的这个问题，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才给出了科学的答案：天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不是被统治阶级的，而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在私有制下，劳动人民不可能是统治阶级，他们只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对象——也就是说，私有制社会，天下(国家)绝不是劳动人民的;私有制下的天下(国家)，是少数“精英”、也就是剥削阶级的。

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就是劳动人民被剥削、被压迫日益残酷的情况下，躺平成为了被统治阶级的无奈选择。

唐朝末年，政权岌岌可危，各种苛捐杂税让劳动人民不堪重负，有的人跑到山里“躺平”，可是统治阶级不允许劳动人民躺平。杜荀鹤在《山中寡妇》中有过描述：“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明朝成化年间，因赋税沉重和土地兼并，数以十万计的农民非法越过封锁线，逃入湖北、河南、陕西交界的荆襄深山——“荆襄流民”大撤离。这大概也是“躺平”的一种。他们的“躺平”逻辑是：既然在平原做“良民”会被沉重的“里甲制度”和“徭役”压死，不如选择进入官府无法管辖的深山落户，自给自足。

这次“躺平式撤离”规模大到朝廷无法通过武力解决，最终被迫在深山里增设了“郧阳府”，变非法为合法，承认了这些逃亡者的生存权。

清朝也有过大规模的老百姓“躺平”。乾隆年间，因为社会矛盾的尖锐，大量“编户”平民沦为“棚民”(因在山中搭棚而居得名)，涌入川、楚、陕、甘交界的原始森林。这种撤离带有鲜明的“躺平”、“经济选择”色彩：在原籍纳税要给官府交钱，还要给乡绅交租。进入山林后，他们种植玉米、番薯，形成了不受官府户籍控制的“自由群体”。

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大生产的出现，作为现代的无产阶级也随之出现。在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榨下，无产阶级也自发的选择了“躺平”——怠工、破坏机器等等。

资本主义初期的“躺平”，都是工人自发的，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还没有进入“自觉”阶段。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

《**宣言》：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到了现代，最著名的“躺平”大概就是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

从历史上看，躺平，从来都是被统治阶级对付武装到牙齿的统治阶级的“武器”，或者说，是比较消极的“武器”，也是让统治阶级比较头疼的“武器”。

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劳苦大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劳苦大众开天辟地翻身当家做主成为了国家(天下)的主人，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被人民打倒，破天荒地成为了被统治阶级。

这些曾经的统治阶级，在被推翻前，将“为民”“民本”“民生”“民有”“民享”挂在嘴上，忽悠劳苦大众“努力”“奋斗”。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说得天花乱坠，简直就是在描述一个社会主义大同世界：

【我们要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使每个国民的生活与生存，都有保障，务必做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之目的，尤须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实现民生主义之和平的普遍的革命。】

【如果我国内政能统一，国力能集中，而全国国民再能加以一致努力，共同奋斗，则中国的命运，就归纳于「精诚团结，奉公守法」八个字，如此中国的命运为独立，为自由。否则就是「诈欺虚伪，毁法乱行」八个字，仍如过去之封建军阀武力割据，破坏统一，妨碍建设，则中国的命运为衰落，为灭亡，不独继续为次殖民地，且使我中华民族世代子孙将尽为奴隶牛马，永无翻身之日，更无复兴之望。】

实际上，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到底是什么货色，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他们——推翻三座大山。

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三大改造初期，这些曾经的统治阶级，在被推翻后，在被劳苦大众统治、压迫后，也选择了“躺平”。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这里又牵涉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应唯利是图，而要两利是图，劳资两利，一利不行。”“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来，这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红利。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调整商业后，商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退却了，退到三比七。工业方面还要让一步，才能解决。】

在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到，曾经忽悠劳苦大众“努力”“奋斗”的剥削阶级，在失去了统治阶级地位后，在被劳苦大众统治后，他们也选择了“躺平”。

三大改造完成后，毛主席领导中国**带领中国人民制订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为新中国主人的中国人民再也不“躺平”，而是用“从未有过的劳动热情”献身社会主义建设。

2021版《中国**简史》的一段话可以概括新中国前三十年那个“激情燃烧”、“波澜壮阔”的年代：

【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对工业化的无限憧憬，激发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从未有过的劳动热情。“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这种充满时代精神的号召，生动反映了工业化目标所激发的建设热情。

这是新中国建设困难重重、艰苦奋斗的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精神昂扬的年代。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翻身做了主人的中国人民与时间赛跑，用生命和鲜血描绘了一幅幅最新最美的图画，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前进。】

在这个时期，不是劳动人民“躺平”，而是如何说服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要注意休息，不要劳累，说服干劲冲天的劳动人民要适当“躺平”。

1953年6 月 30 日，毛主席接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 2 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谈话中说：

【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8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9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

毛主席这次讲话，主要是劝青年朋友们要注意休息，他还特意强调“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

就是说，在毛主席时代，人民群众“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至于毛主席要说服人民群众适当“躺平”一下。担心劳动人民“过于疲劳”，说服这个国家的主人——劳动人民适当“躺平”休息，这大概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头一次吧?

“躺平”与“太积极太热心”从来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而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产物，是生产关系决定的产物，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产物。

私有制是诞生“躺平”的土壤。

从根本上说，“躺平”取决于什么样的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