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关于“枫桥经验”，今天的主流媒体和各类基层治理的研讨会上，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极高。

在很多穿着笔挺西装、端坐在会议室里的专家学者口中，“枫桥经验”被精致地包装成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被解读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甚至沦为某些地方为了追求信访数据清零、将矛盾强行捂在基层的“维稳”工具。

这种

剥开这层温情脉脉的现代治理学外衣，回到1963年那个风起云涌的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一个极其冷峻、又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真相。

“枫桥经验”从来不是什么单纯的“调解邻里纠纷”的居委会技巧，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到底由谁来专政”的伟大社会实验。

它是老人家为了防止马列主义政党蜕变为法西斯党、为了防止国家机器异化为镇压人民的利维坦，而开出的一剂猛药。

这篇文章，我们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把“枫桥经验”的真正阶级底色和思想内核，彻彻底底挖出来!

一

要理解“枫桥经验”，就必须回到1963年那个令人窒息的历史语境。

那是一个内外交困的时代。

在外部，中苏关系彻底破裂，昔日的“老大哥”陈兵百万于北方边境，逼债撤资;南边的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怂恿下，叫嚣着“反攻大陆”，甚至不断派遣特务进行武装袭扰。

在内部，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经济遭受重创。而在这种极限承压的环境下，国内残余的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各种反动势力(即当时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认为“变天”的时机到了。

他们在暗中记“变天账”，扬言要夺回土改时失去的土地和房屋;他们利用金钱、美色腐蚀拉拢基层干部，甚至在农村制造谣言、破坏生产。

阶级斗争的引信，在基层的广袤大地上嘶嘶作响。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按照传统国家机器的运作逻辑，应该怎么做?

答案似乎很简单：出动警察，动用军队，大抓捕，大镇压。把公安局的监狱塞满，用国家暴力的铁拳把这些反动势力彻底砸碎。

实际上，当时的浙江诸暨枫桥镇，很多朴素的基层群众和干部就是这么想的。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反动社会基础极其深厚。枫桥镇当时的6.5万人口中，查出了911名四类分子，其中有严重破坏行为的163人。

群情激愤之下，群众要求公安机关立刻逮捕态度最猖獗的45人，甚至喊出了“江山是打出来的，对敌人只能打服，没有说服!”的口号。

这是一种最原始、最朴素的阶级义愤。

但如果真的顺着这种情绪，搞“一刀切”的武斗和大逮捕，事情会走向何方?

老人家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危险。

他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下达了一个看似违背常理、实则高瞻远瞩的最高指示：“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

这不仅仅是宽大，这是一种极其深邃的政治自信。

二

老人家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

因为他在深刻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反思苏联的惨痛教训。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留下了一句震古烁今的论断：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历朝历代的剥削阶级，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垄断资本家，他们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都是独立于广大劳动者之外的、高高在上的暴力工具。少数人掌握它，用来统治和镇压多数人。

如果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依然照搬这套逻辑，把“无产阶级专政”简单地等同于建立一支庞大的警察队伍和特务机构，那会发生什么?

斯大林的苏联给出了答案。

斯大林将无产阶级的专政职能，完全外包给了一个高度集权、脱离群众甚至有时脱离党组织的专门机构——克格勃(及其前身契卡、内务人民委员部)。

当专政的权力不被群众掌握，也不受群众监督时，这个特殊的暴力机器就必然发生异化。它不仅会残酷地消灭真正的敌人，也会因为官僚主义的扩大化，把枪口对准同志和无产阶级自身。

老人家极其警惕这种“国家机器的异化”。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阶级的专政与党的专政是有分别的。党只能起领导作用，不能代替阶级去实行专政。

他更是晚年反复告诫全党：我们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

如果把抓人、杀人、管人的权力全部集中在几个穿着制服的公安手里，群众就会失去政治参与感。

久而久之，群众就会退化为纯粹的“被管理者”，而那些手握重权的官僚，就会凌驾于人民之上。一旦这些官僚变质，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

这就是“枫桥经验”诞生的伟大理论背景。

老人家看到了枫桥镇的做法，兴奋不已。因为枫桥的群众证明了一点：人民群众自己，完全有能力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行主体！

三

让我们看看枫桥镇的群众具体是怎么做的。

在党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政策引导下，枫桥镇的群众放下了手里的棍棒，收起了“武斗”的冲动，开始了一场触及灵魂的“文斗”。

群众是最实事求是的，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些阶级敌人身边，谁是真的作恶多端，谁是盲从跟风，群众的眼睛比任何高高在上的法官都要雪亮。

他们把四类分子拉到群众大会上，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允许申辩。

在铁一般的证据和千百双眼睛的注视下，那些原本嚣张的破坏分子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能低头认罪。

更伟大的创举在于，枫桥的基层党组织(如陈友堂书记)坚决执行了“区分对待”的政策。

他们将运动对象的家属和子女严格区分开来。给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子女安排工作，让他们入团、参军、当干部。

这在当时阶级斗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需要何等巨大的政治勇气!

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中最具魅力的人民观：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

剥削阶级作为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关系，必须被彻底消灭;但作为具体的人，只要剥夺了他们的生产资料，把他们放在广大劳动群众的监督和教育下，绝大多数是可以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的。

枫桥镇的结果是震撼性的：原来拟定要逮捕的四类分子，一个都没抓。

他们被就地交给了群众。在群众的监督和感化下，极少数顽固分子不敢乱说乱动，大多数人则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当地的治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这就是老人家梦寐以求的政治图景：

专政不再是冰冷的铁窗和镣铐，而是亿万觉悟群众的目光和集体的力量。

在这套逻辑里，“民主”与“专政”实现了完美的辩证统一，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阶级敌人实行直接的群众专政。

四

今天，当我们回望六十年前的这段历史，再看看当下某些被念歪了的“经”，不禁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与警惕。

时代变了，具体矛盾的形式变了。今天我们面临的，更多是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劳资矛盾，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迁纠纷，是打工人在996和高昂生活成本下的生存焦虑。

如果在面对这些现代的结构性矛盾时，某些地方官僚仅仅把“枫桥经验”剥离成一个“矛盾不上交”的技术性外壳;

如果他们眼里的“依靠群众”，变成了利用网格员把上访群众堵在村口、镇口;

如果他们把老人家“化解矛盾”的伟大构想，异化成了帮助资本家捂嘴、为了追求政绩考核而进行的“基层维稳”：

那么，这绝不是什么“枫桥经验”的与时俱进。

真正的枫桥经验，其核心灵魂是“群众赋权”。

是让底层劳动人民拥有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监督权，是无产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政治主体性!

如果没有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阶级立场，如果群众在资本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下变成了只能逆来顺受的客体，那么所谓的“基层调解”，就只会变成强者对弱者的合法霸凌，变成和稀泥，变成把苦难强行压制在社会最底层的维稳工具。

必须时刻铭记毛主席的那句话：

“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

只要劳动者一天不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人民群众的政治主体性被消解，任何精美的“治理模式”，都不过是沙滩上的城堡。

跋

1991年的8月，苏联的上空阴云密布。

那个曾经令整个西方世界胆寒的超级大国，正在走向最后的崩塌。

当时的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严密、也最恐怖的国家安全机器。克格勃的触角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拥有数以十万计的特工和数百万的线人。他们的监狱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固，他们的武装力量比任何时候都要精良。

然而，当以叶利钦为首的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寡头公开篡夺国家政权，当他们悍然肢解这个由列宁亲手缔造的伟大国家时，这台无与伦比的“专政机器”竟然毫无作为，如同瘫痪了一般。

为什么?

因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的官僚集团早已经把人民群众从“专政的主体”位置上赶了下来。

群众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被异化成了纯粹的“被管理者”和“被专政对象”。当修正主义的头目们在上面分赃时，广大的苏联工人和农民选择了冷眼旁观。他们觉得：这个国家早就不是我们的了，你们上层的狗咬狗，与我何干?

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彻底被剥夺了政治主体性，当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国家主人的那一刻起，再强大的暴力机器，也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以史为鉴，才能不再重蹈覆辙。

今天，当我们在各种文件中反复咀嚼“枫桥经验”这个词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老人家在六十年前那双充满忧虑与期盼的眼睛。

不要把让群众当家作主，变成一句挂在墙上的标语;

更不要用一套套现代治理学的话术，去掩盖资本主义对底层的剥削和挤压。

因为历史的铁律早就写好了：

脱离了人民大众的专政，最终必将被人民大众所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