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小说《红岩》的原因，许建业、江竹韵、李青林、罗广斌……一个个英雄的名字，一件件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人们在缅怀英雄们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也常常问到，坚持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重庆地下党为什么会遭受到如此惨烈的破坏?仅仅因为敌人的残暴?不，重庆地下党组织自身也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挺进报》是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机关报，它的发行，犹如一盏明灯，给生活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雾都人民照亮了前进的道路，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但是，敌人对重庆，乃至川东地下党的破坏，就是在从《挺进报》打开缺口后，又在叛徒们的出卖下，利用重庆地下党组织中少数党员"纪律涣散"的缺点，而一步一步实现的。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了油墨未干的"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随后，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查封了在重庆公开活动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不得不撤回延安。由于事发突然，重庆地下党中断了与上级的联系。怎么向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及时地宣传我军在解放战场的胜利，鼓舞国统区人民的斗志，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呢?

抗战刚刚胜利时，四川省委在重庆市出版了一种看起来没有什么明显的政治倾向的"灰皮红心"的杂志——《彷徨》。以这个为掩护，重庆地下党与香港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建立了信息交换机制。1947年4月，《彷徨》杂志社突然收到了一份从香港寄来的《新华通讯稿》，上面报道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蒋一苇、陈然、刘熔铸、吴子见等几个与组织失掉联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如获至宝，当即决定把《新华通讯稿》上面的内容摘编刻印出来，供熟悉可靠的同志传阅。此后，只要收到《新华通讯稿》，他们都如此办理。渐渐地，这份没有名字的油印小报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不胫而走，引起了重庆市委的重视。

1947年7月，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彭咏梧与刘熔铸接上了关系，代表市委决定，以这份"无名小报"为基础，出版市委的地下机关报，并将其定名为《挺进报》。《挺进报》机关及其编、刻、印等工作都设在南岸野猫溪"中粮"公司机器厂修配车间的楼上，陈然的家里。这里位置偏僻，不仅靠水背山，三面有围墙，很容易掌握周边动静，而且进出车间的就只有七八个工人，比较单纯，是一个搞"地下工作"的理想之地。《挺进报》出版发行后，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很受欢迎，人争相传阅，先睹为快，被称为"小《新华日报》"。印数也从最初的一百多份迅速上升到千份左右，仍然供不应求，合川、垫江等地，甚至还组织力量进行翻印。

1947年8月后，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重庆地下党个别领导人分析认为，解放军可能会从陕南出兵直捣大西南，重庆地下党的工作重点就应该是"主动策应解放"。因此，《挺进报》的办报方针就变得比较积极、"高调"了，把"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发行方针调整为"对敌攻心"。除了增加了许多对敌人进行开导、警告的内容外，还通过邮局把《挺进报》寄给了敌人的大小头目。重庆地下党的出发点无可厚非，无非是为了争取、瓦解甚至策反敌人。但这也暴露了自己，激怒了敌人，引发敌人了对《挺进报》的疯狂镇压。

1948年3月初，地下党把《挺进报》和一封警告信直接寄给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朱绍良看完信后恼羞成怒，立即叫来西南特务组织的头目、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对其一通痛骂，责令迅速破案。徐远举不敢怠慢，当天就召开由军统、中统、宪兵，警察等部门组成的专门镇压学运、工潮的联席机构 "丙种会报"开会，决定除了加强邮检，派人守伺邮筒，严密监视新闻界、文化界的左倾人士和民营报刊和书店外，还要重点监视工厂、学校的工人、学生活动，特别强调，要派遣"红旗特务""打入共党内部"，争取从內部突破。

由于地下党的大意和个别党员斗争经验不足，徐远举很快就打开了"缺口"。

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组长李克昌的"线人"姚仿桓和民生路(现重庆宾馆附近)文城书店的店员陈伯林是朋友。而陈伯林是是一位年仅十八岁的地下党员。姚仿桓几次发现陈伯林夹带着《挺进报》，就向李克昌做了汇报。李克昌为了不让姚仿桓暴露，就另派"红旗特务"曾继纲伪装成进步的失业青年住进文城书店接近陈伯林，骗取了陈伯林的信任，从而发现了陈伯林的上级"老顾"。

1948年4月1日，敌人先后逮捕了"老顾"和陈伯林。酷刑之下，"普通一兵"的陈伯林经受住了考验，而上级"老顾"却叛变了，承认自己就是重庆地下党城区支部的书记任达哉。原来，这个任达哉曾担任过军统的"情报员"，靠着伪造历史，伪装积极，才混入了地下党内部"!所以，他要不当叛徒才是咄咄怪事!

任达哉不仅供出了他的上级"老杨"，而且还于4月4日带领特务到磁器口嘉阳茶馆逮捕了按约定前来接头的"老杨"。这个老杨就是化名为"杨青"的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协助市委书记刘国定分管工运工作的许建业，即《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好在许建业平时很谨慎，严格地执行地下工作纪律，所以，任达哉只知道他叫"老杨"，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面对着敌人的严刑拷打，许建业坚贞不屈，一口咬定自己的真名就叫"杨清"，住在某旅馆。一时间，敌人无法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住处，没有办法继续追查下去。

如果一直这样"僵持"下去，对地下党是有利的。即使敌人后来知道了许建业的真实身份，可能地下党组织也早已撤离，案子就成了无头案。无头案往往只能不了了之。但是，许建业牵挂着外面的组织和同事，尤其是自己直接管理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安危，担心他们受到自己的牵挂，便急中出错，"好心"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看守陈远德从许建业焦灼不安的神态中，看出他心中一定隐藏着重大秘密，便主动接近许建业，骗取了许建业的信任。许建业被陈远德所迷惑了，果真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母亲的绝命书，另一封则是写给志成公司经理、地下党员刘德惠的，托陈远德送出去。并许诺，如果信送达后，对方不仅给陈远德4000万法币，还会为他介绍工作。

陈远德哪里会看上这区区的4000万，他要的是飞黄腾达，光宗耀祖!所以，拿到信后，毫不迟疑地就把信交给了行辕二处的特务科科长雷天元。雷天元一看，丝毫不敢耽误，立即交给了徐远举。徐远举喜出望外，立即派人前往新华路的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这里是许建业的真实住址，也是我党的一个秘密机关。敌人在许建业卧室里的一个大皮包里，发现了17位工人积极分子的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还有一份海棠溪军事略图。敌人确认，"杨青"就是"许建业"。

许建业得知徐远举将志成公司的全部人员和自己皮包内所涉及到的17人全部抓了起来后，方知上当受骗，深感后悔不已，急得三次在狱中以头碰壁，企图自杀，所幸未成。1948年7月21日，许建业在大坪刑场被敌人公开枪杀。而陈远德因"破案"有功，连升三级，由一名下等兵直接提升为少尉。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鲁迅：有缺点的战士终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许建业用生命和热血践行了一名**员的初心。

地下党的信息传递不知哪里出现了问题。4月6日，许建业都被捕三天了，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仍然带着另一名地下党员涂绪勋前来志诚公司找许建业接头，准备让涂绪勋分担许建业所领导的工运工作。上午九时，刘国定带着涂绪勋来到志诚公司，他见门前没有约定的警示信号，便让涂绪勋在外面等着，自己先进去，结果刚一跨进门槛就被捕了。涂绪勋是武汉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没有多少实际斗争经验。他见刘国定许久没有出来，没有想到可能出现意外，应该立即躲避，而是跟了进去，准备探个究竟，同样，刚进门，就被扣住了。敌人不知道他和刘国定是一起来的，就将他和刘国定临时关在许建业的办公室里。于是，刘国定和涂绪勋便趁敌人在室外守候之机对好了口径。审讯时，涂绪勋一口咬定自己是到志诚公司推销废轮胎的。敌人没有发现涂绪勋的破绽，就将他释放了。而刘国定却没有这么幸运。他自称是南岸牛奶场的会计主任刘仲逸。这是他用以掩护身份的公开职业。但这与志成公司的员工对他的指认不合，说他叫"黄先生"，常与另一个叫"肖胖子" (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的人来找许建业。原来，刘国定平时非常散漫浪荡，为了出入风月场所方便，经常更换自己的化名。刘国定编了几个理由，始终难以自圆其说，就被转至渣滓洞监狱关押。当时，白公馆是关押重要犯人的，而渣滓洞则主要关押一些普通政治犯。可见，直至此时，敌人还没有摸清刘国定的底细。

刘国定知道，自己是在志诚公司被捕的，而这里又是许建业的住处，如果不"爆点料"，是很难过关的。于是，他写了"自白书"，承认自己是一个刚入党的新党员，曾为许建业给住在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的余天和李忠良送过信。余天和李忠良是1948年初梁(山)达(县)大(竹)起义失败后撤回重庆的，此前，组织上已通知他们转移。刘国定以为他们已经转移，就准备给敌人卖个"假人情"，企图蒙混过关。没想到，余天、李忠良却"不听招呼"，偏偏没有撤离。这样，余天和李忠良就于4月8日被捕了。

李忠良是个富家公子，其父就是永生钱庄的经理，平日里养尊处优，哪里受得了这等严刑?不久就叛变了，不仅供出了梁达大起义失败后撤到重庆的三十多人，还供出余天就是梁达大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邓新丰。敌人顺藤摸瓜，由邓新丰牵出了重庆银行的余永安，余永安又供出自己的"上线"是"老张"(即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4月7日，得知许建业、刘国定先后被捕，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立即赶到化龙桥，通知冉益智，要他尽快撤离，但冉益智不仅没有撤离，反而"冒失"地给余永安的妻子黄晓明打电话，透露了自己将于16日与肖泽宽、市委常委李维嘉在北碚图书馆碰头的行踪。没想到，电话已被敌人监听。于是，余永安带着特务在北碚街上将冉益智逮捕了。所幸的是，由于敌人没有现场审讯冉益智，所以，肖泽宽和李维嘉久等冉益智未到，深感大事不好，就迅速转移了。

别看冉益智贵为市委副书记，但其实他早在1936年就加入过国民党，任过国民党四川省酉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干事，本就是一个"铁杆"的反共分子，因为卷入地方宗族矛盾而被捕入狱，骗取了同狱的一位**员的信任，得以在出狱后混入**。这样的人何谈什么气节?当天就叛变了!供出了重庆市委的整个班子：自己是市委副书记，刘国定是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已脱险的李维嘉是市委常委，还陆续供出北碚、沙磁、城中心和南岸等几个学运特支，以及他所知道的部分学校的党员负责人。

惊心动魄的"多米诺骨牌"由此开始倒下。面对着徐远举与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的再次提审，刘国定不仅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还供出了一大批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的领导，其中就包括《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和王诗维等。一旦扯下了遮羞布，就不再有羞耻心，这是很多叛徒的共同做派。冉益智和刘国定为了向敌人邀宠，不仅竞相出卖同志和组织，甚至加入特务组织，带领特务四处抓捕曾经的战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相继被捕叛变，"连锁"地导致更大一批同志被捕，对重庆地下党组织，乃至川东、川康的地下党造成了大破坏。

《挺进报》机关被敌人端掉的过程更是令人扼腕。陈然本来是可以躲过"一劫"的。刘国定被捕后，领导《挺进报》特支的李维嘉就写信给陈然，用暗语通知他，要他立即撤离。陈然收到了信，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没有离开，以致于4月22日被捕，当然，挺进报机关也随之遭到了彻底破坏。已印好，尚未发出的第23期挺进报也被敌人查获。陈然后来和许建业等人一起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此后，重庆地下党便进入了黎明前最黑暗、最困难时期。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回首"挺进报事件"始末，不难发现严明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生活纪律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是多么重要!假如……历史没有假如!这是"鲜血形成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