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年来，“农业积累支援工业”的说法不时见诸媒体：

“1970年代之前中国用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两个十年，用大规模的农民组织完成了从农业提取剩余。另外，把农业的价格放得很低，工业的价格放得很高，向乡村输出工业品。”还有的人拿出了具体数据：“整个人民公社期间，我国农业为工业提供的资金则为5303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12亿元，平均占积累总额的77%。其中人民公社期间统购统销——剪刀差的形式共从农业领域抽走剩余4198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10亿元。”

这类观点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新中国的五、六十年代或者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在牺牲农民!

毛泽东在1956年12月7日与有关人员谈话时说：“国家积累主要靠工业不靠农业。国家预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亿元，农业只有三十亿，加上工农业剪刀差也不过七十亿左右。”(《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毛泽东明确指出工农业剪刀差在四十亿元左右，不知道“平均每年高达210亿元”从何而来。

工农业剪刀差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就存在，不是新中国“创造”出来的。它实际是商品等价交换方面的问题。只有在国民经济运行合理的范围内，逐步提高农副产品价格，逐步降低涉农工业品价格，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

粮食收购价格：以中间价小米为例，1950年0.0756元/斤，1953年0.084元/斤，1959年0.093元/斤，1966年0.142元/斤，1979年0.25元/斤，1988年0.336元/斤。1960年代中期粮价已经比1950年提高近一倍。

涉农物资的价格：化肥销售价格：以尿素为例，1954—1966年660元/吨，1967—1970年为500元/吨，1971—1978年为450元/吨，价格降低了47%。那时尿素大部分靠进口，以进口日本的为主。农药销售价格：以可湿型六六六为例，1954年1400元/吨，1966年580元/吨，价格降低了2.4倍。铸造生铁(犁铧所用)：1952—1955年出厂价每吨224.8元，1956—1966年出厂价每吨211.8元，1967—1970年出厂价每吨183元，1971—1983年出厂价每吨220元。

通过上述粮食收购价，到1959年工农业剪刀差已经消弭。谁要不信，自己去算。

有的朋友会说，每年收的农业税不也是贡献吗?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国家农业税收1958年39.0亿元，1962年27.5亿元，1965年29.8亿元，1970年32.92亿元，1975年31.72亿元，1978年37.12亿元。

一个国家每年经济和各项管理的正常运行，需要收支(积累与消费)平衡，略有结余。有些人光算积累账，不算支出帐。1965年人民公社74,755个，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农村人民公社干部约70万人，人均工资按40元(包括医药费、福利费、劳保支出等)计算，则需要28亿人民币。如果算上办公费、交通费、差旅费、通讯费、维修费等项支出，几十亿的农业税够不够公社级的总支出还真是问题。更甭提农村的学校、卫生院，农业技术推广站、种子站、良种培育繁殖场、牲畜配种站、畜牧兽医站、农业科研、水利、气象等机构直接、间接为农业服务的人员了。如果算上每年国家对农业、水利的投入，涉农化肥厂、农药厂的建设，国家投入的更多。 妙笔可以生花，黑笔也能造谣。1953年就有人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业化建设在牺牲农民”，已经给新中国抹黑了。如今，用工农业剪刀差抹黑毛泽东时代的人，你们如果是做学问，为何连脸都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