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互联网上，有关于PDL的讨论热度从未消散，并且在当下随着‘40亿’的传闻又再度繁荣。除开对于其企业自身的垄断性经营模式，与地方政府盘根错节的内部关系，以及一般性的‘改良主义’批评外，对一家零售企业的消费营销的着迷，本身就是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

长期以来，社会批评家，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都对于‘消费’现象着迷——据说在最近被揭露的Epstein file当中，英国巴克莱银行的CEO，Jes Staley给Epstein写邮件到，‘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而不是圣保罗吗?看看超级碗的广告就知道了——全是开着豪车，穿着时髦的黑人和白人女性。那些本该上街游行的人，已经被Jay Z买通了。’ Jes Staley复读了左翼批判家早在20世纪就提出的观点——消费主义，对消费本身的着迷使得大众丧失了他们的革命性。他们被琳琅满目的商品社会收买了，催眠了，为此臣服了。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理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在此时期工人还足够富裕，使他们能够买得起这些让他们成瘾的商品。在50到60年代，美国拥有最高的工会参与率，但是对应地，在‘厨房辩论’对现代消费生活的展望当中，美国工人的爱国主义热情也达到了巅峰。大众渴望消费社会的图景，并认为它是可以达成的。

但是消费是否真的具有这种永续的魔力，使它可以永远催眠大众?答案或许是相反的——在消费当中，主体既为符号所掏空，但是在另一方面，主体也思考他们的选择;物质获取既成为一种满足，也成为一种耻辱，对无力购买的羞辱...越是在危机的时刻，情况就越是如此。消费主义本可以成为群众的慢性毒药，但只有在统治阶级能够设法使其相信自己最终能够买得起时。否则，消费主义和商品就只会激发群众的愤怒，被看成是一种公然的炫耀，需要被打碎，需要被捣毁的东西——正如他们的祖先捣毁名贵的画作与工艺品时一样。消费主义的批判者认为，消费社会为群众制造了虚伪的自由的假象，那么现在，即便是这种假象也无法维持了。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消费主义。大众涌向PDL这样的企业，大众崇拜PDL这样的企业。大众放弃了传统上中产阶级市民的旅游方式，在一家零售企业的门前排队数个小时只为一睹其内部的景象，只为了购买最廉价的物件。这种风气与企业自身所倡导的，装腔作势的‘平民化’和‘平等化’宣传彼此吻合。在消费当中，人们表达他们对这种平民性的认同，即对于大众需要的认同。在PDL这样的企业身上，人们寄托了他们对欲求不满的愤怒，这已经在最近的传言当中显现了出来。我们在这里看到Ishay Landa这句话的完美例证：‘大众消费主义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成为后者的特洛伊木马，正因为该体系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容纳它。’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激发了大众的消费主义愿望并作出了承诺，现在轮到它来兑现这一承诺了。

在中文互联网上，对PDL的保卫既廉价又脆弱，但是它打破了传统上的左翼批判者对于消费主义草率的‘虚假’断言。消费主义并不必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下，它也能够被用来反对统治阶级。

为此我们看到，在主流的，左翼的，对消费主义批判的声音当中，我们也能够听到保守主义者与统治者的声音。Ishay Landa提到了一个例子，那就是18世纪的英国乡绅和地主抱怨工人们对喝茶的狂热，并斥之为‘他们的女主人的愚蠢模仿’。听起来，他们也是在抱怨一种消费主义，抱怨他们的‘虚假需要’。类似地，在关于积极自由的争论当中，自由主义者告诫人们，买不起自己需要的物品绝不能被视为一种不自由，同时又将不受限制的商品货币关系本身作为自由社会的明证。在历史上，反消费主义理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斯宾格勒与海德格尔。在19-20世纪，许多保守主义思想家对比了粗俗的，拥抱消费主义的工人阶级和传统的，‘有教养的’统治阶级(Owen Jones 2011)。

在《资本论》第三卷当中，马克思曾经正确地指出，‘社会的消费既不是由绝对的生产力决定的，也不是由绝对的消费能力所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的对抗性的分配框架决定的。这种分配条件在资产阶级社会总是倾向于把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消费减少到最低水平，只能在或多或少狭窄的范围内变化。’在这里我们看到，消费主义之于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这个社会自身的生产规律决定了它不可能将大众消费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为了使这种生产能够存续，其再生产规律又呼唤意识形态上的消费主义。为此，马克思主张，社会主义的口号必须包含有这样一条，即使大众的消费和需要满足不再局限于当前的有限水平。 正如Daniel Miller(2001)指出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多数人类的苦难都是物资匮乏的直接结果。大多数人类迫切需要的是更多的消费，更多的药品，更多的住房，更多的交通，更多的书籍，更多的电脑...’越是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刻，这一点就越发鲜明地呈现出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堆积和现实当中个体层面的窘迫。

在此意义上，对PDL的崇拜与吹捧，就其在大众当中的流行而言，是一种典型的消费主义。但是与Jes Staley的设想不同，消费者在这里并没有被‘买通’。相反，他们借助这种购买来传达他们的诉求，并逐渐地意识到这种诉求是对抗性的——存在着一个系统或体制在结构性地妨碍着他们的需要的满足。在围绕PDL的幻想破灭后，在消费真正展现出其内在的不可能性之后，消费的口号也将成为针对于体制的结构性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