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自杀论》，直面“思想变动时代”青年的绝望。他追问：当一个年轻人选择结束生命，究竟是个人意志的脆弱，还是社会结构的谋杀?一百余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23岁女警的遗书、19岁外卖员的最后一单、成都女子“我真骑不动了”的纸条，这篇旧文竟如提前写就的诊断书。

本文尝试以陈独秀的问题为起点，结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重构一种共产主义的人文主义——它既不是建制派的技术管理，也不是口号化的意识形态，而是对“人如何在结构中窒息”的清醒诊断，以及对“人如何可能重新呼吸”的艰难探寻。

一、陈独秀的遗产：社会压迫与思想暗示的双重分析

陈独秀在《自杀论》中将自杀的原因归结为两条：社会的压迫与思想的暗示。前者是物质的，后者是精神的;前者剥夺生存条件，后者剥夺生存意义。他写道：

“自杀底原因，综合起来，不外两大总原因：(一)社会的压迫(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二)思想的暗示(个人的，社会的两方面)。”

这一分析框架至今有效。社会压迫使人活不下去，思想暗示使人不想活下去。二者共同构成自杀的深层结构。

陈独秀特别警惕“思想的暗示”对青年的戕害：

“忠节大义的思想固然能够杀人，空观、悲观、怀疑的思想也能够杀人呵!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要注意呵!要把新思潮洗刷社会底黑暗，别把新思潮杀光明的个人加增黑暗呵!”

他担心的是，当旧信仰崩塌而新思潮带来虚无，青年可能在对人生意义的根本怀疑中走向绝路。这种“哲学的自杀”被他视为“各种自杀底源泉”。

二、社会压迫的升级：从剥削到异化

陈独秀所说的“社会的压迫”在当代呈现出更复杂的形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分析工具：

“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

当代劳动者的处境正是这种异化的极端化：19岁外卖员每天送单到崩溃，23岁女警在高压下吞枪，25岁男子因辞职照顾母亲不被批准而坠楼——他们的劳动成果被抽走，他们的生命时间被榨干，最终他们与自己的生命本身相异化。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指出，发达工业社会通过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将人塑造成“单向度”的存在：人们失去否定现实的能力，只能在既定框架内追求虚假的满足。当这种满足破灭，剩下的只有空虚和绝望。正如那位成都女子的遗言：“我真骑不动了”——她骑的不仅是共享单车，更是被规定好的人生轨道，一旦骑不动，就只剩放弃。

三、思想暗示的升级：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

陈独秀所说的“思想的暗示”，在当代可以理解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统治阶级不仅通过强制机器(军队、警察)维持统治，更通过文化、教育、媒体等“市民社会”机构，将自身的价值观塑造为全社会“常识”。人们接受这些观念，不是因为被迫，而是因为觉得“理所当然”。

阿尔都塞则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认为学校、家庭、媒体、宗教等机构不断“召唤”出服从的主体，让他们真诚地认同自己的被支配地位。例如：

“加班是奋斗”“压力是成长的代价”——这是意识形态的日常运作;

“自杀是脆弱”“猝死是自身原因”——这是意识形态对结构性暴力的掩盖。

齐泽克将这种机制称为“犬儒主义意识形态”：人们清楚知道现实的虚假，但依然按照它行动。正如他所说：

“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

在这种状态下，个体即使感到痛苦，也无法找到反抗的语言，因为批判本身已被吸纳进主流叙事。那位女警的遗书提到“工作压力”，但压力从何而来?是制度设计、文化氛围、还是个人?当系统本身不承认自己是压迫者时，受害者只能以“厌世”作为最后的解释。

四、宣称与实践的裂缝：国妖与知行不一

两千多年前，荀子就以冷峻的笔触揭示了统治者的道德分裂：

“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大略》)

——嘴上说的都是好听的话语，实际上却做的都是丑恶的事情，这种人是国家的祸害。

这句话在今天依然刺痛人心。当一个系统用最美好的词汇宣称自己——“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全过程人民民主”——而民众感受到的却是高压、疲惫与孤独，裂缝便产生了。这种裂缝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结构性的问题。

王阳明曾提出“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哲学命题：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真正的“知”必须落实为“行”，否则只是空谈。而“致良知”要求人回归内心的道德直觉，不被外在的权威和教条所蒙蔽。这套哲学如果被统治者真正践行，本可以成为防止“口言善，身行恶”的内在约束。但当“知行合一”沦为口号本身，当“良知”被制度性的冷漠遮蔽，裂缝便持续扩大。

于是我们面对一种奇特的现实：宣称与实践的裂缝越大，宣称就越是需要响亮。因为只有最响亮的词，才能盖住最尖锐的痛。

五、厌世的本质：哲学的自杀与“逃避自由”

陈独秀将“厌世及解脱”列为自杀的第一类，并特别提出“哲学的自杀”——当一个人从根本上怀疑“活着是否值得”，什么能说服他活下去?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提供了深刻的心理分析：现代人摆脱了传统束缚，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但也失去了安全感，陷入孤独和无权力感。为了逃避这种无法承受的自由，人们可能选择服从权威、随波逐流，或者——在最极端的情况下——选择死亡。他说：

“人——不仅是个体的人，而且是社会中的人——始终面临着选择：要么逃避自由的重负，建立新的依赖和服从;要么充分发展个性，实现积极自由。”

当社会无法提供积极自由的实现条件，当个体在孤独中找不到联结，当奋斗换不来尊严，“逃避”就可能走向彻底放弃。

萨特则从存在主义角度指出，自杀是对“荒谬”的投降。但马克思主义者会追问：荒谬究竟是人的宿命，还是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马克思的回答是：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因此，改变让人绝望的社会关系，才是克服荒谬的根本途径。

六、救济的可能：共产主义的人文主义

陈独秀提出两条救济路径：

两条缺一不可。只改造人生观，不改造社会，是空谈;只改造社会，不改造人生观，人依然可能活在虚无中。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正是这种双重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就是改造那个让人异化的社会结构;同时，改变世界观，就是让人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认识自己和世界的能力。

这种解放的目标是什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绘了共产主义的人文主义图景：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这是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它关心的是：人能否成为人，能否有尊严地活着，能否在劳动中实现自己而非消耗自己，能否在与他人的联结中找到意义而非孤独。

从认知解放开始：致良知的现实化

正如葛兰西所说，要进行“智识的改造”，打破常识的牢笼。

王阳明的“致良知”在此可以赋予新的意义：不是向内求索抽象的“天理”，而是回归每个人真实的感知能力——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心去感受，拒绝被外部定义所替代。成都女子留下的“别害怕，我是自杀”的纸条，正是这种“良知”的体现：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保持着对他人的关怀和对真实的诚实。这种诚实，就是反抗虚伪压迫的第一步。

从社会改造深入：让“人民”不再抽象

改造社会的核心，是改变那个将成本社会化、责任个体化、利益私有化的结构。当系统宣称“以人为本”时，我们需要追问：谁的人?谁的为本?当劳动者的时间被无限榨取，当辞职照顾母亲成为奢望，“以人为本”就成了空洞的修辞。

“依法治国”同样面临检验：当法律成为权力选择性适用的工具，当女职员陪酒身亡后体内检出精液而“无犯罪事实”，法治就变成了遮羞布。真正的依法治国，必须让责任能够向上追溯，让权力接受法律的审查，而不是相反。

“全过程人民民主”如果只是投票那一刻的形式，如果民众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无法参与决策、无法影响规则，那么“全过程”就只剩下“民主”的空壳。真正的民主，必须让外卖员能够参与算法规则的制定，让劳动者能够决定自己劳动时间的上限。

“全民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本应意味着全民共享发展成果。但如果在国企中，管理层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如果普通工人感受不到“所有者”的身份，如果利润向上集中而风险向下转嫁，那么“全民”就成了名义上的归属。检验全民所有制的唯一标准，是劳动者能否真正分享自己创造的财富。

“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同样如此——它们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要从每一个具体政策、每一次权力运行中体现出来。当群众反映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当基层的声音无法传递到决策层，这些口号就失去了意义。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人民牺牲一切”——这是党员入党时的庄严承诺。但这句话的真假，不在宣誓那一刻的激情，而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选择中：当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冲突时，当职位晋升与原则坚守冲突时，当“明哲保身”与“挺身而出”冲突时，人选择了什么，就证明了什么。

实事求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一切检验的最终尺度，是实事求是和实践标准。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解释“实事求是”：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对于一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系统，唯一的检验方式不是听它怎么说，而是看民众实实在在过得好不好。23岁女警的死、19岁外卖员的死、成都女子的死——这些“实事”本身就是最尖锐的检验报告。它们揭示的，是宣称与实践之间的裂缝，是“口言善，身行恶”的结构性存在。

即使按某人修正的说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有效，四十多年检验如何？当“以人为本”遇上外卖员过劳死，当“全过程民主”遇上基层群众无声的崩溃，当“依法治国”遇上责任永远无法向上追溯——实践给出了最诚实的答案。

因此，对于本文所讨论的所有问题，最终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民众的生命体验是否切实改善?人是否能更有尊严地活着?

七、结语：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可理解为以人的解放为标志的人文主义

陈独秀在《自杀论》的结尾提醒同时代的思想者：

“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要注意呵!要把新思潮洗刷社会底黑暗，别把新思潮杀光明的个人加增黑暗呵!”

这是对后世左翼的警告：不要用抽象的理论掩盖具体的苦难，不要用宏大的叙事消解个体的疼痛。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冰冷的结构分析，它起源于对“人何以被异化”的愤怒，指向“人如何可能解放”的希望。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是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它追问的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最具体、最紧迫的生命问题：

为什么人会觉得活着不值得?

而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方式，是同时改变那些让人不想活的社会结构，和那些让人看不到希望的思想暗示。

两千多年前，荀子以“口言善，身行恶”警示“国妖”;王阳明以“知行合一”呼唤言行一致。今天，当我们将这些古老的智慧与马克思的批判、陈独秀的诊断结合起来，得到的不是一套新的口号，而是一个永恒的标准：

政治是否成立，不取决于你怎么说，而取决于人们究竟过得怎么样。

“凡物皆有死。死了仍再生。死死生生何劳苦!不若永死了不复生。”

——1920年，一位匿名诗人写下这样的句子。

一百年后，我们依然在问：如何让“死死生生”不再是“劳苦”，而成为值得继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