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不肯离去的鬼魂——《人境》英译后记

2026-03-01 新闻

文/陈刚(美国)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365—427)

一、题目的分量

刘继明以《人境》为题，绝非只是在挑选一个书名，而是在宣示一种立场。这个词出自中国四世纪隐逸诗人陶渊明的名篇，构成全书最深沉的哲学基底：一个人可以身处人世的喧嚣之中，却凭借内心的宁静保有一种彻底的自由。这一悖论——在场而不沦陷，介入而不腐化——正是刘继明借两位主人公的命运，在五百余页的当代中国生活中所深入探寻的。

因此，将《人境》译成英文，首先遭遇的便是书名本身的抉择。最终选定“The Human Realm”(人境)，而非“The World of Men”(凡俗世界)或“The Mortal World”(尘世)，是因为前者保留了“境”字的古典意蕴——这个字同时涵盖境地、领域、处境与心境。陶渊明的诗并非单纯的田园逃遁，而是一篇关于内在地理的沉思。正是那颗“心远”之心——不是从世界退缩，而是拒绝被世界吞没——构成了刘继明在这个似乎一心要将其抹去的时代里，念兹在兹的核心命题。

二、历时二十年的写作

刘继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构思这部小说，直到2015年才完成最终修订——地点是一座名叫常胜庄的山村。他在序言中回忆，那里令他重新感受到“久违的泥土气息”，并获得“一种远离世俗喧嚣的深沉宁静”。这二十年的孕育并非偶然。它意味着《人境》是在与它所记录的那些变迁的直接、持续的接触中写成的：集体土地的私有化，乡村共同体的瓦解，农业企业的兴起，以及市场那无情的压力之下，社会主义道德图景的缓慢侵蚀。正如刘继明在后记中所言，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十几年来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是二三十年前所无从写出的。作者与不断变化的现实共同孕育了这部作品。

小说的结构折射出这种长期的历史介入。刘继明将全书分为上下两部：上部追随马拉——一个曾积极参与乡村运动、服刑期满后返乡的男人，回到长江冲积平原上的神皇洲，创立生态农业合作社;下部以慕容秋为中心——一位武汉的社会学教授，曾是这片土地上的下乡知青，如今生活、研究并在力所能及处默默抗争于那个她毕生研究其价值观的都市世界。这并非两条互相平行的故事线，而是同一个历史追问的两副面孔。

三、马垃与土地的倔强

马垃在小说第一页便以一张木刻般的面孔登场：轮廓鲜明，线条简练，根本无从轻易解读。他那栗色的眸子令人“难以揣摩”。他从一辆长途汽车上踏入秋日的暴雨，落脚在一座对他的归来几乎无动于衷的小镇，提着一只分量异乎寻常的黑色拉杆箱。小说始终没有正面解释这分量的来历。我们只能如他的乡邻一样，侧面地读他——从他的行动、沉默，从他的选择缓缓积累的证据。

马垃的归来，不只是回到一个村庄，更是回到一套被周遭世界宣判为过时的价值体系。他的同心生态合作社，是对杜克公司所推广的化学密集型市场农业的蓄意拒绝，也是对地方政府心照不宣的背书的无声反抗。这是一个渺小的举动，却蕴含巨大的含义：以传统方式耕种土地，与邻里合作而为，是在申明资本的逻辑并非唯一可能的逻辑。小说围绕这一申明建构起它的核心冲突——这场冲突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本体论层面的。

马垃所穿行的风景，始终承担着道德重量。秋雨中发黑的棉桃，被农民一块块挖掘殆尽的坑洼道路，裸露着“黑色腐泥”的灌渠——这些意象同时携带美学与诊断的双重分量。刘继明以古典山水诗人的精准入文，但他笔下的风景从不清白。如何在英译中同时托住这两种音调——抒情的与社会学的，美丽的与控诉的——是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根本挑战。

四、慕容秋与知识分子的重担

如果马垃是小说的良知，慕容秋便是小说的意识——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她是那个思考、理论化、施教的人。作为W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以及省级重点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委员会委员，她占据着一个知识权威的位置。她当下的研究课题——入世后中国农村社会的困境与出路——带有深刻的讽刺意味，而小说从不明言，却持续将其演绎：这是一项对危机的学术分析，而这场危机正在她曾经生活的那片土地上展开，在她曾经认识的那些人群中蔓延，在那个塑造了她的共同体里深化。她以职业的距离研究自己的过去——一道她始终无法彻底弥合的裂缝。

下部以慕容秋望着渐行渐远的女儿开篇——女儿正在备考英语水平考试，被因商而富的前夫积极运作着出国留学。这一家庭场景是小说都市序曲的第一个音符。这个家庭已沿着改革的断层线四分五裂：辜朝阳昔日曾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如今是一家背景不甚透明的公司的副总经理;慕容秋留守学院，守住了某种操守，代价是孤独。女儿在这两个世界夹缝中长大，直呼父亲全名，将母亲称为“一个有头衔的厉害女人”。亲情是真实的;它所丈量的距离，同样真实。

大学本身被呈现为一个萎缩的空间——不是通过某一场戏剧性的场景，而是通过慕容秋职业生活的层层积压：基金委员会、住房分配纠纷、社会学自称研究的对象与实际获得资助去生产的东西之间的落差。她开设的费孝通选修课——费孝通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乡村社会学家，一生坚持乡村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值得理解的文明——面对的却是那些同时忙着筹划离开乡村的本科生。在这些细节中，刘继明捕捉到了任何政策文件都无从记录的东西：一个社会的知识生产机构，何以能够同时满怀良善意图，又在结构上共谋于它所嗟叹的一切。

然而慕容秋并非仅仅是都市共谋的象征。她同时也是一段记忆的守护者，而小说视这段记忆为神圣。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神皇洲的知青，她教孩子们唱歌，担任生产大队播音员，并爱上了马坷——马拉的兄长，小说中的毛泽东时代殉道者，为了抢救集体财产在一场仓库火灾中牺牲。慕容秋就在场，亲眼目睹马坷被烧成焦炭的遗体被抬出。她在雨中站在他的坟前，带领孩子们宣誓继承他的精神。那一幕——她颤抖着举起的拳头，雨水与泪水难以分辨——是全书最静默也最令人心碎的段落之一。它所确立的，是无论学术生涯、破碎婚姻还是女儿的渐渐远去，都无法消解的东西：与乡村世界的联结，与它曾体现的社会主义价值的联结，这种联结无法被化约为乡愁，因为它是构成性的。

这正是慕容秋这条平行线索对小说整体设计如此不可或缺的原因。她不是乡村故事的都市对照，而是乡村故事在都市的延续。她回返神皇洲的旅程——被学院行政事务一再推迟——承载着她心知肚明所欠下的一笔债。当她终于带着那本用牛皮纸严严实实包裹着的《青春之歌》归来，纸页已泛黄，书角已破损，她归还的已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整座情感的档案库。小说以巨大的耐心和不无哀愁的笔调追问：那些携带着这样的档案库、却生活在对它毫无用处的世界里的人，最终会走向何方。

五、两个“境”的对话

小说分为上下两部——乡村与都市，马垃与慕容秋，这种结构或许会令人以为是一种简单的对立，但刘继明始终细心地抵制这种读法。两位主人公不仅被共同的历史所连结，更被共同的精神遗产所连结：他们都由毛泽东时代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所塑造;他们都幸存进入了一个背弃这些价值观的世界;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试图守护那个世界所建立的某些东西。小说真正的主题不是乡村对城市，而是在曾经支撑一种生活方式的经济与意识形态结构被拆解之后，何物尚能留存——何物还有可能留存。

他们的人生轨迹终究汇聚，而当这一时刻到来，那场相遇便凝聚了小说一路积累的全部重量：马坷的记忆，几十年前那若有若无的野草与雪花膏的气息，隔在已经成为的那个马垃与昔日那个充当兄长与城里姑娘之间信使的少年之间的漫长时光。这些场景在翻译中需要格外审慎。刘继明的文字在此刻变得近乎仪式性的简省——一种只有信任句子之间的沉默去承担那些文字拒绝言说的意义，英译才能企及的调性。

六、那个不肯离去的鬼魂

小说道德结构的中枢，是马坷这一人物——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农民，因抢救公共财产而牺牲，他的记忆以一种令人不安的申诉权威萦绕着所有活着的人。马坷不是一个出现在叙事当下的人物;他是一个鬼魂，也就是说，他是一种拒绝被取代的价值。他的故事被那些记得他的人一遍遍讲述——被在他阴影下长大的马垃，被爱过他的慕容秋，被在抵制杜克公司扩张时援引他名字的村中老人——每一次讲述都是一个隐性的论证：曾经存在过另一种组织人类共同生活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并非只是一个等待市场来纠正的历史错误。

这一萦绕与小说对中元节的精妙处理密切相关：农历七月十五将至的气息，笼罩着开篇的数个章节。中元节是亡魂与生人相会的时节，祖先之债在此时得到承认，过去与现在的边界在此时变得可以渗透。刘继明借助这一传统框架坚持：社会主义的过去并非简单地已然消逝——它持续地压迫着现在，要求人们与它正面交锋。小说在灰蒙蒙的秋雨中开幕，在浓雾中落幕：天气即道德氛围，即在一个偏好方便而局部的光亮的世界里，看清事物的持续困难。

七、生态危机作为社会症候

小说对环境破坏的关切并非支线，而是结构性的。楚风集团对长江流域的工业污染——通过一系列企业利益、地方官员与神皇洲农民之间不断升级的对抗而戏剧化地呈现——是全书冲突最为外显的场域。但刘继明的生态眼光，远比任何单一事件延伸得更深。土地本身是一个人物：坑洼遍布，过度耕作，在数十年化学农业与掠夺性开发的浸泡下悄然退化。马垃的合作社并非单纯的商业模式，而是关于人类共同体与其所依托的土地之间关系的一种论证。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隶属于一个拒绝将社会与自然分割的中国文学传统——一条从古典山水诗经由二十世纪乡土小说延伸至今日的脉络。刘继明为这一传统所添加的，是毫不留情的政治诊断：生态危机不是个体行为不检或技术不足的问题，而是一种特定的生产、所有权与权力组织方式的症候。土地之所以腐烂，是因为曾经滋养它的那些关系已被撕裂。而慕容秋以学术话语所记录的这场危机，本身无力修复那些只有马垃所默默践行的那种集体行动，或许才能开始重建的东西。

八、新社会主义文学及其所系

2016年，批评家李云雷在北京的研讨会上提出“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并以《人境》为其典范实例——他所指认的，正是这部小说以行动而非论证所完成的事：一种可能性，一种既不退入个体内心，也不向全球文学市场的美学规范俯首的当代中国小说。学者陈福民将此书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精神直接挂钩，认为若无此类声音，这段历史时期将是中国文学的耻辱。著名作家韩少功认为，“这本书的话题性，很可能是长久的、广泛的、深远的，远超我等预料。”张炜则认为，这部小说“让我们在今天的浮躁喧嚣中重新领略到当代文学曾经拥有的那种朴素与庄严”。

刘继明对他所谓“总体性社会叙事”的坚持——拒绝将私人生活与公共历史、乡村与城市、经济与伦理分割开来——既是形式承诺，也是政治承诺。这一形式承诺如何塑造了小说的两部结构，尤为值得关注。倘若刘继明只写了上部，他不过是在路遥或莫言的传统中写出了一部出色的乡土小说。而正是因为他添加了下部——坚持认为慕容秋的都市学院世界并非马垃故事的背景，而是同等分量的挣扎场域——他才写出了远为严苛的东西：一部不让任何一类读者置身事外的小说。

九、关于翻译实践

翻译《人境》，归根结底是对一种节奏的忠诚。刘继明的语言绵长、积累、耐心——如同风景积聚天气——然后骤然停住，那种戛然而止令读者悬在半空。在英语中保留这种节奏，在句法期待有别、对从属关系的容忍度较低的语言里，需要在可读性的要求与对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学气质的忠实之间，持续进行协商。

两位主人公的言语腔调各异，翻译必须对此保持敬意。马垃的对话简约平实;他的内心独白——当我们得以进入时——剥去了一切文学修辞。慕容秋则不同，她以受过训练的学者的从容思考和言说——她的话语在情感与分析之间自如穿行，在她与女儿说话时使用的武汉方言和她在委员会会议室里的正式话语之间灵活切换。这些切换并非细枝末节，而是人物质感的一部分。若将它们压平为一种统一的英语腔调，失去的将是这部小说所绘制的整幅社会地形图。

小说的政治与理论词汇也带来了独特挑战。“集体”、“改革开放”、围绕“社会主义”的复杂话语，所承载的历史与意识形态重量，是任何单一的英文词汇都难以完整承担的。凡是上下文允许之处，我都尽量让这些词语保留自身的分量，而不将其驯化为西方政治话语中更为熟悉的惯用语。对于那些没有干净对应英文的文化或历史词语，我在其首次出现时以括号加注说明，沿用的正是中文版中作者偶尔自行标注的惯例。

还应当说，翻译这部小说意外地成为了一堂关于文学中的倔强之道的课。马垃是倔强的。慕容秋对记忆的忠诚是倔强的。土地是倔强的。而刘继明本人，在一个数十年来不断奖赏新奇与世界主义精致感的文学氛围中，也倔强地坚守着这样一种信念：普通人，在他们对抗非凡力量的普通挣扎中，是文学应有的正当主题。这并非一个小小的志向。它其实是文学所曾怀抱过的，最古老也最苛刻的志向。

十、尾声：雾中那个模糊的身影

小说最后几页，马垃站在浓雾中，望着他那座风车屋的废墟——那是他多年心血建立的合作社的实体化身——然而他依然继续写作。他正在完成的手稿，隐隐就是读者刚刚读完的这部小说本身。这一回环的姿态不是形式上的把戏;它是一种信念的宣示。写作这一行为——细心地审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在它全部的损毁与全部残余的尊严中——本身就是一种栖居人境的方式。那正是陶渊明所赞美的心远：不是从世界退缩，而是坚持看清它。

马垃在雾中所瞥见的那个“模糊的身影”，凝结了小说最深的渴望：存在着一种“真意”，如陶渊明所写，它无从言说，却可以被见证、被持守、被传递。慕容秋也在那片雾中的某处——不在村庄，却将村庄携带在心里，在一门她的学生终将忙得无暇记起的乡村社会学课上坚持授课，然而始终坚持。在这两个人物之间——那个写作的农民，与那个守护记忆的教授——刘继明安放下了某种朴素而不可打败的东西，一如那结庐于人境中的草屋。

刘继明在后记中写道，完成这部小说的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感觉：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在与这部文本朝夕相处逾年——生活在它的句子里，与它的沉默争辩，试图找到足以承担其分量的英文词语——之后，我发现，这份笃定，很容易相信。

美国佛罗里达州维罗海滩

二〇二六年二月

【作者简介】

陈刚，美国维诺出版社出版人，文学翻译家，现居佛罗里达州，主要译著有《black and white》《Human Real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