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1958年的春天来得早。三月间的成都，油菜花开得正黄，金牛坝的招待所里，从北京来了一群人。从3月9日到26日，前后十八天，中共中央在这里开了一个会——后来党史上叫“成都会议”。

说起这个会，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词儿是“大飞跃” “总路线” “反冒进”。没错，都对。但笔者今天想要换个角度，跟大家聊聊那些天毛主席到底在思考什么?

那年他六十五岁。建国快九年了，三年恢复，五年建设，成绩不小，麻烦也不少。苏联那边走了弯路，赫鲁晓夫在那边搞修正主义，国内有的干部觉得“慢慢来”也行，建设社会主义跟小脚女人走路似的。毛主席及时、敏锐的看出了国内外问题。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1958年成都会议的来龙去脉，为啥要聊这个会? 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初步形成的地方，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喊得最响的地方，也是毛主席那代人想给中国找一条“自己的路”的重要一站。不把这个会琢磨透，后来的很多事就看不清。

正文开始：

第一部分：成都的春天——会是怎么开起来的?

要聊成都会议，得先说说前因。

第一，南宁会议的“继续”。1958年1月，中央在南宁开了个会，毛主席把“反冒进”狠狠批评了一顿。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老是“慢腾腾”，得有个加速度。但南宁会议时间短，很多问题没来得及展开。毛主席跟身边的人说，咱们再到西南去，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他在会上解释过：“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

第二，为啥选成都? 毛主席这个人，走到哪儿都要看历史、看文化、看民情。成都是个好地方，天府之国，两千多年的都江堰还在用，诸葛亮在那儿治过国，杜甫、陆游都写过诗。他后来说过，到成都来开会，一方面是想让同志们换个环境，脑子清醒清醒;另一方面，也想让大家看看，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多着呢，搞社会主义建设，得有点中国人的志气。

第三，谁来开会了? 根据后来的考证，成都会议不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中央工作会议。参会的正式代表加列席代表，一共39个人。政治局常委来了好几个，毛主席、刘、周、邓均在场。各省、市、自治区的一把手基本到齐了，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来了不少。可以说，这是当年春天最重要的一次“头脑风暴”。

第四，开了多久? 从3月8日有些人就到了，正式会议是3月9日到26日，整整十八天。十八天里，毛泽东讲了五次话，插了许多话。会议通过了44个文件，涉及农业合作化、工业发展、计划体制、技术革命方方面面。这密度，在今天看也是惊人的。成都会议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一个刚站起来的工农政权想摸索出一条自己的建设路子。

这条路子，不能照搬苏联，不能慢慢腾腾，得有股子劲儿。毛主席在会上反复讲一个意思：我们中国六亿人，穷是穷点，但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不光是夺权的时候有精神头，搞建设的时候更得有。

第二部分：总路线的“雏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十二个字

成都会议最大的成果，是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雏形。

第一，十二个字是怎么凑齐的?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十二个字，其实在1957年底就提出来了，但那时候还是个口号，没有系统化。到了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明确说，这个口号可以作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他在会上讲话时特别强调，什么叫“干劲”?就是人民群众那股子热火朝天的劲儿。什么叫“上游”?就是不甘落后，要争一口气。什么叫“多快好省”?就是要数量，也要质量，要速度，也要节约，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主席这样说道：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二，两条路线的比较。 毛主席在会上提了个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到底有几种方法?他自问自答：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

在这之前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这样强调：

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他说的是心里话。在毛主席看来，你搞“反冒进”，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泼冷水，就是促退，就是少慢差费。无产阶级革命，本质上是解放生产力。你不让生产力跑起来，那叫什么革命?

毛主席还强调：“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上海很多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大大提高。太原的协作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落后的起来了，是革命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目前的生产高潮，动员群众很广。动员这么多群众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过去只有在战争时期，在参军上搞过大规模动员的。”

(毛泽东：《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3月成都会议讲话。1968年(武汉版)

第三，总路线的阶级立场。 咱们得看清楚，总路线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的根基是什么?是六亿中国人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毛主席在成都开会期间，到成都量具刃具厂视察，站在车间里看工人干活，他回过头跟身边的人说，你看咱们的工人，多有创造性。后来他又去郫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跟农民蹲在地头聊天，问他们生活怎么样，生产有没有困难。他心里清楚，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这些人是最盼着社会主义快点儿搞成的。总路线，归根到底是他们的路线。

第四，历史怎么看? 后来的事情，想必大家都知道，总路线在执行过程中出过问题，比如有些地方指标定得太高，压得人喘不过气。但咱们今天用唯物史观回头看，必须得承认一个事实：当时那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劲头，绝对不是毛主席“没事找事” 实际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心态。一个被压迫了上百年的民族和国家，一旦翻身站起来，想跑几步，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又何错之有呢?毛主席说过一句实在话：“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总路线，也是在实践中反复摸索出来的。笔者认为：即便是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那也是执行中和探索中的问题，这个无可厚非。

第三部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毛主席在成都讲的“敢”字当头

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讲得最多、最动感情的话题之一，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第一，迷信是啥? 毛主席在会上掰着手指头数：迷信外国人，迷信专家，迷信书本，迷信过去的经验，这都是迷信。他说：有些人一开口就是“苏联怎么说的”“专家怎么讲的”，自己脑子不动，这哪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行动的指南。你什么事都等着别人告诉你怎么办，那还搞什么革命?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他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他们就是有那么个趋势，想要干起来。但是条理化，说清楚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个决议。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我看是叫大公社。人多，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大家看到了吗?实际上人民公社的成立，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带领翻身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第二，为啥要破除? 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有些干部，在资产阶级面前精神不振，觉得人家有学问、有文化，自己是大老粗，腰杆子挺不直。这不行啊!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怎么能见了资产阶级就矮三分?他批评了一些人，说他们对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无动于衷，对胡风批判、《武训传》批判这些事情不敏感，好像跟**没关系似的。其实说到底，就是脑子里有个“怕”字，怕犯错误，怕人家笑话。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相关档案资料(见《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等刊载)

第三，为了进一步让大家解放思想，毛主席这样说：“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变成了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是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四，正确的个人崇拜? 这个问题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争议很大。毛主席当时说：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正确的就是要崇拜，不正确的才要反对，如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这话后来被人批评。咱们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得看清楚他当时的意思——他其实是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得有个核心，得有人敢拍板、敢负责。毛主席他不是要大家崇拜他个人，是要全党尊重真理、尊重权威。笔者想说：正确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崇拜呢?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难道不应该捍卫发扬和继承吗? 所以毛主席这里没说错。

第五，解放思想到底解放了什么? 主席在会上反复讲，要有“势如破竹”的气概，要“把空气冲破一下”。什么意思?就是那种被束缚的、小心翼翼的、前怕狼后怕虎的精神状态，得改。他欣赏四川人那股子劲儿，说四川人敢想敢干。他去都江堰看水利工程，站了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修的分水鱼嘴前，感慨地说，你看古人就有这个魄力，咱们**人，难道还不如古人吗?

第六，后来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这样说：毛主席讲：“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这说明不仅列宁，连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师高弟子强。我们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也不要有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放到恰当的地位。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七，在这次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强调;“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八，"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一定要和自己的独创相结合……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打败仗的。""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有些人提出，苏联顾问看我们不抄他们的就提意见或者不高兴。那么我们可以问这些同志，你们抄不抄中国的?他们说不抄。我们就可以说，你们不抄，我们也不抄。"

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的讲话(1958年6月29日)《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

第四部分：阶级分析这面镜子——成都会议上关于“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

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说了一段话，后来争议很大，就是关于“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

第一，他当时怎么说的? 毛主席在会上说：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就是地、富、反、坏没有改造好的那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就是工人和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或者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比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二，毛主席从来都不是想把知识分子一棍子都打死。他反复强调，要团结大多数，要用、要改造、要提高。后来他多次纠正过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偏差。

第三，毛主席他想解决的问题是啥? 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想一想，毛主席到底在担心什么?他担心的是“和平演变”。赫鲁晓夫在那边大搞修正主义，国内有的干部也不太能看清楚形势，认为可以“马放南山”了。主席并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说，阶级分析这个观点我们都是清楚的，不过要更清楚一点。毛主席认为，如果你脑子里没有这根弦，看到错误思潮不知道反对，看到坏人坏事没有警惕，那社会主义还保得住吗?苏联老大哥后来发生的事，就证明了毛主席的正确。

第四，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还强调：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上饭馆，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谈公安部。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3月成都会议讲话。1968年(武汉版)

他还说：“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主席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建设实际情况相结合，反对照搬照抄。

第五，“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3月成都会议讲话。1968年(武汉版)

第五部分：两本账的辩证法——计划怎么定，指标怎么提

成都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

”(《毛泽东传》：《第59章、发动大跃进》

这是个很具体、也很能说明问题的话题。

第一，什么叫两本账? 第一本账，是中央正式下达的计划，对外公布，必须完成。第二本账，是地方和企业自己定的更高目标，是内部掌握的。毛主席的意思很明确：中央不能把指标定得太死，要给下面留余地，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第二，指标是不是太高了? 咱们实话实说，成都会议上定的指标，比不久前定下的，确实高出一大截。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从6.1%提到16.2%，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从10%提到33%。后来看，这个步子迈得太大，超出了实际可能。毛主席后来自我批评过，说指标定高了，让下面为难。

第三，当时为啥要这么提? 这得回到当时的大背景。国际上，美国在封锁，苏联在卡脖子。国内，老百姓盼着过好日子。毛主席算过账，如果按每年百分之几的速度爬，啥时候能赶上人家?他在会上讲协作与平衡问题问题、他说：关于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这个问题，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关于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当要一点。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在他看来，计划不是死的，是要靠群众运动去实现的，还强调了对方分权问题：毛主席指出：又统一又分散。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关于两种方法的比较问题，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我看应采取“冒进”。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四，地方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吗? 调动起来了。会议期间，各省市的一把手都在算自己那本账。你提20%，我就敢提25%。你搞十个项目，我就敢搞十五个。这种你追我赶的劲儿，有积极的一面，也有盲目的一面，但是大家要注意，盲目的一面也属于是探索中的问题，这个本意是没有错的。后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大家开始认识到，积极性要保护，但不能脱离实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