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二)

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我们已经说过，必须用七十年代革命家那种无比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七十年代更广阔和更深刻得多的运动。的确，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这一点：现代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们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但是，近来却有人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有把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个问题的一切流行的观点全部推翻之势。作出这个发现的是《工人事业》杂志，它在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进行论战的时候，不仅提出了局部性的反驳，而且力图把“一般意见分歧”归结到更深的根源上去，归结为“对自发的成分和自觉的‘有计划的’成分互相比较的意义有不同的估计”。《工人事业》杂志提出的责难是：

“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我们回答说： 即使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论战，除了促使《工人事业》杂志想到这个“一般意见分歧”之外，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的结果，那么单是这个结果也使我们感到很满意，因为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它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各种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的全部实质。

正因为如此，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具有很大的普遍意义，对这个问题应当十分详细地加以讨论。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了九十年代中期俄国有教养的青年纷纷倾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事实。就在大约同一时期，在1896年有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之后，工人罢工事件也是这样纷纷发生的。工人罢工的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什么“自发的成分”，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这种罢工运动就是自发的运动。但自发性也有各种各样的。早在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甚至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俄国已经发生了罢工，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九十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的成分”实质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也表现了自觉性的某种程度的觉醒：工人已经不象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个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还不能说是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地抛弃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还多半是挣扎和报复的表现，而很难说是斗争。九十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的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已经预先考虑较为有利的时机，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的人们的抵抗，那么有系统的罢工所表现的已经是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同厂主的对抗已经激起，但是工人当时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九十年代的罢工虽然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它终究还是纯粹自发性的运动。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的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

由此可见，当时一方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生活和自觉斗争的觉醒;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同时特别要指出人们常常忘记的(而且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时期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在热心地从事经济鼓动(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们充分注意到了当时还是抄本的《论鼓动》一书中的许多真正有益的指示)的同时，他们不仅没有把经济鼓动当做自己唯一的任务，而且相反，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最广泛的历史任务，特别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例如，在彼得堡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895 年末就编好了定名为《工人事业报》的创刊号。但是这个创刊号在 1895年12月8日夜里正准备付印的时候，突然被宪兵从一个会员安·亚·瓦涅也夫那里搜走了，于是第一次创办的《工人事业报》就没有能够问世。这张报纸的社论(也许过三十年之后，会有一个《俄国旧事》杂志从警察署档案中把它找出来)说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并且把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当做首要任务。 其次，有一篇标题为《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的论文,是论 述警察摧残识字运动委员会的事件的;此外，还有许多不仅从彼得堡，并且从俄国其他地方寄来的通讯(如记载雅罗斯拉夫里省工人流血事件的通讯)。可见，九十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这个可以说是“初次的尝试”，并不是要办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报纸，更不是“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而是要办一个想把罢工斗争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吸引当时一切受反动黑暗政治压迫的人来帮助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纸。凡是稍微知道当时运动实况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的报纸一定能够获得首都的工人以及革命知识分子的完全同情，并且会得到极广泛的传播。而这一创举的失败，只是证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而不能满足当时的迫切要求。《圣彼得堡工人小报》也是如此;《工人报》以及1898年春季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发表的《宣言》更是如此。当然，我们根本没有想以这种缺乏修养来责备当时的活动家们。但是，为了利用运动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求得实际的教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因此极为重要的是必须指出，有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多数) 在1895—1898年间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正确地认为在那个时候，即在“自发”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极其广泛的纲领和战斗的策略。当时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这是很自然的现象，这绝不会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有不屈不挠地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的经验和组织工作的灵活性，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可是，当这种认识开始消失的时候(这种认识在上面说过的那 些活动家中间本来是很明确的)，当有一部分人，甚至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竟想把缺点说成是美德，甚至想为自己盲从和崇拜自发性的态度奠定理论基础的时候，这个小不幸就变成大不幸了。对于这个派别，用“经济主义”这一过于狭隘的概念来说明它的内容是很不确切的，现在该给这个派别做个总结了。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在没有讲到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在刊物上的表现之前，我们先要指出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这是我们从上面所说过的那些人那里知道的),根据这件事实多少可以看出，当时在彼得堡工作的同志们中间怎样产生和发展了后来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派之间的纠纷。1897年初，安·亚·瓦涅也夫和他的几个同志，在被遣往流放地以前，参加过一次非正式会议，到会的有“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的“老年派”会员和“青年派”会员。当时谈到的问题，主要是组织问题，特别是关于《工人储金会章程》问题，这个章程的最后确定的条文发表在《<工作者>小报》 第九、十期合刊上(第46页)。在“老年派”(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把他们戏称之为“十二月党人”)和一部分“青年派”(他们后来积极参加了《工人 思想报》的工作)之间，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青年派”拥护已经发表的那个章程的主要原则。“老年派”说，我们首先需要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巩固“斗争协会”，使它成为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使各种工人储金会以及在青年学生中间进行宣传的小组等等都受它的领导。当然，争论的人们并没有认为这个意见分歧就是分离的开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个别的和偶然的意见分歧。可是这件事实表明，在俄国，“经济主义”也并不是没有同“老年派”社会民主党人作过斗争就产生和传布开来的(现在的经济主义者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至于这个斗争多半没有留下“文件的”痕迹，这只是因为在当时进行活动的各个小组的成分变化得很快，没有任何继承性，因此意见分歧也就没有用任何文件记载下来。

《工人思想报》的产生使经济主义暴露出来了，但这也不是一下子暴露出来的。必须具体地了解当时俄国许许多多小组的工作条件及其生命的短促(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具体地了解这一点)，才能懂得新派别在各个城市里的成败中有多少偶然的原因，而这个“新”派别的拥护者或反对者又是多么长久地不能够断定，并且简直是根本无法断定，这究竟真是一个特殊的派别呢，或者只是一种个别人缺乏修养的表现。譬如《工人思想报》头几号的胶印版，甚至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不知道，而我们现在所以能够援引《工人思想报》第一号上的社论，只是因为在弗·伊一申的文章(《<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7页及以下各页)中转载了这篇社论，而弗·伊一中自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来热 心——真是过分地热心——夸奖这个新的报纸，认为这个报纸与上面我们所说的各种报纸以及准备出版的报纸大不相同。这篇社论是值得谈一谈的，因为它把《工人思想报》和一般经济主义的全部精神都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社论指出穿蓝色袖口衣服的人[指沙皇警察。当时沙皇警察穿蓝色袖口的制服。——编者注]决不能阻止工人运动的发展，接着说道：“……工人运动所以这样坚强，是因为工人终于从领导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掌握了”，并且把这个基本论点进一步作了详细的发挥。其实，领导者(即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可以说是被警察从工人手中夺去了的，而人们却偏说工人与这些领导者作过斗争而摆脱了他们的束缚!他们不但不号召前进，去巩固革命组织和扩大政治活动，反而号召后退，去专作工联主义的斗争。说什么“人们因经常想不忘政治理想而抹杀了运动的经济基础”，说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是“工人为工人”。说什么罢工储金会“对于运动比一百个其他的组织更有价值”(请把1897年10月间说的这段话和1897年初“十二月党人”同青年派的争论比较一下吧)，如此等等。所谓我们应当着重注意的不是工人中间的“精华”，而是“中等的”即普通的工人，以及所谓“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等等之类的话，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论调，并且对于许多被吸引到运动里来的、大半只是根据合法刊物上的叙述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片断的青年，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于是自觉性完全被自发性压倒了，而表现这种自发性的，就是那些重复瓦·沃·先生的“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是一部分工人，他们听信这样的说法：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他们进行“斗争时，应当知道他们现在的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工人思想报》第1号的社论)。这种词句是西欧资产者向来爱用的武器，他们因仇视社会主义而亲自动手(如德国的“社会政治家”希尔施)把英国的工联主义搬到本国来，向本国工人说，纯粹工会的斗争才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而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和将来的什么社会主义，——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 ”现在也来重复这些资产阶级的词句了。这里必须指出三个情况，这些情况对于往下分析现代的意见分歧是很有用处的。

第一，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的现象，也是自发地发生的。这好像是在故意玩弄词句，但可惜这是一个痛苦的真实情况!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越来越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越来越多地登上舞台。就是没有亲身参加过现代俄国的运动，而只是闻到运动的气味的人，也清楚地知道事实正是这样。而我们所以还要特别坚持使读者把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彻底弄清，我们所以还要引用有关第一次创办的《工人事业报》以及1897年初“老年派”与“青年派”争论的材料来实际地加以说明，是因为有些以“民主主义”自夸的人，总是利用广大公众(或者很年轻的青年们)不知道这个事实来投机取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第二，根据经济主义在刊物上的最初表现，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种非常奇特而且最能使我们了解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各种意见分歧的现象，就是那些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人，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工人事业》杂志的说法)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这件事实向我们表明：《工人思想报》一开始 就已经着手——不自觉地——实现《信条》的纲领。这件事实表明 (这是《工人事业》杂志始终不能了解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的作用”，什么夸大自觉成分的作用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的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为了补充我们以上所说的话，我们还要引用卡·考茨基谈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所说的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的批评家中间，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的必要性的意识<着重号是卡·考·加的>。于是这些批评家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于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看来，可以设想：被人用上述方式加以推翻的这一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奥地利纲领的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使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无产阶级也就越是不得不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越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有实现的可能和必要。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的，也同这种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的确，现代的经济科学，也像现代的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无产阶级不管它多么希望，终究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着重号是卡·考·加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 Aussen Hineingetragenes)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urwü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加因斐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假使这种意识会自然而然地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那就用不着这样做了。新草案接受了旧纲领中的这个原理，而把它勉强附加到上面所引的那个原理上去。但是这样，道理就讲不通了……”

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纲领进行，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 ，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因此，《火星报》第十二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主义者的”来信的作者们说什么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终究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的道路，这就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如果这些作者能够把自己所说的话大胆而透彻地思考到底，——而每个从事著作和社会活动的人都应当这样来思考自己的思想，——那他们就会只有“把一双没有用的手束在空洞的胸口”，而……而让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把工人运动拉到“阻力最少的路线上去”，即拉到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路线上去，或是让祖巴托夫之流的先生们把工人运动拉到神甫-宪兵“思想体系”的路线上去。

让我们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 (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诚意协助下)走上的那条进步派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就要进行与那种妄说什么轻视自发成分，什么过程策略，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的废话完全不同的工作。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就要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也正是由于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柏林的工人(举例来说)才由进步党的支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这种斗争到现在还决没有结束(虽然那些按普罗柯波维奇的方式研究德国运动的历史，按司徒卢威的方式研究德国运动的 学的人，也许会认为斗争已经结束了)。直到现在，德国工人阶级可以说是还分属于几种思想体系：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天主教的和保皇派的工会中，另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崇拜英国工联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创立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中，还有一部分工人则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中。后一部分工人比其余两部分工人多得多，但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只是由于它同所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进行了不断的斗争才获得了这个首位，而且也只有继续进行这种不断的斗争，才能保持住这个首位。

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

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 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是年轻，也就必须越加积极地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越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自觉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经济主义者的来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杂志异口同声地攻击运动在幼年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不肯容忍的态度。我们回答说：不错，我们的运动确实还处在幼年状态，而为了赶快成长起来，它正应当感染上不肯容忍的精神，以对待那些用崇拜自发性的态度来阻碍运动发展的人。硬把自己装成一个早已经历过斗争中的一切重大变故的老头子，这是再可笑，再有害不过的了!

第三，《工人思想报》第一号向我们表明：“经济主义”这个名称(我们自然不想丢开这个名称，因为这个称呼毕竟已经用惯了)并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新派别的实质。《工人思想报》并不完全否认政治斗争，因为在《工人思想报》第一号所刊载的那个储金会章程中，就谈到要与政府作斗争。不过《工人思想报》以为“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工人事业》杂志则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这个论点，它在自己的纲领中说：“在俄国，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比其他国家更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政治是指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那么《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的这种说法便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已经说过，工人的经济斗争往往是同资产阶级、教权派等等的政治相联系的(虽然这种联系并不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政治是指工联主义的政治，即指一切工人普遍想从国家那里争得某些可以减轻工人的地位所固有的困苦、但是不能消灭这种地位即不消灭劳动受资本的支配地位的措施，那末《工人事业》杂志的说法便是对的。这个想法确实是敌视社会主义的英国工联会员、天主教工人、“祖巴托夫主义的”工人等等所共有的。政治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见，《工人思想报》对于政治斗争的态度，与其说是否认政治斗争，不如说是崇拜这种斗争的自发性，崇拜这种斗争的不觉悟性。《工人思想报》虽然完全承认从工人运动本身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政治斗争(正确些说：工人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要求)，但是它完全不肯独立地制定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 即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和现代俄国条件的政策。下面我们就要指出，《工人事业》杂志所犯的错误也是这样。

(三)“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

我们所以这样详细地分析《工人思想报》第一号上那篇很少有人知道而且现在差不多已被遗忘了的社论，是因为它最早而且最明显地表现了后来以无数的小的支流涌现出来的那个总的潮流。弗·伊一申称赞《工人思想报》第一号及其社论，说它写得“很激烈，很有斗志”(《<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9页)，这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自以为提出了一种新主张的人，写起文章来总是“很有斗志”，总是很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 点。只有那些惯于脚踏两只船的人才会毫无“斗志”，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昨天称赞《工人思想报》的斗志，今天却因《工人思想报》的论敌具有“论战的斗志”而加以攻击。

我们现在不来讲《<工人思想报>附刊》(我们以后谈到各种问题时，还会来引用这一篇最彻底地表达了经济派思想的作品)，而只简单地谈谈《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发表于1899年3月;转载于1899年7月伦敦《前夜》杂志第7期)。这篇宣言的作者们很公允地说道，“工人的俄国还刚开始觉醒起来，刚在那里举目四望，它本能地抓住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但是他们也和《工人思想报》一样从这里得出了同一个不正确的结论，而忘记了本能性也就是社会主义者所应当予以帮助的那种不觉悟性(自发性),忘记了在现代社会里“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总会是工联主义的斗争手段，而“最初碰到的”思想体系总会是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些作者也同样不“否认”政治，不过(不过!)他们跟着瓦·沃·先生说：政治是上层建筑，所以“政治鼓动应当是为经济斗争而进行的鼓动的上层建筑，应当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并且应当服从于它”。

至于说到《工人事业》杂志，那么它的活动是直接从“维护”经济主义者开始的。《工人事业》杂志虽然在它的第一期(第141—142页)上公然撒谎，说它“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在他那本有名的小册子里警告经济主义者时“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轻的同志”, 但是在它同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因这种谎话而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它“原是想用表示疑惑的口气来替所有那些比较年轻的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辩护，来反对这种不公正的责备”(即阿克雪里罗得责备经济主义者眼光狭小)。其实，这个责备是很公正的，并且《工人事业》杂志清楚地知道这个责备也落到了它的一位编辑弗·伊一申的头上。我要顺便指出：在上述争论中，在解释我所著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时，阿克雪里罗得说得完全正确，而《工人事业》杂志却说得完全不正确。这本小册子是在1897年即在《工人思想报》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写的，当时我认为并且有理由认为我上面叙述过的圣彼得堡“斗争协会”最初的方向是占统治地位的方向。至少直到1898年上半年为止，这个方向确实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工人事业》杂志丝毫没有权利援引我这本书来否认经济主义的存在和危险，因为我这本书上所发挥的观点已经在1897—1898年间在圣彼得堡被“经济主义”观点排挤掉了。

但是，《工人事业》杂志不仅为经济主义者“辩护”，而且自己也时常滑到他们的基本的错误思想上去。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工人事业》杂志的纲领中有这样一个语义含糊的论点：“我们认为近年来发生的群众性工人运动<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加的>乃是俄国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大体上将决定联合会的文字工作的任务<着重号是我们加的>和性质。”群众性运动是最重要的现象，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全部问题就在于怎样来了解群众性运动“决定任务”这句话。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两种了解：或者是了解为崇拜这个运动的自发性，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降低为专替这个工人运动当听差(《工人思想报》、“自我解放社”以及其他经济主义者就是这样了解的)，或者是了解为群众性运动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任务，这些任务要比群众性工人运动还没有产生时可以使我们感到满足的那些任务复杂得多。《工人事业》杂志过去和现在都正是倾向于前一种了解，因为它根本没有肯定地讲过任何新的任务，而始终都认为正是这个“群众性运动”使我们不 必去清楚地认识和解决它所提出的种种任务。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工人事业》杂志认为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做群众性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而把这种任务降低为(据说是为了群众性运动的利益)争取实现最近的政治要求的任务(《回答》第25页)。

我们暂且把《工人事业》杂志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发表于第七期上的那篇重复了同样错误的论文，即标题为《俄国运动中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一文撇开不谈，而直接来谈《工人事业》杂志第十期。现在我们当然不去分析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对《曙光》杂志和《火星报》提出的各个反驳意见。现在我们想谈的只是《工人事业》杂志在第十期上所持的原则立场。我们也不去分析——举例来说——《工人事业》杂志认为下面两个原理“绝对矛盾”的这种笑话。一个原理是：“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 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党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适合党的现有力量……”(《火星报》创刊号)另一个原理是：“没有一个善于在任何环境中和任何时期中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有条不紊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火星报》第4号)

原则上承认一切斗争手段，一切计划和一切方法(只要它们是适当的)是一回事，在一定的政治局势下要求遵循一个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计划(如果想谈策略的话)是另一回事;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那就等于把医学上承认各种疗法同在医治一定的病症时要求采用一定的疗法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可是问题也就在于《工人事业》杂志自己得了我们称之为崇拜自发性的病症，却不愿承认医治这个病症的任何“疗法”。因此它就得出了一个出色的发现：“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第10期第18页),策 略是“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第11页，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加的)。后面这一句话很有希望成为一句名言，成为《工人事业》杂志“派别”的一座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领导性的机关刊物所给的答复是：运动是运动的出发点同它下面一点之间的距离改变的过程。可是，这种极端深奥的议论并不只是一个笑柄(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值得特别来讲了)，而且是整个派别的纲领，尔·姆·曾经(在《<工人思想报>附刊》上)把这个纲领表述如下：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 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这正是消极地迁就自发性的、无止境的机会主义的派别。

“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这真是诬蔑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民粹派在同我们作战时用来反对我们的那种讽刺画。这就是压制自觉的活动家的首创精神和毅力，而马克思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党人的首创精神和毅力，给他们开辟最远大的前途，把“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中千百万人的强大的力量交给(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指挥!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中，充满着这些或那些政治领袖提出的各种计划，它们证实了某些领袖所持的政治和组织观点的远见和正确，暴露了另一些领袖的近视和政治错误。当德国遇到一个极大的历史转变———建立帝国，成立国会，实行普选制——的时候，李卜克内西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一般工作的计划，而施韦泽则提出了另一个计划。当德国社会党人遭到非常法的打击时，莫斯特和哈赛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直接号召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而赫希柏格、施拉姆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伯恩施坦则提出了另一个计划，他们向社会民主党人宣传说，是因为他们自己过分激烈和过分革命才招来了非常法，所以他们现在应当作出一种模范行为来求得赦免;当时那些准备出版并且实际出版了秘密机关报的人则提出了第三个计划。

选择道路的问题所引起的斗争已经结束，历史对所选定那条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下过最后的判断，自那以后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而现在在回顾已往的时候，发表深奥的议论，说什么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这当然是很容易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 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竭力宣扬采取那个重蹈覆辙的“计划策略”的时候，只是限于这种深奥的议论，那就只能“证明”自己“思想贫乏”。在目前，当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恰巧缺少首创精神和毅力的时候，当他们恰巧缺少“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规模”，缺少更广阔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的时候，说什么“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把党拉向后退。

《工人事业》杂志往下又这样教训我们说：“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的任务，只是要以自己的自觉的工作来加速客观发展过程，而不是要取消客观发展过 程或者以主观计划来代替它。《火星报》在理论上是知道这一切的。但是，因为《火星报》对于策略持有一种学理主义的观点，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意见，竟使《火星报》在实践上偏向于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第18页)

这又是瓦·沃·先生及其伙伴们才会有的一种极大的理论混乱。我们要问问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主观计划的编制者对客观发展过程的“轻视”，可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他忽略这个客观发展过程可能产生或巩固，也可能毁灭或削弱某些阶级、某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民族、某些民族集团等等，从而决定国际上各种力量的政治划分以及各个革命政党的立场，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计划编制者的罪过就不在于轻视自发成分，相反地，却在于轻视自觉成分，因为他缺乏正确了解客观发展过程所必需的“自觉性”。因此，单是什么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的“互相比较的<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加的>意义的估计”这个说法，就已经暴露出完全没有“自觉性”的事实。假如说某些“发展过程的自发成分”一般是人的意识所能觉察到的，那末对于这种自发成分的错误估计，就等于“轻视自觉成分”。假如说这种成分是人的意识所不能觉察到的，那我们既然不知道这种成分，也就无法谈论这种成分了。波·克里切夫斯基所讲的究竟是什么呢?假使他认为《火星报》的“主观计划”是错误的(而他正是宣布这些计划是错误的)，那他就应当指明这些计划究竟忽略了哪些客观事实，就应当因这种忽略而责备《火星报》缺乏自觉性，或者用他的说法：“轻视自觉成分”。假使他不满意主观计划，但是除了援引“轻视自发成分”(!!) 之外便没有其他什么论据，那只是证明：(1)在理论上，他对马克 恩主义的了解也和备受别尔托夫讥笑的卡列也夫和米海洛夫斯基之流一样;(2)在实践上，他完全满足于把我们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引诱到伯恩施坦主义上去，而把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引诱到经济主义上去的那些“发展过程中的自发成分”;并且他“十分恼恨”那些无论如何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自发的”发展道路的人。

再往下面更是些十分滑稽的话了。“正好象人们不管自然科学取得什么成就而还是用古老的方式繁殖一样，将来新社会制度的出现也会不管社会科学取得什么成就以及自觉的战士如何增加而仍然多半是自发爆发的结果。”(第19页)就像那句古老的格言：要生儿养女，谁没有本事?——“现代社会主义者”(像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所说的)的格言是：要参与新社会制度的自发出现，谁都有本事。我们也认为谁都有这种本事。为了这样来参与，只要在经济主义流行时跟着经济主义跑，在恐怖主义出现时跟着恐怖主义跑就行了。例如，在今年春天，当必须警告大家不要迷恋于恐怖手段的时候，《工人事业》杂志因为这个问题在它看来是个“新的”问题而感到困惑莫解。现在过了半年之后，当问题已经不很迫切的时候，它却一方面向我们声明，说“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能够并且不应当是阻挠恐怖主义情绪的高涨”(《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23页)，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代表大会的决议，说“代表大会认为有系统的进攻性的恐怖行动是不合时宜的”(《两个代表大会》第18页)。你看，这说得多么清楚，多么圆通!我们不去阻挠它，但我们却宣布说它不合时宜，并且我们这样宣布说，“决议”并没有把无系统的和防御性的恐怖行动包括在内。应当承认，这样一个决议是完全可以避免危险并且完全可以担保不犯错误的，正如一个说了话是为的什么也不说的人完全可以担保不犯错误一样!为了拟订这样一个决议，只要善于做运动的尾巴就行了。当《工人事业》杂志把恐怖行动问题说成一个新问题而受到《火星报》的讥笑的时候,《工人事业》杂志怒气冲冲地责骂《火星报》, 说《火星报》“把一群侨居国外的作家在十五年以前提出的那种解决策略问题的办法强加于党的组织，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第24页)。的确，预先在理论上解决问题，然后设法说服各个组织、党和群众相信这个解决办法正确，——你看这是多么狂妄和多么夸大 自觉成分呵!如果只是旧调重弹，对谁也不“强加”以什么，对于每一次走向经济主义或走向恐怖主义的“转变”都唯命是从，那该多么好呀。《工人事业》杂志甚至对这一伟大的处世秘诀作了概括，责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说它们“竟把自己的纲领拿来与运动对立，把自己的纲领当做翱翔于混乱状态之上的精神”(第29页)。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不仅翱翔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的“精神”吗? 它的作用当然不是做运动的尾巴，因为，如果做运动的尾巴，那末好则对于运动无益，坏则对它非常有害。所谓《工人事业》不仅追随这种“过程策略”,而且把它奉为原则，因此，与其把《工人事业》的这种倾向称为机会主义，倒不如(根据“尾巴”这个词)称为尾巴主义。而且不能不承认，下了决心要永远做运动的尾巴跟着它走的人，是永远和绝对不会“轻视发展过程中的自发成分”的。

总之，我们已经确实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越增长，运动越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政治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越会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俄国群众的自发高潮来得非常迅速(而且现在仍是这样迅速地发展着),而社会民主党的青年们对于完成这些巨大任务却没有准备。这种没有准备的状况是我们大家的不幸，是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幸。群众的高潮在继续不断地、前后相承地增长和扩大起来，不仅没有在它开始发生的地方停止，而且席卷了新的地区和新的居民阶层(青年学生、一般知识分子、甚至农民中间的风潮，都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活跃起来了)。但是革命家无论在自己的“理论”或自己的活动中，都落后于这个高潮，没有建立起一种连续不断的、前后相承的、能够领导全部运动的组织。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指出《工人事业》杂志贬低我们的理论任务而“自发地”重复“批评自由”这一时髦口号的事实，因为重复这一口号的人缺乏“自觉性”,以致不能了解机会主义“批评派”的立场和革命派的立场，在德国和俄国是完全相反的。

在下面几章中，我们就要来考察一下这种崇拜自发性的态度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方面和组织工作中的表现。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