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日本众议院大选过后，国内互联网上又一次掀起了一部分讨论的热潮。而毫不意外的，每当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选出某个右翼强人时，许多左派就会争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选举是否代表民意？或者说，“真实民意”究竟如何云云……

但恕我直言，在一种代议制选举的结果可以被观测到之前，讨论潜伏于芸芸众口之中的民意是没有意义的。就像讨论一个“本质”，但这个“本质”永远不会作为现象表现出来一样，那这个时候讨论所谓“本质”就没有任何意义。

与其讨论右翼胜利是靠着“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我们不如换一个思路，不如直接承认，民主根本上是建立在如下的一个基础上的：也即一个共同体，在没有了神仙皇帝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敌我划分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就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想象。那么我们可以说，右翼的定期回潮本身就是根植于民主想象与民主认同之上的。

“民主”，无论加不加前缀，它永远都是“我们”的民主。所谓“我们”，也就是一个形式上互相承认彼此为抽象平等个体之集合（据帕舒卡尼斯所言，这种平等观来自于商品交换行为中的自由意志；而斯大林则说，市场是民族主义第一课）。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集合中，根本上不存在对抗性，而只存在争论(或者说，讨价还价)。那么，当“我们”的社会陷入某种危机，以至于“必须保卫社会”时，那个致使“我们”陷入这种困局的存在，就和我们构成了一种对抗关系，从而无法被算在“我们”之内，被视为“他们”。

当然反过来思考也一样成立：既然“我们”内部不存在对抗性，那么那些带来危机的一定是“他们”——作为“民族国家这一形式本身”的他者的“犹太人”(所以“犹太”可以和任何一国特有的内部他者串联在一起，也可以和对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的想象融合在一起)、作为实存所谓“全民国家”他者的“间谍”，还有若干难民、移民等等……

面对现代性-资本主义本身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危机，那些试图继续把危机转换为“不违背所谓‘政治共识’，只依赖纯粹行政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的政客，就是中道民主派；那些重新把对抗性通过对他者的仇恨带回政治活动的人，就是极右翼。朗西埃和黑格尔认为，共识政治代表人们放弃了政治，用治安取而代之。

在民族国家中，对抗在形式上消失了(尽管在宪制民主中它又总是隐约可见);但随后它以法西斯领袖的形式重现，重新进行敌友划分。拥抱治安的民主派根本上拒绝承认对抗性，同时，他们对“人民”抱有一种整全性的信念，这种信念会导致其对“人民群众”态度发生剧烈摇摆——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到“老鼠上桌破坏民主”只需要一瞬间；而极右分子则既相信“人民”概念的整全性，又相信“对抗”的存在，于是对人民整全性和同质化的想象就转变为一种除籍运动，就出现了各种“非国民”帽子工厂。当然，由于极右翼思想中的“他者”概念本身就是装着从“人民”中开除的非同质要素的垃圾桶，因此他者的形象也就显得奇形怪状而无所不能。

当然，许多右翼和右翼阴谋论保持着批判性的反讽距离——“我传播，但我不相信”。他们只是希望通过炒作仇恨情绪推动自身的社会变革议题被接受，但正是这种反讽态度中更表现出一种深刻的“人民情结”：“为了‘我们’状况的改善，牺牲他们是应当应分的。”

一旦我们意识到中道政治和极右翼分子不过是民主的两张面孔——它的哪张脸望向当下只是历史结果的不同导致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各国独特的不可化约的从各自的前民族国家时代继承下的偶然的政治条件还是政治家的个人智慧)，那么对革新右翼民粹派的分析就绝不应该囿于一种真假民意或民意表现充分与否的纠结。

这样的分析根本上要么只是在自我安慰——“啊，其实对我们友好、潜在支持着我们的主张的人还很多”；要么就是用右翼生产右翼——“他者果然邪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识到，一旦试图“去阶级化”地认识民意或者把无产阶级当作社会学实证意义上的社会行动主体并入“人民”的子集，对无产阶级群众路线和资产阶级平民主义的混淆就会发生。

那么，在树立了警惕平民主义的问题意识后，马主义者们终于该开始尝试脱离对民意的苦恼而开口说话，重新组织起自己的语言了。回到开始时对民主概念的考辨，既然我们意识到对民主的信念实际上是对于共同体的整全性的信念，那么超越这一信念的思路就在于直面、强调共同体的非整全性。这无非也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对抗性重新被移置进作为市场-商品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内部，即在这一视域中，对抗性的冲动根本上发端于一切“我们”中间，发端于我们彼此间的关系所构成的那个以异化劳动的积累为基础的强制性扩大化再生产体系里。

于此，自我和他者的整全性齐齐遭到废除，不存在“XX人民”与“OO人民”两种人民之间的任何直接关系，只存在XX政府与OO政府、XX资本与OO资本、XX资本和OO劳工或OO资本与XX劳工的关系，而XX或OO劳工又可以依照身份继续分……

打住打住，难道我们要无限细分直到每个个体吗?当然不是，细分所停止之处就是我们能寻找到一种剥削模式特殊性的地方。比如Linhart研究巴西北部制糖工业中的原住民劳动，意识到劳动保护反而削弱了原住民劳工的议价权还反而能加强劳动控制;再比如，对彝人尔普圈的研究最终指出了它背后彝人在劳务输入地动荡、衰落乃至不安全的社会地位;发达地区的方言保护运动实际上是在维护本土中产的特权文化空间(以及附带的文化资本交换)……当然，要求所有的键政人都能有劳动研究-民族志能力或这方面的大阅读量显然是不现实的，但确实好在不少左派都能通过指出日本社会群体政治态度的多面性来论证“民意”背后的现实复杂性。

齐泽克讲所谓“解散人民”，无非就是说左派应该放弃已经被国家征用了的大写的单数人民（同质化的和排他的人民）、转投到小写复数人民（多元的被排除者们）那里去重新通过和他们的交互实践去生产一些新的关于“人民”一词的内容——放弃那些之前被大写单数人民毒害了的先在的主观上的成见，去在和小写复数人民的互动中重新开始。

可问题反而在于，在部分左派折腾一圈对现实问题复杂性的揭露后，总是有意无意地回到了谈论“人民”应负责任的话题。要么试图重新捏造出一个存在某种接管国家能力的行动主体，要么就通过论证主要责任在政治家不在群众云云来论证“人民”的无辜(或者至少不该被斩尽杀绝!)。对于前者的思路，我只能说先不管对不对，这个东西首先要谈、要搞也是日本在地左翼的事情，你在国内谈论这个话题如果效果失败，结果就是会重新让“人民”变成了右翼口中的原子弹下无冤魂;至于后者的无辜论，那也无非是说政治就成了纯然政治家的技术水平问题，实则再次回到了整全的人民——只不过这次是即使有着这么多复杂丰富的具体内容但依然保持着整全的静止性的人民，直接否认了人民的行动能力，把行动能力切割给了政治家。

面对这种两难，我建议大家干脆别研究日本政治了，先去看看日本电影，学习一下黑泽明主义。“人民群众-历史时势”压根就不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伦理主体，“大众-时势”就像风一样属于一种自然范畴。龙卷风、台风很有力量，可你去研究它的善恶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更没有一个超然历史正义去清算。

所以左翼的论争绝对应该跳脱出追问“人民群众”责任问题，对于现实复杂性的论说绝不应该以“归根到底群众负有怎样的责任blahblah”做结尾，相反这种复杂性作为论据、其服务的中心论点应该是“‘人民群众’可以作为一种伦理主体”这一看似是常识的观点，实际上是谣言。也就是说，左派该把区域国别研究的叙述方法转为一种辟谣式论说。

每一次对这种现实的揭露，都应该反向指向揭穿右翼炒作的欲望，即他们无非是想重新树立起整全的日本人民作为仇视对象充当垃圾桶、替罪羊来推动他们自己的议题(要求他者的牺牲)，进而也就剥夺了它在谣言中收获的快感。尽管从素材上来看，偏见、歧视与被迫害妄想是基于双方对彼此的未知和心灵上对他者图像的捏造，但是敌意本身并不根植于了解与否，重要的是指出每一种被平民主义询唤了的个体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东西、从这里开始才能有超越敌我划分政治的可能。

更为长远地说，这个问题最终涉及的是如何认识群众运动，和如何在理论层面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列宁理论上最终显著的贡献，我想是关于领导权和群众运动高低潮的思考，并创造了那个“少数人的航船如何在大多数人的海洋上航行”的著名意象;而博尔迪加，这位对于行动主义和民主主义来说都十分扫兴的马克思主义者、意共老领导、最高纲领派-不妥协派对这一思想的推论与总结便是：

一旦走向了去人化的群众观，不再继续给“人民群众”添加伦理上的义务，那么就应该能意识到群众终究不是确定的、各种类型的社会行动主体的堆积物;恰相反，人们只能在特定的时势中识別除了资产阶级(唯一的真·阶级)之外的其它阶级，而无产阶级则作为这些运动中无法被消化的剩余展现自身。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群众观点和阶级论实际上拒绝了那种基于社会主体类型稳定特征展开的共斗理论、并把党存在的意义完全置于总体化社会革命之中。齐泽克对此有着更为清晰一些的阐述：

在这里，对于专政的要求始终高于民主的要求。因为民主的确立归根到底是个“我们”与“他们”的边界的确立，而尽管专政并非取消这些边界，但它不在应然的层面上预设边界、不在我们与他们中区別敌我，而是在一个动态过程中持续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剩余的不断赋权。

事已至此，当务之急是左派需要学会不躲在“人民群众”的概念下讲话、不围绕“人民群众”作为合法性源泉思考、不给群众强加任何伦理价值，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直面我们自己也直面他们右翼的欲望与责任。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