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拉越人民抗争大事（1826- 1990年）编年史 连载23

砂拉越人民抗争大事(1826- 1990年)编年史 连载23

反新老殖民 争独立自由(10-13)

(180)1967-1970年持续排华 西加华人惨遭烧杀抢赶

1967年10月中 坤甸电台广播，煽动 达雅人“向华人宣战”，开展Laskar Pangsuma运动，全面杀、烧、抢、赶，持续排华大屠杀。从1967年到1970年，西加约十万人被驱离家园，被杀的难以估计。

(181) 1968年林和贵回砂 在海口区建领导中心 持续20个月

1968年4月11日 美里罗冰地区工作组的手无寸铁同志们被包围，林万品遭枪击牺牲，钟吉祥、谢实珍、谢群娣被捕。

1968年6月22日凌晨 林和贵与部分同志，从印尼西加 用水路回砂拉越，经过两天，到达砂拉越第一省古晋海口区德洛沙邦，并在海口区建立领导中心，直到1970年2月24日，在海口区地带持续20个月。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初，这里先后集中两三百位学生、工人、农民，分批办学习班，众多人员进进出出。

1968年 火焰山部队 在日益升级的持续进攻和严重缺粮的情况下，决定北加同志和印尼同志分开，以利於保存。

(182)1968年洪楚廷率新同志和黄纪作等边区老战士会合

1968年·8月17日 江先枋副支队长、温贤定中队长率领一个18人的加强小队来到拉让江中游Ulu Sungai Dap的红旗山，和已经在等候的洪楚廷、邱亚陶率领的第一批40位第三省干部同志会合。8月19日出发上边区马罗河基地。

1968年9月14日 一支56人的赤脚队伍，在江先枋、温贤定带领下，历经26 天长途跋涉，洪楚廷、Ubong anak Nuing等人於9月14日安全到达西加里曼丹Kapuas River东北大支流Sungai Embaloh马罗河基地。在中型机枪21响和舞狮锣鼓喧天中，北加人民军总部政委兼主任黄纪作、副政委贝文对，及第三支队和部分第二支队同志，与第三省新同志，共约250位左右新老同志终于欢聚在日夜奔腾不息的马罗河边了。9月21日，总部为来自第二省、第三省新同志与边区老同志的大汇合举办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和连续三个晚上节目非常丰富的文娱演出。紧接着，由洪楚廷发动和安排的第二批三十多位第三省干部同志，也於10月1日 ，在印尼空军对基地轰炸声中，顺利抵达印尼边区德卡朗河五站营地稍候，之后转到马罗河基地后备点与领导会合，加入北加人民军。

(183) 1968年北加人民军 兵分三路 以打开战略局面

1968年10月1日 印尼空军和陆军对马罗河边区基地进攻。总部领导商量决定：1) 留下大部分同志坚持马罗河基地，并积极应对印尼兵的进攻;2) 其他部份同志按计划，分批前往预定工作岗位，以打开战略局面。

1968年10月中 北加人民军副主任洪楚廷按决定，带领部分第三省来的同志和部分边区老干部返回国内，成立拉让江中游武工队、拉让江下游武工队、OMT武工队，共三个武工队，开启第三省武装抗马斗争。

1968年10月中 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黄纪作随后也按计划带领一批干部同志离开马罗河基地，转到第二省印尼边区。 10月下旬，黄纪作抵达第二省印尼边区的Bugau ( 伊班民族地区 )，设立领导中心。他调整第二支队负责干部的职位，即降沈钦龙为副支队长，升范子香为正支队长，立郑宗希为第五小队长，黄生为副队长。蔡瑞庆副政委继续在第一支队(在邦督边区印尼一侧)与纪作分开。同时，黄纪作积极着手处理和设法争取早日去西部和林和贵会面，共商党军等大事。

然而，最终黄纪作经过种种努力和付出第二支队指导员杨平(杨传兴)被捕，及多位同志牺牲为代价的四年(1968-1972)后，才得以和林和贵会面。(1970年1月6日在去和林和贵会面的路途，杨平被司机直接送到晋连路 18 哩警局被捕)。

1970年1月17日蔡瑞庆副政委不幸牺牲之后，黄纪作把第一支队改编为117战斗队。1969年初将第二支队，改编为10.26战斗队和3.30战斗队，加上70年头的117战斗队，第二省边区共三个战斗队。 其中10.26 战斗队是跟随黄纪作活动的警卫队，着重处理和设法去西部与林和贵会面商讨党军大事的任务。那时，黄纪作身边成员有20多人，包括队长范国强、副队长蔡爱友、队员：苏里亚、苏小明、蔡谊松、黄赛莺、蔡美香、海松(黄永华)、李应华、范梅清、辛择标、张和鸿、范梅芝、东兵(余清寿)等。

(184)中情局电报揭露 马来亚以欺骗手段强迫砂沙让权

1969年10月1日 美国驻古晋领事馆致美国华盛顿国务部电报 R130840Z, Kuching 00497(副本交吉隆坡与新加坡美国大使馆)， 这份中央情报局机密文件里，美国揭露了马来亚成立马来西亚的真正意图：

夺取砂拉越的资源;

控制砂拉越的石油开采权。

这份由古晋领事馆发出的中央情报局报告揭露：

马来亚是利用紧急法令，强迫砂拉越接受让权;

以欺骗手法，来取得砂拉越的同意。(按：马来亚告诉砂拉越，沙巴已经同意让出石油开采权，砂拉越也应该接受让权。马来亚也告诉沙巴说，砂拉越已经同意让权，沙巴应该同意让权。而事实却是马来亚和砂拉越会谈时，马来亚还没有沙巴商谈让出石油开采权事。这是一种欺骗手段，)

趁砂拉越的首席部长是一位软弱的达威斯里，逼砂拉越就范。(按：吉隆坡将宁甘拉下台，扶植软弱的达威斯里上台)

(185)国内抗马迅速发展 1970年2月怒诺半岛“巨网行动”

1969年开始 国内的武装自卫抗马活动迅速发展。第三省方面至1973年成邦江和谈，大小战斗41次，毙伤敌军144人，缴获5件新式武器。

1969年﹣1973年 东西部 约200多次大小战斗，毙伤敌人约700多名，缴获枪支约几十把，到1973年底，已活动于砂拉越的几个主要省份，第三省的民族区也有相当广泛的活动，武装力量也发展到约900多名(其中有少数是伊班同胞)。

1970年2月24日清晨四点，政府军在古晋怒诺半岛对林和贵部队进行 “巨网行动” 。

由于二十个月来的频繁活动，加上事发前一个月一位相关学运干部被捕，而学习班还继续开办，再者转移不远, 没有撤出海口区范围，没有重视做反围剿佈署. 以至大围剿到来时，致使包括64 位同志和群众牺牲(数字来源：当年报章)，27 位同志被捕， 303 位群众被捕。

(186) 第四省后期的革命运动

古春辉是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中央委员，1962 年12月7日从古晋来美里协助准备人联三周年党庆和推动工作。1962年，汶莱”12.8”事件后，英殖民当局通缉他，遂转入地下工作，坚持带领十多位同志，分组坚持在罗冰、都九、石山、峇甘、廉律、实务地，直至1970 年壮烈牺牲。

1970年4月30日，古春辉在第四省实务迪营地因叛徒出卖受包围时，被华裔警长枪击牺牲，其余6 位同志被捕。第四省革命运动至此终止。

(187) 1970年7月人联和土著党共组 联合政府

1970年7月7日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王其辉、杨国斯、沈庆鸿，在古晋和拉扎克、嘉化峇巴、雅谷会面，接受和土著党共组联合政府的建议，隔天保守党也加入联合政府。 从此，由建党初期反殖反帝，争取砂拉越独立的左翼政党，转变为右翼联合政府的一员。

人联党参政后，许多关系到民权的基本利益问题表现的令党员和人民失望。例如：当初坚决反对未独立即被并入大马联邦的不公平的条例。1973年，依据加入大马联邦的条例中，有规定对一些权益问题，当大马成立十年时，可提出检讨。可是已成为执政党一员的人联党，不但没有据理力争，而且也没有按在1969年发表的竞选宣言中之“检讨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依照人民意愿为根据，重新检讨《政府级委员会报告书》中的法定条款。与此同时，从当初的联合政府到较后的国阵政府，砂拉越的自主权却在《1974年石油发展法令》和1976年《宪法修正案》后，更严重被剥夺。

自1959年至1970年，砂盟通过砂拉越人民联合党，联合各民族工农、士商和民族资本家，执行全民统一战线争取国家独立，取得许多成就。这个砂拉越最早成立的左翼政党，在提高全民政治觉悟和打开政治局面发挥了积极重要的历史角色，对砂拉越的社会发展影响巨大。 1962年·底及随后的多次逮捕后，大批干部和群众被捕入狱。没有被捕的干部和积极份子被逼上梁山，纷纷走上武装抗争道路。武装抗争的发生，给了统治者残酷镇压左翼力量的藉口，从此，砂盟及其支持者被冠上“恐怖份子”、“共匪”、“反国家份子”，等等罪名以極端的手段加以诛灭之，宪制社会理念被“隔绝”。从此，砂盟已经无法再引领公开政党继续扮演左翼政党的角色，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便日趋右倾路线了。然而多数党员仍然坚持左翼理念，给予武装抗争参与者的同情和有限度支持。无可否认的，砂盟通过公开政党播下民族民主和独立自由思想火种已经深植民众中。

1970年8月22日到11月初 北加人民军拉让江下游军区武工队第四军分区(拉让江三角洲)面对砂拉越史上最严重的74天的24小时戒严和军事围剿。

(188)1970年9月英国才把马来西亚协议在联合国注册

1970年9月21日 英国在耽搁了7年多之后，才把1963年7月9日签署的《马来西亚协议》和1963年8月28日签署的《附加协议》送达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注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2条规定，条约或协议签署后，应尽快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注册。

(按：英国没有遵守规定，此举令人怀疑《马来西亚协议》的有效性)

根据《1970年联合国国际条约》记录，第750卷第一项，英、马、星、沙、砂於1963年签署的《马来西亚协议》与《附加协议》的编号是：10760 。

英国、马来亚与新加坡吴庆瑞，在9月11日於吉隆坡签署的马来西亚协议之《附加协议》的联合国注册编号是：10761。

1971年5月 袁悦凌从马来亚调来接任砂拉越政治部主任。

(189)1971年拉让江69座长屋伊邦人被逼迁入5 个“新村”

1971年8月 执政当局在第三省展开Ops Ngayau (猎头行动)、Ops Sarak (离婚行动)，对付拉让江流域武装抗争力量，把69座长屋6579名伊邦人，迁移到Nanga Skuau 、Nanga Jagau、Nanga Ngungun、Rantau Panjai、Nanga Tada 共5个伊班民族群众“新村”，以断绝武装抗争力量取得土著群众的支持。

(190) 1972年3月拉让保安司令部RASCOM 成立

1972年3月26日 拉让江流域被宣布为联邦特区，成立由首席部长雅谷、首席执行官詹文友、政治部主任袁悦凌 组成 RASCOM 拉让保安司令部，直接向首相负责，以强化行政机构，加强政治宣传。同时，加强军事力量，全面分割、围堵、追剿行动。在9月“誅达”行动前夕，首相拉扎克还亲自从吉隆坡打电话给砂拉越电讯局命令安排窃听定点电话，

(191)1972年8月黄纪作与林和贵在古晋海口区进行会议

1972年5月27日 黄纪作努力了4年，终于联络上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中队 。

1972年8月 黄纪作抵达古晋海口区端必腊与林和贵进行会议。这是继1965年坤甸9.19会议七年后的，几经曲折，才得以召开的北加**东西两部，第二分局与第一分局在一起的中央会议。会议没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加深彼此的矛盾。会议结束后，黄纪作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并决定设法到第三省和洪楚廷联络，可是经过一年的努力，仍然无法实现到第三省的目标。最后，在行进到接近成邦江时，面对内部和外部严重困难，终于在没有和中央其他领导进行商量决定的情况下，做出了与政府和平谈判的决定。

(192) 1972年9月 “诛达行动” 诗巫29位知名人士被捕

1972年9月22日 在诗巫开展 “诛达行动” (Operation of Judas)，援引《公安法令》一举逮捕包括律师、医生、绘测师、木材商、商家老板等多位拿督和一位丹斯里在内的29名富豪巨贾等知名人士，他们是：陈则颂、林恩洲、赵增荣、丁永超、郑传景、许如顺、丁仲敏、柳承彬、黄聿杰、许庆南、魏顺莲、郑元石、黄礼秋、叶立德、刘其凤、陈国侨、萧招冬、吴庆发、李培新、黄江涵、周振裔、何余厚、刘文华、何仕松、何有明、萧孝江、黄和顺(前国会议员)、许家栋、林鹏寿(MA63签署人之一)，以切断武装抗争力量在诗巫的经济来源及兵力的来源，和打击、削弱人民武装抗争力量的统一战线。

1973年初 在诗巫市和郊区 ，当局开展 Operation Putit 对付、瓦解了 9.30特工队 。

(193)1973年7月政治拘留者向《国际宽恕委员会》投诉

1973年7月6日 古晋六哩拘留营被拘留者写信向《国际宽恕委员会》投诉自1962年到1973年，十一年来被马来西亚当局 持续 毫无人道的迫害。

1973年8月27日 马来西亚国会通过《1973年宪法修正法案》，法案编号Act A206，并于同年8月30日获最高元首的御准。该修正案主要涉及国会下议院(Dewan Rakyat)席位的增加和分配规则的调整。

修正案取消了此前宪法中关于沙巴和砂拉越在国会席位中保持至少1/3比例(即总席位的三分之一强)的保障条款。这一条款原本是为了确保沙巴和砂拉越在修宪过程中拥有实质性的否决权(因修宪需国会2/3多数通过)，从而保护沙巴和砂拉越的特殊地位和权益。但1973年的修宪却强化了中央集权，沙巴和砂拉越的席位比例被严重稀释。

(194) 1973年10月20日 斯里阿曼和平谈判

1973年10月中旬，活动在第二省的北加人民军成员只剩下19名。在1968年底，黄纪作从第三省边区带一批人入第二省边区时，人数共约100名。经过前后近五年的波折斗争，损失巨大。特别是1971年起，在政府军不间断的进攻下，群众情绪的动摇和背叛出卖下，面对重重压力下，就不断的出现逃走、投敌和牺牲事件。因而，到了1973年情况已经十分恶劣。

从政府在1972年7月散发的传单中看到列有名单的以下数字：

投降人数41名：1·17战斗队6名，3·30战斗队30名，10·26战斗队5名。牺牲人数21名：1·17战斗队7名，3·30战斗队8名，10·26战斗队6名。两者总共有62名。从这些数字可看到，情况困难的程度。

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建交和签定友好关系协议谈判当中隐含着:中国须停止支持这些国家内的民族解放斗争(文铭权于1973年初通过特别渠道寄给黄纪晓的：《目前形势和我们任务》一文已明显说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要调整斗争策略)。这些事实已经不是个别国家或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由小气候到大气候的逐渐改变之中。

今天我们回顾当年内外现况来看，1973年10月，开展和平谈判的主客观条件是存在着的。但，当年和谈却发生在局部地区(单位)陷入困境下产生，由黄纪作主动和仅获得身边为数甚少的干部和同伴同意支持下的行动，这自然引起众多争议性。

1973年10月20日 北加里曼丹人民军主任兼政委黄纪作 与砂拉越政府首席部长雅谷和平谈判，在成邦江签订《斯里阿曼谅解备忘录》(详细内容可参看 附件 1 )。

当时，北加人民军和北加人民游击队共有744位指战员，在 “出多留少” 策略(洪楚廷提议，黄纪作同意)的指引下，于1973年至 1974年初，东西部共570人(占总数的76.6%)分批离开了部队。东部留下洪楚廷等122人，西部留下张亚华等52人继续坚持抗马武装斗争 (122 52 =174人占总数的23.4%)。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