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毡子到“苦闷的象征”——再论梁实秋君的《拜年》

近来又见着梁实秋君的宏文，这回倒不是谈“文学的性质”，却是谈“拜年”。题目是小了，气味却依然的熟识——仿佛从故纸堆与咖啡杯里，一同袅袅地散将出来。

倘使我记忆不错，梁君先前是主张文学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的，并且因为我等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便赏了我一项“资本家的走狗”的徽号，后来又因我添了“丧家的”和“乏”的定语，似乎很有些不平。然而看罢这篇《拜年》，我却又疑心起来：梁君所见的“人性”，莫非是专供雅人摩挲把玩的一种清供，至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过年时的一点热闹，甚或窘迫，是不配算在里面的。

梁君的笔是俏皮的。他说幼时拜年，须“穿上马褂缎靴”，见人便磕头，觉得是“活见鬼”;又说后来在台湾，见大家“咧着大嘴”，“如痴如狂，满大街小巷的行尸走肉”。这自然是“幽默”极了，也“清醒”极了。但我于此，却看出了别样的东西来：那红毡子上跪着的，不仅是幼时的梁君，实在是一整个礼教与阶级的架子;而那满街“行尸走肉”的，也未必真个是欢喜得发了昏，倒可能是别一种“无聊”与“苦闷”的奔窜——只是这“苦闷”的来由，梁君是不屑，或不愿深究的。

梁君是聪明人。他将这拜年的风习，归结于人们“闷得发慌”，是“苦闷的象征”。这话听起来是深刻的，仿佛触及了人心的共相。但我的拙眼看去，却觉得这“苦闷”二字，悬空得很。一样是“荒斋之内举目皆非”，老爷的“无望”与奴才的“无望”，是一回事么?一样是“街上跑跑”，雅人为的是“遣有涯之生”，那奔波求食者，又是为的甚么?梁君将一切浓淡不同的颜色，都用“人性”这一盆水洗淡了，于是便只剩下他所以为的“普遍”的滑稽与悲哀。这法子实在简便，既保全了自己的“清醒”与“幽默”，又将世上一切惨苦的、不平的、有棱角的声响，都轻轻地挡在“人性”这扇光滑的玻璃门外了。

我又记得，梁君文中不经意地提到“现在是战时”，“戒严法总动员法都还有效”。这实在是点睛的一笔。在这样的时候，爆竹声里是混着火药气的，拜年者拱着的手，或许昨日还攥着求生的号票。但梁君的感慨，却只落在大家“竟欢喜忘形，创造出这种形式的拜年把戏”。大约在梁君看来，战时的百姓，合该终日蹙着眉，做出忧国的样子，才算是知趣的。至于他们何以竟还要“胡闹”，以及那“胡闹”底下是否沉着更黑的悲哀，那是不必问，也不配问的。这正像一位阔人，看见饥民挖草根，不说他们为何饥饿，却责备他们吃相不雅，弄脏了泥土。

所以，一篇《拜年》，看是闲情偶记，实则旧病复发。其核心，仍不外乎用“普遍人性”的幌子，将社会具体而微的阶级相、时代相，巧妙地抽象掉、淡化掉。笔下嘲讽的是习俗，骨子里疏离的是大众;标榜的是清醒，实质上回避的却是战时现实更峻急的质问。这大约也是一种“乏”的表现：当更重大的题目无从谈起，或不愿谈起时，便只能在风习的皮毛上，施展其精致的讽喻了。这讽喻，对于坐在“雅舍”里的读者，自然是一种愉快的消遣;但对于在寒风中“拜年”也拜不出活路的人们，却未免隔膜得近乎残忍了。

末了，梁君说拜年是“苦闷的象征”，原是不错的。只是这“象征”，不应是那般飘渺空灵的人性装饰，而应沉重地落在地上，化为具体人间相：是老爷们酒足饭饱后的无聊，也是奴才们生计无着时的惶恐;是雅人逃避现实的清梦，更是众生在时代重压下那一点可怜而徒劳的、对“新年”的渺茫的希冀。然而梁君是只愿看见前者，并加以揶揄，而对于后者，他是闭上眼睛的。

闭了眼睛，便以为天下尽是这样可笑而可悲的“胡闹”。这看似的“清醒”，终究是另一种更深的“昏睡”罢。

—— 一九三四年二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