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拉越人民抗争大事（1826- 1990年）编年史 连载22

砂拉越人民抗争大事(1826- 1990年)编年史 连载22

反新老殖民 争独立自由(10-12)

(171)1965年初阿扎哈里邀请砂盟参加革命政府内阁

1965年初 汶莱人民党主席阿扎哈里(A.M.Azahari Mahmud)和砂拉越马来青年阵线领导人阿末再迪(Ahmad Zaidi)已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宣布成立“北加里曼丹合众国革命政府”(Pemerintah Revolusioner Negara Kesatuan Kalimantan Utara )。阿扎哈里任总理，阿末再迪任国防部长。根据当时北加里曼丹的革命形势，砂盟统战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革命政府。文铭权和阿扎哈里是老相识，和阿末再迪私人关系也不错，为了便于开展统战工作，所以砂盟中央决定还是让文铭权继续兼搞这项工作。应北加里曼丹合众国临时革命政府总理汶莱人民党主席阿扎哈里邀请砂盟派出3位代表参加内阁，他们都被委以重任：文铭权(化名杨亚文)任内政部长，叶存厚(化名李国安)任宣传部长，林广民(化名赖春)任财政部长。

(172)1965年3月文等以革命政府官员身份出席国际会议

1965年3月7日 北加里曼丹合众国革命政府 在印尼爪哇茂物(Bogor)附近的Cibulan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议决成立北加民族阵线。砂盟派文铭权、叶存厚、林广民、黄纪晓、杨柱中、钟桂文 代表砂盟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密切了砂盟与北加里曼丹其他革命组织的关系。

三邦各有多位代表出席，其中汶莱9位、砂拉越22位、沙巴4位，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奥(Soebandrio)、印共副主席印尼土改事务部部长(Nyoto)约多等出席了开幕仪式。

砂盟参加北加里曼丹合众国革命政府的工作后获得参加国际进步活动的机会。文铭权、叶存厚、林广民曾以北加里曼丹合众国革命政府官员的身份先后出席过“亚非团结会议”、“万隆会议十周年纪念大会”等重要的国际活动，并访问过加纳、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黎巴嫩、中国等国家。此外还和一些进步国家驻印尼使馆保持联系。与此同时，文铭权也和印尼**副主席约多和马共驻印尼办事处负责人余柱业建立了正常联系。通过这些活动，砂盟的活动空间更加扩大，为争取国际援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65年4月 阿扎哈里等北加代表团受邀参加有许多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十周年纪念活动。北加代表团会见了许多国家领袖和代表。

1965年5月 北加里曼丹代表团出席了在非洲加纳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会议。

1965年5月尾 北加里曼丹代表团访问中国。陈毅副总理接见代表团成员们。

1965年6月 由文铭权、阿扎哈里、叶存厚、林广明组成的北加代表团出席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亚非会议。由于会议中途发生政变，会议没有开好。九月初再前往参加同样会议。

(173)1965年华族 八千余人被逼迁入古晋三个“新村”

1965年6月27日 印尼 派26个志愿军袭击晋连路18哩警署，宁甘胞弟致死。砂拉越联盟政府进行 “铁锤行动” Operation Hammer 。原本吉隆坡马来西亚总警长和英军驻婆罗洲总司令要把第一省农村6万多华族，像马来亚那样全部迁移到 “新村”。在英籍高官John Pike、砂拉越政治部和警察总监强烈反对后，接受派克的意见，改为只把事发地区的1285华族家庭，共八千多人，迁入“新村”。

1965年7月 6日 在 “铁锤行动” 下，把15哩到25哩的所有华人逼迁到晋连路17哩、21哩、22哩 三个 “新村”。

1966年 打必禄 约70户家庭也被逼迁到 “新村”。随后，泗里街、民丹、诗巫 等地约30户华族家庭也被逼迁入 “新村”。

1969年 美里廉律地下联络站的范明华妈妈和三个妹妹也被逼迁到古晋 “新村”。

(174)1965年9月19日 砂盟中央扩大会议 成立北共

1965年9月17-19日 砂拉越解放同盟在印尼坤甸秘密召开中央扩大会议(简称“9·19会议”)。会议由文铭权主持，出席会议的除砂盟中央委员黄纪作和林和贵之外还增加了黄纪晓、叶存厚、杨柱中、贝文对、蔡瑞新、谢嫣素、刘顺胜、田云端、李玉兰等人。此次会议是自1962年砂盟遭受敌人严重破坏之后首次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了砂盟过去的斗争经验和教训，并讨论了在新形势下的奋斗纲领和斗争策略，对北加里曼丹革命工作做了全盘部署。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与会者一致认为旗帜鲜明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立北加里曼丹**的时机业已成熟，会议一致通过成立北加里曼丹**，解散砂拉越解放同盟，并委任文铭权、黄纪作、林和贵三人组成建党工作小组以具体负责此事。当时的想法是北加里曼丹**成立后即成为领导北加里曼丹革命斗争的最高组织。

“919会议”还决定文铭权除继续负责北加革命全局的指导性工作之外，暂时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叶存厚、林广民等同志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直接参加阿查哈里领导的北加里曼丹临时革命政府的筹建工作和争取国际援助。

文铭权把革命活动区域按实际情况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部分。西部是指砂拉越第一省和印尼接壤地区，由黄纪晓、杨柱中、谢嫣素、李玉兰负责领导，以杨柱中为首。

而东部则是指 砂拉越第二省及以东的所有边界地带，9.19会议决定在东部成立北加人民军，并计划将它逐渐建成武装斗争的大本营和党领导核心的驻地。会议决定派黄纪作、林和贵、贝文对、蔡瑞新先行到东部去开创这项工作。黄纪作为东部的主要领导者。

9.19会议决定把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扩建为三个支队，第三支队为主力部队和总部领导核心。第一支队活动在总部偏西的到阿桑山方向，第二支队活动在总部偏东的Balai Karangan地带，三个支队都在砂拉越印尼边区进行游击战。

1969年7月13日 林和贵、黄纪晓在古晋海口区，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改组为 「北加人民游击队」。

(175)1965年9.30政变 在印尼抗马队伍处生死存亡境地

1965年9月25日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 PGRS )在西加华莪举办一期军事训练。

1965年9月30日 印尼右派军人发动政变掌权，由苏哈多主导政局，随即大规模反共排华，对印尼共和支持者进行大逮捕大屠杀。砂拉越在印尼的武装抗马队伍面对恶劣的形势，处于生死存亡的困境。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由阿里芬马哈默德率领的北加里曼丹统一邦革命政府代表团， 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六周年国庆庆典和相关活动。1965年9月28日，文铭权、房月友、阿扎哈里夫妇与两个孩子及沙巴卡达山人等，随团离开印尼赴北京，准备参加中国国庆，及参与第一届亚非拉团结会议。9.30 政变后无法返回印尼，文铭权遂留驻北京。

当时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情报部长苏班德里约在苏哈多倒台后(2000年，85岁时)，撰写的回忆录：“我的证词--关于印尼9·30事件”中说：翁东是一位勇敢、没有政治野心，尽忠职守的将领。当他获知右派军官要策划政变来推翻苏加诺总统时，出于要保护总统而先发制人发动兵变。行动前，找到他认为会支持他行动的苏哈多，请求给予支持，可没料到苏哈多就是要推翻苏加诺总统的首要野心家。苏哈多表面上表示支持，答应调动其统领的后备队做策应，还唆使他杀掉七名将领(即被杀的六名高级将领和逃脱的纳苏帝安)，苏哈多借刀杀人，利用翁东，清除了他夺权的对手。

当六名将领被杀后，翁东部队就被苏哈多部队击垮瓦解，翁东被捕。1966年翁东与苏班德里约关在万隆芝玛墟监狱里，翁东将有关情节告诉了苏班德里约。1966年12月，翁东在被枪杀的前些日子，还相信苏哈多会念旧情，不会杀他，对苏班德里约说，苏哈多不可能背信弃义，他支持我发动兵变等。但苏哈多为了杀人灭口，非杀翁东不可，1966年12月的某一天，翁东被苏哈多杀害了。

约5年前，网络媒体刊载一篇文章，题为《1965-1966年美国指挥下的印尼大屠杀，》文章根据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文件而撰写的报导。文章说，在1965年10月1日苏哈多攫取大权后，就在美国领导人唆使下，调动军队和 “穆斯林”行刑队屠杀印尼数十万名工人、农民、学生。

(176) 黄纪作组建北加人民军 砂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始末

1965年10月初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在华莪设立代表机构。

1965年 10月5日 林和贵拒绝按照9.19会议战略部署到东部，却自行改为去西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

1965年10月26日 黄纪作在西加的Kapuas River 上游的马罗河 (Sungai Emballoh )中段叫马蒂努斯( Banua Martinus ) 地区的卡拉央，建立 北加里曼丹人民军Pasukan Rayat Kalimantan Utara (PARAKU)。成立自己部队之后，黄纪作即时派人开路进国内，以早日开展第三省武装自卫抗马斗争。

1965年11月初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约80位完成军事训练课程，从华莪前往双空

1965年11月下旬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成立，她是在1964年3月成立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基础上改编而成。人数约近200名。经调动后约还有180名，是个三支队中最强的支队，也是主力和总部所在处，建队时是驻扎在双空山地区。

第三支队指挥部成员及其具体分工：司令：杨柱中，政委：黄纪晓，情报：谢秀玲(谢嫣素)，医务：文军(叶瑟伫)行政：邓亚礼(刘月辉)，保安：庄其全、赖水，生产：李黎阳、温长江，民运：彭梦合、刘亚勇，宣教：陈如霞(陈金枕)、魏少川(黄祥明)，总务：文军(叶瑟伫)、黄声梓，贸易站：陈宗友。

1966年2月，叶存厚从雅加达抵达第三支队，后被委派加入总部领导层出任政委，原来政委黄纪晓改任副司令。2月下旬，总部会议决定为了反“围剿”斗争，需要设立一个前哨站(中间站)来配合总部的反“围剿”斗争(后来与印共合作，就在这个前哨站成立火焰山部队)。会议决定这个新设立的前哨站由黄纪晓负责，因而纪晓即离开了总部而前往执行。

第三支队成立的初期一段时间，主要的工作是训练、生产、民族工作等。1966年中，印马开始部署“围剿”，因而，就投入反“围剿”的斗争。

依据“9·19”会议决定，林和贵是调去东部工作的，但林和贵没有依据会议决定去东部，却突然来到西部的总部，引起杨柱中的不满。然而由于林和贵在党内所处的领导地位高于杨柱中，初始虽有不满，仍然尊重他，接纳他参与总部的领导工作。随着时日发展，彼此间矛盾不但没有消除，却引发更多的不满和猜疑，以致后来发展到严重的矛盾斗争而公开分裂。

1967年1月间，林和贵认为他不能继续留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于是在2月间，带了身边亲信一行人离开游击队总部，先到黄纪晓领导的前哨站逗留数日后去了坤甸。

1967年7月后，印尼军就开始对第三支队发动持续不断的进攻。

1968年下旬，由于受到印尼军的不断“围剿”追击，粮食非常困难。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队伍分成两部分转移。由黄祥明、林广民带一队先出发，途中多数人几经挨饿而死，或因饥锇无力反击敌人的进攻而被俘和牺牲。

到了1969年2月，大多数人已牺牲、饿死，少部分人被捕和遭土著杀害，只剩下30多名，这剩下的成员大半数人还是病号，行动非常困难，一些病弱者主动提出将他们放下以免影响大家的行动，但叶存厚、杨柱中不同意，声称：要死就大家一起死!2月底，叶存厚安排10位病弱者移到一个认为比较安全地方隐蔽，可是不幸在转移途中，中伏全部牺牲。

3月时，全队只剩下8位，即叶存厚、杨柱中、王美銮、曾永光、余秋兰、陈水和、陈梅枝和唐秀妹。

1965年3月25日上午10时左右，又遭印军的袭击。叶存厚、杨柱中英勇牺牲，剩下6名突围而出。几天后的一个早上又遭袭击牺牲了陈水和、唐秀妹;留下的4名转移到一块稻芭。这时曾永光跑不动了，留在一间小茅屋等候，三位去找木薯，又被袭击，陈梅枝牺牲，其余二位由于饥饿无力走不动而被捕，曾永光也被捕。他们三人被俘后，被关在印尼牢狱6年后被遣送回砂拉越。

(177) 北加里曼丹独立运动的国际统战至1966年中

1966年1月15日讯 受9.30政变影响不能返回印尼的北加代表团，参加了亚非拉三大洲82个国家和地区，在古巴哈瓦那举办的第一届亚非拉团结会议。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团长吴学谦会议在发言中，表示坚决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吴学谦引用了《哈瓦那宣言》里的一句话勉励与会代表们，《宣言》说：”革命者不应坐在家门口，等着看帝国主义的尸体抬过”。

3日至15日 亚非拉三大洲团结会议上，北加里曼丹代表也做了发言。《哈瓦那宣言》里也宣布坚决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15日，新华社哈瓦那还公布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北加里曼丹的名字在名单的中部。

1966年6月9日 毛主席接见了参加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的来自六大洲32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作家和朋友，北加里曼丹的代表文铭权也在其中。

1966年6月27日 ??? ?文铭权以北加作家的身份出席了在北京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有47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代表到北京与会。会议通过三个决议。决议其中之一，写到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反抗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自由的正义斗争。

(178)1966年8月 印马对抗结束 转为马印联合围剿

1966年8月11日 印尼外长马力克与马来西亚首相敦拉萨在雅加达签署和约，宣告对抗结束，共同追剿砂拉越抗马武装力量。随后，印尼进行代号为Operation Order的行动，立即开始对西加的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 进行围剿。

1966年8月下旬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扩大)会议通过反“围剿”斗争方案。

1966年底 叶存厚下令攻打印尼双空驻军。印尼军方调动大军，前往双空地区围剿砂拉越人民游击队。

1967年2月7日 在敌军“围剿”期间，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进行“批判会”

1967年2月17日 马印签署秘密军事协议，开展代号“ Operasi Sapu Bersih I 、II、III ”的军事行动, 开始联合围剿。

1967年2月底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决定派黄纪晓带领少数干部前往火焰山(以前称中间站)建立反围剿斗争前哨站，执行配合双空地区反“围剿”斗争。

在三年四个月(1963-1966)的马印对抗期间，印尼志愿军和正规军在砂印上千哩边界，尤其是在第一、二、三省边界，共爆发215场战斗，双方各有数百人死伤。马来西亚方面动用了50架战斗机和6个空军运输队、12架直升机、27营军队、16营炮兵、几十艘战船，和上万名英联邦士兵、海军突击队和辜加兵等。

(179)1967年火焰山部队成立 突击华莪空军基地军火库

1965年印尼九卅事件后，由于军人右派势力对印尼左派势力的血腥镇压，西加革命领导人梭菲安、彭任能、陈武侠总结了经验教训，虽然没得到印尼**中央的指示，但一致认为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必须把过去的合法议会斗争迅速转为秘密的地下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并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以自卫和反抗苏哈多政权的政治迫害。因此便开始准备“安点”通往山区的联络站。

西加革命工作者在昔邦联系上砂拉越搞后方工作的田云端、蔡国志、陈金发，通过他们联络到了在华莪的砂拉越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黄纪晓(黄汉)，于是便开始铺路工作。从坤甸到山口洋及其乡村都有几个秘密站，这是通往华莪必经的道路。另外在昔邦、丁加含、大树山、华莪、孟加影地区安排了好几位重要的工作干部，陈武侠(监狱牺牲)、郑武杰(王明)、苏拉民(孟加影牺牲)、树华(道房牺牲)、周淑芳(宋贡牺牲)、林文佳(老港牺牲)、陈鸿义(孟加影牺牲)、国平(昔邦牺牲)、钦胜、陈水新等也在紧锣密鼓开辟一条通往武装斗争的道路。

1967年4月6日 梭菲安和陈武侠(陈礼夫)，在华莪山区与砂拉越革命领导人林和贵、黄汉等第一次进行会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和决定。梭菲安说，现在(1967年)决定走武装斗争道路是根据印尼**中央政治局1966年《8.17声明》和1966年9月的《自我批评》纠正修正主义，做为依据的。

1967年4月16日 由于苏哈多反共反华浪潮越来越疯狂，于是梭菲安在火焰山基地发表关于西加华人的决策，其中指出：“西加华人要团结起来，联合砂拉越革命者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号召边区人民进行反围剿斗争。

1967年5月1日 梭菲安指示昔邦搞联络工作的王明、陈武侠上火焰山，与砂拉越领导人黄纪晓和林和贵进行更进一步商讨合作的具体事情。

会议决定：

一.成立西加砂拉越联合部队即“火焰山部队( Pasukan Gunung Bara),建立火焰山基地。

二.军事方面由砂拉越负责。

三.成立宣传组。

四.后勤工作互相配合。

五.成立联合指挥部，黄汉为司令。

六.地方和内部工作各自处理。

总部：司令员黄汉、梭菲安(以后牺牲)，

政治部主任: 黄坤涵(病逝)、

火焰山部队西加属下支部书记：林英、

文宣部负责人：老何即何松林(砂拉越人朱云辉 以后牺牲)、和西加的林英、

火焰山部队连长：刘晓(砂拉越人刘顺胜 以后牺牲)、排长乔治、鲁成(砂拉越)等、

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西加 后牺牲)、陈山、方达(砂拉越 后牺牲)，副队长：山佐约(西加)，

医务组长：砂拉越的白山(牺牲)、干达(牺牲)、美娜(牺牲)，西加方面是山英和红云(牺牲)还有几个爪哇人阿曼(以后牺牲)、阿山(以后牺牲)、哈山(以后牺牲)等协助梭菲安搞民运工作。

还有警卫队、运输队、生产队、侦探队、群工队等。

火焰山部队队员，他们都是因反对苏哈多政治迫害而走到革命队伍中来，并自愿来参加武装斗争的。他们大部分不是党员，但都是积极的革命者。

火焰山从名称上好似燃烧得非常炽热的山，但那是象征着炽热的革命烈火之地。其实这地区倒像是冰山雪地，经常下雨，很少见到太阳。那里生长着许多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要四、五个人才围抱得过的大树，仰望树梢是参天般的绿叶遮盖着，看不到天空，所以气候非常寒冷。白天洗澡仅跳进溪里去浸一下，就要马上穿衣，晚上更冷得想要烤火。为了激发同志们革命信心，所以取名为“火焰山”。

1967年7月15日 午夜 火焰山联合部队突击山口洋华莪空军基地军火库，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1967年8月30日 陈武侠被派去孟加影并成立830部队，830部队也曾几次与印尼军方驳火。

1967年10月13日 火焰山保安站驳火事件，印尼军方死伤二十多人，火焰山部队伤一人。

印砂火焰山联合部队(715部队)与孟加影(830部队)及西加革命者在随后的13年武装抗争中，共牺牲了苏拉民、艾芬迪、小梅、乌拉、翠燕、郭正老伯等一百多位同志。

“火焰山”基地总部队员大约一百多人，分别住在三个大营房，围绕着中间居高处的一个营房，这里是总部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处所，营房中间是梭菲安寝室所在，有一个工作桌，桌上有收音机和打字机，梭菲安经常坐在这里工作、看书，晚上便点上树油脂(darma)。

地板是部队队员砍来的圆小树，用藤绑上，铺上用长叶编织成的草席。一个厨房，炊事员在这里煮大锅粥。山下边两个大营房是战士们的驻扎地。从营房走下坡便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战友们在这儿冲凉洗衣，喝这清清的泉水。

白天大家执行各自的工作任务，每天晚上西加队员由西加文宣部林英领导展开学习，读毛主席著作或红旗报、政治文章，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山里没有汽灯，只点上达尔马(darma)树油脂来照明，油脂树在大山里才有，只要砍了一个缺口，就能流出很多粘粘的树脂，碰到空气就变成洁白硬块的结晶体，晚上就用油脂代蜡烛，在油脂光下学习看书，游击队员行军到别处也经常携带它当照明灯用。

我们在火焰山附近不远处开辟有稻芭，种上了一大片的稻禾。队员们经常轮流到稻芭拔草。因为处在大森林中，因此这里暂时还是安全区。

最初大批白区来的队员吃一碗稀粥还能支持，以后粥加树菇。根据有经验的战友说，只要树菇上有虫就不会有毒，我们的粥上都浮着无数的小虫，但大家都不在乎虫了，只要有得吃。男队员食量大，当然这一盘稀薄的粥一下子就消化完了，饿得饥肠辘辘的坚持着，他们有的便在运输或出外的时候找其他可下肚子的东西，榴莲核、蘑菇、野菜等，其中有山蒜米，大树上结着的小颗圆圆的山蒜，像蒜米的味道，他们因吃了山蒜子中毒，有的中毒后经抢救能活过来，但有的同志却因肚子胀痛而牺牲了。

除了领导人背AK和CEME外，女队员一般上有小型的士登(Sten)冲锋枪，男队员大部分是步枪，有的还没有枪。大家背着枪去背粮食，去稻芭，行动比较困难，但还是坚持枪不离身。

1967年10月13日 火焰山基地保安站驳火事件发生后，稻芭和火焰山也相继暴露了，队员们在梭菲安和黄汉的领导下，转移到更高的“老何站”。老何站原有另一班队员的营房，再撤退到最高的“长凳栋”，这里的山居高临下，有一千多米高，山上只有狭窄的山顶，就在险要的顶点挖一个个能蹲着打的战壕，以迎接围剿的印尼苏哈多军队。

苏哈多军逐渐摸到总部的驻扎地，火焰山生产地还未收获就被军人发现了，虽还没来此地进行大围剿，但因缺乏粮食，要维持上百人的部队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梭菲安把大队分成小组，由各小队长带队在森林里坚持，跟军人捉迷藏。但群众被迫害和逼迁，我们失去了群众，没有了后续粮食来源，游击队无法进行长期反围剿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周转后，梭菲安总结经验，认为继续这样被动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保存和发展实力重整旗鼓，部队必须化整为零。

1969年1月份 西加、砂拉越两股合一的部队终于分手了，黄汉(黄纪晓)带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离开火焰山，帶部队开回砂拉越第一省坚持斗争。

1969年 西加方面把生病的同志送回第三阵地王明站，其他的同志分批撤回白区。在转移时，一名叫“战地”的叛徒，在长凳栋趁晚上队员们睡觉时，持枪对队员们扫射，这组队员有的被他扫射死，有的逃脱了。西加的其他个别小组尽量避开军人的围剿，也撤到第三站昔邦、木杆。经过长途跋涉、越过重重困难，终于再回到沿海区。重整旗鼓后，重新投入人民中搞群众工作。主要干部被分配到卡江( ulu Batang Kapuas )达雅地区，开展达雅族群众工作。

1970年 游击队员们全脱下军装，重新走进白区搞群众工作。梭菲安在警卫员的保护下，也转移到白区乡村隐蔽，把火焰山部队保存下来，并组织警卫队秘密在农场一带山区周转。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