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序 言

照作者的原定计划，本书的任务是要详细发挥《从何着手?》 (1901年5月《火星报》第4号)一文中所发表的那些思想。我们应当首先向读者致歉，在那篇文章中所许的诺言(这些诺言在答复许多私人询问和信件时也一再重复过)履行得太迟了。这样迟缓的原因之一，是去年(1901年)6月间曾经试图把所有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当时自然应当等待这次尝试的结果，因为这次尝试如果成功，我们也许就要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火星报》对于组织问题的观点;无论如何，这样的成功可以保证很快消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种派别的现象。读者知道，这次尝试结果失败了，而且，正象我们在下面将要竭力证明的那样，《工人事业》杂志在第十期上重新转向经济主义以后，这次尝试也不能不失败。同这个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但因而也就更为牢固并能在各种形式下复活起来的派别作坚决的斗争，已经是绝对必要的事情。因此本书的原定计划，也就有所改变并且大大地扩充了。

本书的主题，本来应当是《从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个问 题，即我们的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我们的组织任务，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的计划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作者早已感觉兴趣，还在一次试图使《工人报》 复刊(历次尝试都没有成功)的时候(见第五章)，就想在这个报纸上提出这些问题 了。但是，原定计划，即在本书中只分析这三个问题，并且尽可能用正面叙述方式说明自己的观点，而不采用或者几乎不采用论战方式的计划，由于下面两个原因而根本无法实现。一方面，原来经济主义比我们所设想的要顽强得多(我们所用的经济主义这个词是广义的，在1901年12月《火星报》第十二号上发表的那篇可以说是定出了本书大纲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的文章已经说明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明显，对于解决这三个问题所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根本对立，而不是由于什么局部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经济主义者看见我们在《火星报》上实际宣传我们的观点而表示茫然不解，这显然说明我们往往简直是各讲各的话，如果我们不从头讲起，便什么也不可能讲清，所以必须作一次尝试，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来就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一切根本之点，向一切经济主义者作一番系统的“解释”。于是我就决定作这样一次尝试，来“解释”一番，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会使本书的篇幅大大增加，并且使出版日期推迟，但是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履行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所许的诺言。所以，除了为出版迟缓致歉之外，还要为本书文字修饰方面的很多缺点致歉，因为我不得不非常匆忙地写作，而且经常被其他各种工作所打断。

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仍然是本书的主题，但是我不得不从两个比较一般的问题谈起：为什么像“批评自由”这样一个“无害的”和“正常的”口号，对我们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的信号?为什么我们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对于群众自发运动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都谈不拢?其次，本来是要叙述我们对政治鼓动的性质和内容的观点，现在则变成了说明工联主义政治与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本来是要叙述我们对组织任务的观点，现在则变成了说明经济主义者认为满意的手工业方式与我们认为必须建立的革命家组织之间的区别。再次，人们用来反对全俄政治报“计划”: 的意见越是没有根据，人们越是不从实质上回答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问题，即我们怎样才能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组织的问题，我也就越是要坚持这个“计划”。最后，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希望指明以下几点：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来防止同经济主义者完全决裂，但是这一决裂毕竟成了必不可免的事情;《工人事业》杂志已经具有一种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作用，因为它最充分和最突出地表现出来的不是彻底的经济主义，而是那种构成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一个整个时期的特点的混乱和动摇;所以我们同《工人事业》杂志进行的初看起来似乎是过分详细的论战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彻底结束这个时期，我们就不能前进。

尼·列宁

1902年2月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一)什么是“批评自由”?

“批评自由”——这显然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党人同民主党人彼此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争论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援引批评自由，初看起来，简直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奇怪的事情。难道在先进政党中间，有人声言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证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那个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的局外人，一定会这样想：“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吧!”“这个口号大概是一种暗号，像外号一样，用成了习惯，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其实，谁都知道，现代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了 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有时炽烈起来，火焰腾腾;有时又静息下去，在动人的“休战决议”的灰烬下面阴燃着。对“旧的、 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伯恩施坦已经十分肯定地讲明，米勒兰已经十分肯定地表明了。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头头是道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布“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象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等等。

于是，人们在要求由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时候，也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来，无论在政治讲台上或在大学讲坛上，无论在很多小册子中或在许多学术著作里，都已经进行了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既然几十年来，一切出身于有教养的阶级的青年，都有系统地受到了这种批评的教育;所以社会民主党中的“新的批评”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个派别，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

其次，如果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批评和政治欲望还有什么人不明白，那么法国人已经设法把“新方法”具体表明了。法国在这一次也证明了它真是不愧享有历来的名誉，即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它的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结局总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彻底”。(见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写的序言)法国社会党人并不谈什么理论，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在民主制方面具有比较发展的政治条件，所以他们能够立刻转到有其种种后果的“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上去。米勒兰做出了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难怪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都来极力为米勒兰辩护，并且对他大加赞赏了!的确，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公开承认这一点的勇气，那末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民主制实质上就是消灭阶级统治，那末社会党人阁员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合作的言词来博得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呢?他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宪兵屠杀工人的行为已经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阶级民主合作的真谛之后，仍然留在内阁中呢?他又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参加向那目前恰好被法国社会党人叫做绞架、鞭子和流放所(knouteur，pendeur et déportateur)专家的沙皇致贺呢?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名誉扫地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这种社会主义意识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的却只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听起来颇为响亮的草案，这种改良真是微小到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些!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晴，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服装，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是人们曾经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最富有抢掠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劳动者。现在所使用的“批评自由”一词，也含有同样虚伪的内容。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了。而现在高喊“批评自由万岁!”，这太象那个关于空桶的寓言了。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崎岖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行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叫喊道：让我们大家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呵!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呵，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向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向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向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最近(第10期)郑重其事地提出的正是这个口号(“批评自由”)，并且不是把它当做理论定理，而是当做政治要求，即为回答“能不能把那些在国外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这一问题而提出的。它说：“要达到坚固的统一，就要有批评自由。” (第36页)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两个十分确定的结论：1. 《工人事业》杂志维护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2.《工人事业》杂志要求机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有活动的自由。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个结论。

《工人事业》杂志“特别”不喜欢的，就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爱作预言，说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必将决裂”。

《工人事业》杂志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写道：“我们觉得，关于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有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说法，根本就是一种肤浅的历史比拟，从马克思主义者笔下写出这样的话来，是很奇怪的，因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并不是像历史学家-思想家可以想象的那样，代表着彼此不同的气质或思潮，而是代表着彼此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一方面是中等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却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这整个运动，它的一切<着重号是波·克里切夫斯基加的>派别，包括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在内，都是站在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第32—33页)

好一个大胆的断语!波·克里切夫斯基是否听见过早已有人指出的那件事实，即正是由于近年来有“学士”阶层广泛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施坦主义才非常迅速地传布开来呢?而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位作者究竟根据什么理由断定说“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也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呢? 这是不得而知的。他这种坚决维护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的说法，是没有拿出任何论据和理由来加以证明的。作者大概以为，他既然是在重复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关于自己所讲的话，那么他的断语也就无须证明了。但是，判断整个派别时竟以该派别的代表人物关于自己所讲的话为根据，这难道不是再“肤浅”不过的吗? 他随后所说的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甚至绝对相反的类型或道路的“说教”(《工人事业》杂志第34—35页)，难道不也是再肤浅不过的吗?你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承认完全的批评自由，法国人却不承认，而正是他们的例子充分表明那种“不肯容忍的害处”。

我们对此回答说：正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表明，那些简直是“按伊洛瓦斯基方式”来观察历史的人，有时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些人的意见，要解释德国社会党的一致和法国社会党的涣散，完全不必去考察两国历史的特征，不必把军事的半专制制度和共和的议会制的条件加以对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后果，不必把两国经济生活以及经济发展的情况拿来对比，不必提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空前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历史上空前努力的斗争——不仅反对理论上的错误(米尔柏格、杜林、讲坛社会主义者)，而且反对策略上的错误(拉萨尔)的斗争——同时发生的事实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法国人互相争吵是因为他们不肯容忍;德国人彼此一致是因为他们都是些好孩子。

你看，用这种极端深奥的议论就“避开了”一件事实，一件完全推翻了维护伯恩施坦主义者的言论的事实。伯恩施坦主义者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历史经验才能给予最后的彻底的解答。因此，在这一点上有最重要意义的正是法国的例子，因为只有法国的伯恩施坦主义者曾经在自己的德国同道们的热烈赞助下(而且有几分是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热烈赞助下——参看《工人事业》杂志第2-3期合刊第83-84页)，试图独自站稳脚跟。这种援引法国人“不肯调和”的言论，除掉有其“历史的”(诺兹德烈夫式的)意义之外，就不过是企图用气愤的话来抹杀很不愉快的事实罢了。

而且，就连德国人我们也还根本不打算奉送给波·克里切夫斯基及其他许许多多“批评自由”的拥护者。“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所以还能见容于德国党内，只是因为他们服从那个坚决摈弃伯恩施坦所作的种种“修正”的汉诺威决议，以及那个虽带有很浓厚的外交意味、但是对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警告的卢卑克决议。至于从德国党的利益上看来，这种外交式的态度适当到什么程度，当时坏的和平是否胜过好的争执，这固然是个还可以争论的问题，总之，在评价拒绝伯恩施坦主义的这种或那种方法是否妥当时，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德国党曾经两次拒绝伯恩施坦主义，这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认为德国人的例子证实了“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站在无产阶级争取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这一说法，就是完全不懂得现在有目共睹的实际情况。

不仅如此。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讲过的，《工人事业》杂志还向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求“批评自由”，并且为伯恩施坦主义辩护。大概它是认为我们这里有人冤枉了我们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主义者吧。究竟是冤枉了谁呢?是谁冤枉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究竟冤枉的是什么呢? 关于这些问题，《工人事业》杂志始终避而不谈，没有一次提起任何一个俄国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主义者!这里我们只能假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被人冤枉的不是别人，正是《工人事业》杂志自己(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工人事 业》杂志第十期上两篇论文中，都只讲到《曙光》杂志和《火星报》冤枉了《工人事业》杂志)。如果是这样，那么始终坚决否认自己同伯恩施坦主义有任何一致之处的《工人事业》杂志，不替“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和批评自由说话，就不能为自己辩护，这种怪事应当怎样解释呢? 或者被人冤枉的是什么第三者。那为什么又不肯说出这第三者究竟是谁呢?

由此可见，《工人事业》杂志还在继续玩那种从它一创立起就开始玩的(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捉迷藏的游戏。其次，请你们看看第一次实际运用被赞美的“批评自由”的情形吧。其实，在运用这个“批评自由”时所立刻表现出来的不但是缺乏任何批评，而且根本缺乏任何独立的判断。正是这个把俄国伯恩施坦主义当做暗疾(照斯塔罗维尔的中肯的说法)隐瞒起来的《工人事业》杂志，现在却主张简单地照抄一张专治德国型的这种病的最新德国药方来医治它!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甚至更坏，是猴子式的模仿!现代国际机会主义的同一的社会和政治内容，依各国的民族特点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态。在某一个国家里，一批机会主义者早已独树一帜;在另一个国家里，机会主义者忽视理论，而在实际上实行着激进社会党人的政策;在第三个国家里，革命政党的一些党员投奔到机会主义营垒中去，他们不是进行维护原则和维护新的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采取渐渐地、悄悄地、可以说是不受处分地败坏自己的党的办法，来竭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第四个国家里，同是这种倒戈分子，在黑喑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动和“不合法”活动的相互关系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运用着同样的方法等等。说什么批评自由和伯恩施坦主义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统一起来的条件，却不分析俄国伯恩施坦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和产生了怎样特殊的结果，——这就等于是，说了话是为的什么也不说。

现在就让我们把《工人事业》杂志所不愿说出来的(也许是它所没有能够了解的)东西，简单地说明一下吧。

(三)俄国的批评派

俄国在这一方面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自发工人运动一开始发生和先进舆论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就有各种显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陈腐的社会政治世界观)。这是指“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蜜月时期而言。一般讲来，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这种现象发生的可能，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在一个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制度国家里，在凶恶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任何一点政治不满情绪和反抗表示都肆意摧残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然打开了一条出现于受检查的刊物上的道路，而用来说明这个理论的语言虽然是伊索寓言式的，但终究是一切“感觉兴趣的人”都可以理解的。政府只惯于把(革命的)民意主义的理论当做危险的理论，却照例没有发觉这一理论的内部演变过程，而欢迎一切对这个理论的批评。等到政府醒悟过来的时候，等到书报检查官和宪兵这支笨重的军队终于发觉了新的敌人而加以攻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不少的(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计算)时间了。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一本又一本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相继创办起来了，大家都纷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来奉承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献殷勤，出版家因为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畅销而兴高采烈。于是，在为这种气氛所迷惑的新起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自然也就出现了不少“趾高气扬的作家”……

现在，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个已经过去的时期了。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国的刊物上面盛行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是因为极端分子同十分温和的分子实行了联盟。实质上，这些温和分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这个结论(由他们后来的“批评”发展过程所显然证实了的这个结论)还在“联盟”完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

既然如此，那末后来那种“混乱状态”，是否应当由那些同后来的“批评派”实行过联盟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负担最大的责任呢?从过分死板地观察问题的人们那里，往往可以听到这样的问题以及对于它的肯定的回答。可是这些人是完全不对的。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甚至同不可靠的分子实行暂时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不实行这样的联盟，就不能存在。而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联合，乃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次实行的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我们所以能非常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起来，也就是因为我们实行了这个联盟。同时，缔结这个联盟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证据就是1895年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掉的马克思主义文集，即《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假使我们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字上的协议可以比做政治联盟，那末这一本书也就可以比做政治条约了。

破裂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同盟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恰恰相反，资产阶级民主派，正是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天然的同盟者，因为俄国的现状把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使社会主义者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的对立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向往的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评”派，却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要求逐渐实行细小的改良的“现实主义的”斗争。这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权，因而也就是否认它的生存权，是完全一样的;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在这种条件下，破裂自然是必不可免的。可是，由于俄国有它的“独特”之点，所以这个破裂也就只是简单地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从大家最容易看到的、传布最广的“合法”刊物上消失而已。在这种刊物上，“前马克思主义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树起了“批评的旗帜”，几乎取得了“谴责”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反对正统”、“批评自由万岁”的口号(现在《工人事业》杂志所不断重复的口号)，立刻成了时髦的字眼，这种时髦的东西竞使书报检查官和宪兵也抵挡不了，例如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伯恩施坦的一本书就有三种俄文版本出现，祖巴托夫也极力介绍伯恩施坦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等人的著作(《火星报》第10号)，这些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担负着一个本来就很困难、又因纯粹外部的阻碍而变得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同新的思潮作斗争的任务。而这个思潮不仅表现在刊物中。随着人们的转向“批评”，那些做实际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也随之倾心于“经济主义”。

合法的批评和不合法的经济主义彼此间的联系和互相依赖关系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专门写一篇文章来分析。这里我们只需要指出显然存在着这种联系就够了。赫赫有名的《信条》所以博得了那种应有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它坦白地表述了这种联系，而且吐露了“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是让工人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有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溶合起来作政治“斗争”。“在人民中间”进行的工联主义工作，是履行这个任务的前半部，而合法的批评则是履行这个任务的后半部。这种论调成了反对经济主义的一个极好的武器，所以，如果没有《信条》，也应当杜撰出一篇《信条》来。

《信条》并不是杜撰出来的，但是它的公布却是没有得到它的作者们的同意，也许，甚至是违反了它的作者们的意愿的。至少参加过将这一新“纲领”公诸于世的本书作者己经听到过一种怨言和责难，说不应该把发言者用来归纳自己的观点的一种草稿复制散发，冠以《信条》的名称，甚至还同一份抗议书一起刊印出来!我们所以要讲到这段情节，是因为它揭露了我们的经济派害怕公开发表的那种耐人寻味的特点。这正是整个经济派的特点，而不只是《信条》的作者们的特点，因为表现出这种特点的，有最坦白最热诚地拥护经济主义的《工人思想报》，有《工人事业》杂志(它因人们把“经济主义的”文件在《向导》中发表出来而表示愤慨), 有基辅委员会(它在两年以前也曾经不愿意让人把它的《宣言》 连同那篇反驳它的论文一起登载出来)，还有许许多多单个的经济派分子。

拥护批评自由的人有这种害怕批评的表现，这并不只是他们在玩弄狡猾手腕(虽然毫无疑问，他们有时也非耍一点狡猾手腕不可，因为把还没有巩固的新派别的萌芽暴露出来让敌人攻击，是很不合算的!)。不，大多数经济主义者确实是抱着恶意来看待(并且按经济主义的实质来说，他们也应当这样来看待)一切理论上的争论、派别的分歧、广泛的政治问题、把革命家组织起来的方案等等的。“让侨居国外的人去干这些事情吧!”——一个相当彻底的经济主义者有一次这样对我说过，而他这句话是代表一种非常流行的(而且又是纯粹工联主义的)意见的：我们的事情就是管我们这个地方的工人运动、工人组织;至于其余的事情，都是学理主义者虚构出来的东西，都象《火星报》第十二号上发表的那封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杂志第十期异口同声地所说的那样，是“夸大思想的作用”。

试问，既然俄国的“批评派”和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有这样的特点，那么凡是不仅口头上反对机会主义，而且愿意真正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应当担负起什么样的任务呢?第一，应当设法恢复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而现在又落到不合法的活动家肩上的理论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运动就不能顺利发展。第二，必须积极反对严重地腐蚀人们意识的合法“批评”。第三，必须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企图。

无论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或第三件事，《工人事业》杂志都没有做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往下便要从各方面来详细地说明这个尽人皆知的真实情况。现在我们只想指出，“批评自由”这个要求同我们俄国的批评派以及俄国的经济派的特点，处于怎样一种极端矛盾的状况。其实，看一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用来肯定《工人事业》杂志观点的决议就行了：

“为了促进社会民主党今后思想上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党的刊物上自由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只要这种批评不同这个理论的阶级性质和革命性质相抵触。”(《两个代表大会》第10页)

理由就是：决议的“第一部分是与卢卑克党代表大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决议相符合的”……“联合会派”由于头脑简单，竟未觉察到他们这样抄袭就是证明他们自己思想贫乏到了极点! ……“但是……决议的第二部分却比卢卑克党代表大会更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

既然如此，“联合会”的决议就是反对俄国伯恩施坦主义者的了?否则援引卢卑克党代表大会，岂不是十分荒谬!然而，要说这个决议“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那是不正确的。德国人用自己的汉诺威决议逐条拒绝了的，正是伯恩施坦所作的那些修正;而在卢卑克决议中，则对伯恩施坦个人指名提出了警告。而我们的“自由的”仿效者，却对俄国“批评派”和俄国经济派所特有的任何一种表现都只字不提;既然对这一切避而不谈，那么空空洞洞地说什么理论的阶级性质和革命性质，就只是要留下更多的曲解的余地，——何况“联合会”还不愿把“所谓经济主义”看做是机会主义 (《两个代表大会》第8页，关于第一条)。但这还只是顺便说说而已。而主要的是，机会主义者对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在德国和在俄国是完全相反的。大家知道，德国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即大家都熟悉的、已经由几十年的经验详细阐明了的原有的纲领和策略。“批评派”想加以改变，但由于这个批评派只是一个很小的少数，而他们的修正主义企图又很怯懦，所以党内大多数在反对“革新主张”时只是干脆把它拒绝了事，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我们俄国，却是批评派和经济派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批评派”希望大家继续把他们当做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保证他们在各方面享受过的那种“批评自由”(因为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党的联系，并且我们也没有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能“限制”——哪怕是用规劝的方法也好——批评自由的党机关);经济主义者要革命者承认“现时运动的正当性”(《工人事业》 杂志第10期第25页)，即承认现存的东西的“合理性”;要“思想家”不要企图使运动“脱离”那条“由各种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火星报》第12号上所载的那封《来信》);要大家承认只有进行“工人在当前条件下唯一可能进行的”斗争才是适当的，要大家承认只有“工人们目前实际进行的”斗争才是可能的(《<工人思想报>附刊》第14页)。相反，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种崇拜自发性，崇拜“目前”现有的东西的态度表示不满;我们要求改变近年来所流行的策略;我们声明说，“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火星报》出版公告)。总之，德国人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拒绝加以改变，而我们却要求改变现有的东西，反对崇拜这个现有的东西以及同它调和的态度。

这一个“小小的”区别，我们的“自由的”抄袭德国人决议的专家们也根本没有觉察到!

(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这是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惩罚”，——这就是《工人事业》杂志社中那些捍卫“批评自由”的骑士们所拼命攻击的敌人。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当然极表欢迎，不过我们还主张再提出一个问题：

谁当公断人呢?

我们面前有两个刊物出版公告：一个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的定期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的纲领》(《工人事业》杂志第1期单张)，另一个是《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两个文件都标明是在1899年公布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早已显现出来了。而我们看到的，又是些什么呢?第一个文件丝毫没有指出这个现象，也没有确切说明新的机关刊物对于这个问题所打算采取的立场。关于理论工作及其在目前的迫切任务问题，无论在这个纲领中，或在1901年“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对于这个纲领的补充条文中(《两个代表大会》第15-18页)，都丝毫没有提到。在这整个时期内，《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始终都把理论问题置诸脑后，虽然这些问题是全世界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

与此相反，第二个文件首先就指出了近年来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减弱的事实，坚决要求“密切注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方面”，并号召大家“无情地批评”我们运动中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倾向以及其他反对革命的倾向”。已经出版的几期《曙光》杂志，表明了这个纲领的执行情况。

由此可见，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在理论思想发展方面的冷淡和无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全欧洲的普遍现象(这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早已指出了的现象)：赫赫有名的批评自由，并不是以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衷态度和无原则性。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杂志得意洋洋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 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而且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论述哥达纲领的那封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就在那封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所抱的折衷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可以缔结条约，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减弱理论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米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起来，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的其他各种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危险的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恰恰相反，正是在最近时期，可以看到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活跃起来了(这是阿克雪里罗得早已向经济主义者预告过的)。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毫无远见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还不曾担负过的民族任务。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这个任务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群光辉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

现在让我们引证一下恩格斯1874年谈到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意义问题时所发表的意见吧。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像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与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他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所作的指示，从现代各种问题和争论的观点看来是非常有教益的，因此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我们从那部早已成了非常罕见的珍本书的《德国农民战争》的序言中，摘引很长一段话而埋怨我们：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

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阶级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 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加给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

……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同样地前进，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恩格斯果然料中了。几年之后，德国工人遇到了意外严重的考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德国工人确实是有充分准备地迎接了这次考验，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这次考验。

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更加无比严重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即七十年代的革命家们那种无比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的称号。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