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需要官僚

原标题：The Left Needs Bureaucrats

作者：Ned Resnikoff

出处：https://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the-left-needs-bureaucrats/

译者：莫湘雨

随着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入主瑰西园(Gracie Mansion，纽约市市长的官邸)，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现已成为美国最大市政机构的首席执行官。这意味着他要监管大约30万名员工的日常工作 。这些员工大多是政治学家迈克尔·李普斯基(Michael Lipsky)所说的“街头官僚”：教师、消防员、警察、公交车司机以及其他因工作需要与民众频繁直接接触的人员 。但所谓街头官僚也包括在幕后以及市政府高层工作的城市规划师、经济学家、分析师和行政人员：这些人负责制定城市预算、研究交通模式、管理拨款和激励项目 。

正是后一类公务员将肩负重任，沿着马姆达尼及其任命的人员所指引的方向来改造臃肿的市政府机器 。在纽约市推行下水道社会主义(Sewer Socialism)，多半将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技术活。这时就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团队来完成这项事业。

很难预测马姆达尼作为一名行政官员的表现将会如何。但令人欣慰的是，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比他更有管理大型官僚机构经验的人。其过渡团队的联合主席包括拜登任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可汗(Lina Khan)，以及三位前副市长。在竞选期间，他特意向经验丰富的公务员征求意见，例如前纽约市交通局局长珍妮特·萨迪克-可汗(Janette Sadik-Khan，与前者无亲属关系)和前环卫局局长凯瑟琳·加西亚(Kathryn Garcia)。


马姆达尼的“内环”

另一个积极的迹象是，马姆达尼似乎激励了一大批支持者加入公务员队伍。选举刚过去两天，他的过渡团队就启动了一个门户网站来征集市政工作的申请。他们报告称在24小时内就收到了2.5万份简历。

这对纽约市和左派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民主社会主义在全国的信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姆达尼作为市长的表现。而且还因为有他以及追随他进入公共服务的支持者作为榜样，可能有助于将美国左派从其最有害且最顽固的知识倾向之一中解放出来 。

马克·邓克尔曼(Marc Dunkelman)在其新书《为什么一切都行不通》(Why Nothing Works)中，将这种倾向称为“杰斐逊式进步主义”(Jeffersonian progressivism)，即更倾向于“权力下放”，而非采用“汉密尔顿式”(Hamiltonian)策略，即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机构来服务于进步目标。杰斐逊式与汉密尔顿式的二元对立虽然有些简单粗暴，但确实揭示了美国左翼内部的某种真实存在的矛盾。一方面，左翼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来监督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再分配计划，以实现其愿景。另一方面，左翼思想中也存在一种倾向，即拒绝任何具有等级制度、中央集权、正式规则以及通过非共识决策色彩的事物。一些左翼人士在这两种迫切需求之间艰难地寻求妥协;而另一些人则选择拥护其中之一 。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从左到右）

马姆达尼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左翼的知名人物，尤其是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都对国家权力和公共行政的运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但受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以及其他新左翼柱梁所影响的左翼反官僚主义派别依然活跃且生机勃勃 。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右翼的反官僚势力便开始在联邦政府内部横冲直撞。最糟糕的时期是在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半官方机构政府效率部(DOGE)短暂存在时。2025年2月，当时的马斯克(某种程度上算是美国的影子总统)宣布，联邦雇员必须写一封电子邮件说明他们上周的工作内容，否则将立即面临解雇 。其潜台词是，马斯克认为大多数联邦公务员每周都无所事事;此前，DOGE的一封邮件曾鼓励公务员“从公共部门低生产力的岗位转向私营部门高生产力的岗位”。(这并不意味着马斯克认为所有私营部门的工作都具有内在生产力;在加入特朗普政府之前，他声称曾使用类似手段裁掉了Twitter/X公司80%的员工。)

尽管马斯克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他自身的反官僚政治中确实蕴含着一些新左派的基因。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和安迪·卡梅伦(Andy Cameron)在1995年的论文《加州意识形态》(The Californian Ideology)中首次探讨了新左派与最终演变为科技寡头的那种反动现代主义之间的联系。该文将这种意识形态描述为“嬉皮士无政府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奇异混合体，并辅以大量的技术决定论”。他们认为，新兴硅谷科技产业的主流文化是新左派的反建制、反主流文化倾向与右翼对工业巨头崇拜之间的一种跨意识形态融合。而将这些元素粘合在一起的是一种“新杰斐逊主义”。就像托马斯·杰斐逊本人一样，“加州意识形态”的英雄们也十分伪善：他们既宣扬反等级制、反国家主义的世界观，又从国家权力和中获利，享有其所处的种族和经济等级制度带来的红利。

DOGE代表了“加州意识形态”最右翼版本。虽然左翼反对DOGE和特朗普政府其他削弱行政国家，但它却更不愿承认自己对国家权力的态度一直深受新左派影响。左翼仅仅防御右翼对民政管理的攻击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效仿马姆达尼，拥抱官僚机构的力量 。

在2014年两位左右翼当代反官僚领袖的一次对话中，反官僚政治的贫乏暴露无遗。彼得·蒂尔(Peter Thiel)是“加州意识形态”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也是硅谷法西斯主义最不遗余力的推广者之一，他与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格雷伯是一位人类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直至其在2020年逝世，他都是最著名的左翼官僚主义怀疑论者。《阻击者》杂志(The Baffler)主办了这场题目为“未来何去何从?”的辩论。格雷伯和蒂尔都认为官僚主义扼杀了未来;正如蒂尔在开始时所说：“我竟然在很多方面都和戴维的观点一致，这令人不安”。由于他们共同的新左翼知识渊源，蒂尔的法西斯主义与格雷伯的无政府主义有着某种远亲关系。这种共同的知识渊源或许可以解释这场对话中离奇的友好氛围 。

格雷伯和蒂尔的分歧更多在于他们提出的处方，而非诊断上。正如格雷伯告诉蒂尔的那样，我们应该认清美国民主的本质：“它不过是一个有组织的贿赂体系，仅此而已。”作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格雷伯坚信人们应该自发组织成民主结构，然后利用这些结构在国家的禁锢外实现目标。蒂尔同样对美国体制抱怀疑态度，也同意在官僚结构之外工作以实现共同目标。但作为一名自封的“政治无神论者”(political atheist)，他在“民主”这一概念持不同意见。

在2015年出版的文集《规则的乌托邦》(The Utopia of Rules)中，格雷伯大力批判了官僚主义。他写道：“越来越明显的是，为了真正开始在火星上建造穹顶……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因为官僚主义色彩浓厚的新自由主义不太可能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蒂尔引用了这段话作为他与格雷伯的分歧点。他说：“我认为，为了在火星上建造带有穹顶的城市……我们需要开始着手前往火星”。他指出，他以前在PayPal的同事埃隆·马斯克正是这样做的：他成立了SpaceX公司，致力于火星殖民 。他没有等待大的来了，而是直接行动了 。

格雷伯在回复中从未断言SpaceX无法抵达火星，他只是认为民主组织起来的社会才更具吸引力。但如果一些不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公司现在就计划前往火星，那么何必等待一个民主社会呢? 如果你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工程师，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抵达火星比加入一个扁平化的联盟组织更重要，那么对你来说，格雷伯的愿景会比蒂尔的强吗?

彼得·蒂尔与大卫·格雷伯（从左到右）

观看这场辩论可能会让人不寒而栗，因为蒂尔的论点更有说服力。格雷伯曾随口提到，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建立大规模但本质上民主的结构并非难事” 。但他并未提供任何例子，我们可以推断他认为当今世界所谓的先进代议制民主政体都不算数。因此，留给我们的愿景过于空泛，根本无法抵挡蒂尔实实在在的火箭攻势 。

幸运的是，除了SpaceX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现实世界的替代方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它是一个公共部门的官僚机构，已经多次成功将人类送上月球。如果左翼将抵达火星视为一项重要目标，就应该将民主国家作为我们探索星辰并确保太空探索成果惠及大众的最佳途径，而不是无政府主义集体或私人领地。值得注意的是，格雷伯在讨论中承认了NASA的存在，但他认为由于“20世纪70年代官僚机构性质的转变”，它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

无论你是否支持在火星建立城市，新左派的反官僚思想都一直在发挥作用。它让左派一直不能去实践更为务实的抱负。格雷伯在《规则的乌托邦》中清晰地阐述了他对国家建设的反感：

60年代的社会运动总体上受到左翼启发，但它们也是对官僚思维、对战后福利国家扼杀人性、墨守成规的反叛。面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中那些灰暗的官僚，反叛者们主张个性表达和自发社交，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控制(“规章制度?谁需要?”)。

“规章制度，谁需要?”这是格雷厄姆·纳什(Graham Nash )一首歌中的歌词，它描述的是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抗议活动，这是新左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在2018年出版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书中，格雷伯继续抨击“官僚思维”，他认为几乎所有行政和管理工作都是狗屁。他的矛头指向“无用的官僚”、游说者和智库员工，将他们比作聚集在作恶者周围、为其寻找合理借口的“狗腿子和应声虫”。毫无疑问，他认为社会服务部的资格审核专员、卫生与心理健康部的数据分析师和城市规划部的公共记录官员都在从事“狗屁工作”。但这些工作确实很重要，谁来做这些工作也同样重要 。一名资格审核专员可能决定了一个住房不稳定的家庭是否能获得租房援助;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拥有稳定的住房还是无家可归，可能就取决于该专员是否致力于帮助他们证明自己符合资格。

从后来者的角度来看，格雷伯对官僚机构的轻蔑很容易被看出问题。我们正在亲眼目睹，当有人用重锤猛击那些能为贫困家庭提供经济保障的机构时，会发生什么。为了捍卫现有的官僚机构，人们做出了许多崇高的尝试;联邦工会联盟(FUN，Federal Unionists Network)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FUN组织了反对DOGE削减开支的抗议，提供了在体系内抵抗特朗普政府掠夺的培训，并敦促民主党人对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

但仅仅维护现状并非终极目标 。在最佳状态下，政府机构可以成为消除不平等、将罗斯福所说的“免于匮乏的自由”惠及亿兆生灵的工具。这项工作尚未成功。

免于匮乏的自由

左翼不应对社会保障体系和监管国家抱持浅薄的犬儒主义，而应努力将MAGA分子赶下台后占据州、地方及联邦层面的官僚机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需要优秀的人才担任这些职位，更是因为足够多的优秀人才就可以改善一个部门的内部文化。例如，交通部门是由只关注汽车的工程师主导，还是由致力于步行环境和公共交通的规划师主导，其工作成果会大相径庭。同样重要的是，即使面对联邦政府残酷地削减医疗补助，卫生机构的人员是否还能致力于全民医保事业。

占据官僚机构还有另一个原因：对于想要改造国家的运动来说，了解政策实施和制度变革在微观层面如何发生具有巨大价值。在内部工作可以让你了解左翼政客和外部团体可以利用哪些杠杆点来谋利，也能让你深入了解政策的利弊权衡及其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教训对于那些雄心勃勃、时间有限且容错空间极小的左翼官员尤为重要。

当然，佐兰·马姆达尼就是这些左翼官员之一。左翼已在纽约市获得了一定权力，马姆达尼和其他官员必须思考如何有效地运用它。当后特朗普时代最终到来时，左翼需要准备好重建联邦行政体系的理论：不是恢复特朗普上台前的旧面貌，而是将其变得更好。要做到这一点，左翼需要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