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将法国大革命先验地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往往会把资产阶级虚伪的人性论强行套入其叙事框架。然而雨果本人对资产阶级深恶痛绝;“坏蛋们感到他正直而暗中高兴，因为罪恶可以以德行作为掩护。他们既局促又满意。”如果不了解他的世界观，就难免误读其作品，把对革命者的讽刺、对资产阶级的揭露，错当成对“人性之善”的赞歌。

1793年雅各宾派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法兰西人民第一次成功地登上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最广大的人民掌握国家的政权：主权不再只是“王冠”与“财产”的附庸，而是人民对主权的宣誓：“人民是主权者，政府是人民的创造物和所有物，社会服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人们第一次以真实的社会实践去触碰并检验卢梭“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思想。虽然雅各宾政权只存在了一年的时间，但它与1871年巴黎公社一样，给世界留下的影响却永远不可磨灭——因为它们都把一个简单而残酷的真理钉在历史的门板上：当人民起来争取解放时，旧世界的“法律”和“文明”往往会立刻露出屠刀的本相。

然而，当我们翻开雨果《九三年》的译者序，或者随意浏览这本书的书评时，常会发现一种几乎“必然”的现象：无论译者还是读者，无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先入为主地带着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解读本书。于是，对郭文行为的阐释便不可避免地滑向一种谬误——仿佛“人性高于革命”是天然正确的，仿佛革命不过是道德剧场的背景布景，而人物的抉择只是灵魂的优雅摆动。可只要认真读过雨果此前的巨著《悲惨世界》，便不难理解作者的基本世界观：在那部小说里，雨果固然赞美人性的崇高与伟大，但他同样展示了一个事实——人性的善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那个吃人的世界;在制度与阶级构成的铁笼里，善良往往只能成为被碾碎的美德。唯有革命才能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纪;唯有在旧制度被摧毁、新秩序得以重建之后，人性的光辉才有可能真正普照世界。把雨果读成“人性至上”的温情主义者，不仅误读了《九三年》，也等于倒着读《悲惨世界》。

那么，《九三年》真的是歌颂人性吗?

不。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作者的世界观与本书的写作历史背景，就不会天真地得出“歌颂人性”的结论。相反，我们更容易看到：雨果写作《九三年》，恰恰是在用一种更尖锐、更残酷的方式追问——革命者如何在阶级战争中保持清醒?宽恕在何种条件下会变成自杀?对敌人的“仁慈”何以反过来成为对人民的背叛?

我们必须先回顾作者的生平。对于雨果的生平，无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叙述框架往往出奇一致：

雨果自己将其一生分为三个阶段：流亡前、流亡中和流亡后。我们不妨也照此将他的创作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青年时期到1851年12月。由于受母亲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的影响，雨果初期创作明显带有保守倾向。1848年前，他一直在君主立宪制与共和政体之间摇摆不定;直到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巴黎的无产阶级力量推翻七月王朝，他才坚定地站到共和立场上，完成从保王派到共和派的过渡，并在1850年前后进一步转向民主主义。这一转向使他成了众矢之的，被称为“蛊惑人心的政客”“赤色分子”。这一时期他出版的诗集有《短曲和民谣集》(1826)、《东方集》(1829)、《秋叶集》(1831)、《黄昏之歌》(1835)等;戏剧有《艾尼那》(1830)、《国王取乐》(1832)、《玛丽蓉·德·洛尔墨》(1833)等;小说有《死囚末日记》(1829)、《巴黎圣母院》(1831)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827年，他借剧本《克伦威尔》出版之际发表举世闻名的《〈克伦威尔〉序》，提出浪漫主义文学主张，宣扬“庄严崇高与荒诞滑稽自然结合”的对照原则。这一《序言》成为反伪古典主义的经典檄文，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开始向戏剧舞台进军。这一浪漫主义主张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与戏剧中，还被他用于小说创作，《巴黎圣母院》便是运用美与丑、善与恶之对照原则的杰出范例——而这种“对照”，后来也将以更政治化的方式出现在《九三年》中：温情与铁血、骑士精神与革命纪律、个人良知与阶级战争，被置于同一熔炉里熔炼。

1843年至1851年间，雨果一度冷淡文学创作，将兴趣转向政治，先后成为法兰西封臣、制宪会议议员，并积极支持路易·拿破仑竞选总统。但出于意识形态与个人经历的共同作用，他随后突然转向左派，揭露路易·拿破仑的野心与阴谋。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恢复帝制，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于是拿破仑三世登上皇位。雨果及其政派发表宣言奋力抵制，最终雨果被驱逐出境，开始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活(1851—1870)，从而也进入创作的第二阶段。

流亡期间，雨果继续鞭挞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艰苦的流亡生活反而使他的才华更臻成熟，他许多享誉世界的杰作都在此时完成。1852年，他发表嘲讽拿破仑三世的小册子《小拿破仑》;1853年出版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以充满激情的嘲讽笔调，表达对拿破仑三世的蔑视与仇恨，以及对自由的热爱与信念。此后，诗集《静观集》(1856)、《咏史集》(1859)、《林陌集》(1865)等相继问世;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也完成于此阶段。1859年，雨果拒绝接受拿破仑三世的大赦;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垮台、第三共和国成立，他才回到阔别十九年的祖国，巴黎人民纷纷拥到火车站，热烈欢迎这位流亡归来的作家凯旋——这不仅是文学的凯旋，更是政治立场的凯旋。

1870年至1885年，是雨果生命与创作的第三阶段。他热情投入反普鲁士斗争。巴黎公社成立时，他对公社的历史意义未必完全理解;但当公社惨遭镇压时，他却将自己在布鲁塞尔的住宅敞开大门，作为受迫害、遭流放的公社社员避难所。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雨果创作并发表多部诗集：《凶年集》(1872)、《怜孙集》(1877)、《灵台集》(1881)等。此外，长篇小说《九三年》也于1874年问世。在最后的作品中，雨果一如既往，坚定站在人民与进步力量一边——这也正是为什么他的作品至今仍广为流传，仍深得民心：他并非把历史当作道德课堂，而是把历史当作斗争的现场。

现在我们已经大致了解雨果的生平与世界观，那么，《九三年》的写作背景到底是什么?

《九三年》这部长篇小说，从1862年前后雨果构思、到1874年成书，前后经历十余年。雨果无论是间接经历还是直接经历，都亲眼或亲身卷入法国革命史的长链条：1789年大革命、1793年雅各宾派革命、1799年雾月十八日政变、1804年拿破仑称帝、1830年巴黎起义、1848年无产阶级起义、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随后资产阶级政府对巴黎的惨绝人寰的屠城。

据统计，共有29804人遭残杀，72941人在作战中牺牲，60971人被投入监狱或流放。正是在这场反革命血洗中，两面派刽子手梯也尔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以至于马克思愤怒地写道：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露出说谎才能了。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利普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谋得了首相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圣日耳曼教堂和大主教的宅邸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这件事情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检查她身孕的监狱产婆的角色。

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针对新闻出版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干出的。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修建巴黎防御设施的计划震动了全法国……(以下略)

梯也尔一面在国民议会表演“和解”，一面在现实中准备“清算”。他在3月21日对国民议会声明：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

3月27日，他又说：

“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我坚决维护它。”

但实际上，他用共和国的名义镇压里昂与马赛的革命;他所谓“维护共和国”，不过是为了更顺手地绞杀人民。他口头上把报复对象限定为“那一小撮罪犯”，却在枪声里把整个阶级都列入公敌名单。待麦克马洪确保可以攻入巴黎，梯也尔立即宣称将“手持法律进入巴黎”，并要向“恶棍”讨债。所谓“法律”，就是枪决;所谓“秩序”，就是屠杀;所谓“文明”，就是凡尔赛军靴下的血泥。

于是，在5月22日，他向国民议会揭开那出“和解滑稽剧”的真实目的：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时，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会露出凶残面目：那时，文明与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与无法无天的报复。与1871年无法形容的罪恶相比，甚至资产阶级1848年六月的暴行也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开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整整一个星期，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而士兵们穷凶极恶的暴行，则反映出雇用他们作保镖的那个“文明”所固有的精神。这种为处置战事结束后杀戮中留下的成堆尸体而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光辉灿烂”的文明啊!

要想找到可以与梯也尔及其嗜血豺狼的行为相比拟的东西，必须回到苏拉和罗马前三头执政的时代：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的大批杀人，同样是拷打俘虏、发布公敌名单，同样是追捕躲藏起来的领袖，务求无一幸免;不同只在于罗马人没有机关枪进行大规模处决，他们没有“手持法律”，也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更讽刺的是，资产阶级文明甚至能在屠杀现场保持其日常的麻木与享乐。伦敦一家托利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濒临死亡的受伤者躺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的墓石之间无人照管;6000个惊恐万状的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墓地地道中绝望地转来转去;沿街奔跑的不幸的人们，被机关枪大批地射杀。……而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荫道上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豪华酒楼的雅座里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

身在英国的马克思都如此愤怒，那么身在法兰西、且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的雨果更是极其悲愤。他随后收集巴黎公社的各种资料，也包括梯也尔本人的回忆录，他有没有表达他的强烈情感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雨果的性格来讲，他必定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就像在《悲惨世界》这本巨著里做的那样——把这百年的历史写进小说。正是要总结这段历史、并警示革命者：任何对恶魔的心慈手软，最终都可能反噬自己。某种意义上，《九三年》并不是把革命写成“更善良”，而是把革命写成“更清醒”;不是把阶级敌人写成“可被感化”，而是把“感化神话”写成革命者的致命陷阱。……而“对法国大革命的定性”问题在现实争论中的纠缠，也常被一些人利用，反而成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大众接受中的一处阿克琉斯之踵：他们用概念偷换遮蔽斗争本质，用“人性叙事”抽空阶级现实。

然而，总有一些“圣母”，喜欢把雨果的《九三年》(即1793年雅各宾派革命)描绘成一部歌颂革命者人性的著作，甚至某些译者与读者常陷入一种名为“廉价慈悲”的陷阱，试图在朗德纳克这种冷酷的恶魔身上挖掘“神性”的余温。他们天真地以为，当恶魔偶尔俯身捡起落叶，他脚下踩过的累累白骨便可被视而不见;仿佛玩弄两面派手法的梯也尔只要高呼“共和国万岁”，他就可以得到人民的赦免;仿佛东条英机把生化武器资料献给美国，他的滔天罪行就能因此清零——简直荒谬至极。这种为恶魔辩护的人，他们不知不觉地站在了恶魔的一边，他们也成了人民的死敌。

如果抛开整篇小说，而只看朗德纳克在最后关头的抉择，圣母们真的可以得出一个大相径庭的结论：“朗德纳克侯爵真的很伟大，因为他冒着生命危险把三个孩子从火海里救了出来!”那么，朗德纳克侯爵真的源于道德的觉醒吗?不，那不过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贵族——他驯服了他的敌人，他屠杀了孩子们的母亲，把孩子设为人质，他企图放火烧死孩子，却发现自己也穷途末路，然而，那三个火海中的孩子又一次成了自己的救命稻草——因为他至始至终都认为革命者是愚蠢而幼稚的——正如雨果在《九三年》所说：“......西穆尔登(担任巴黎救国委员会特派员与共和军司令郭文的家庭教师，因学生郭文违背革命利益释放朗特纳克侯爵而陷入道德困境。 最终他在处决郭文后自杀身亡。)单纯而固执，他认为只要是为了真理，一切都是合理的，因此他能超越极端的派别。坏蛋们感到他正直而暗中高兴，因为罪恶可以以德行作为掩护。他们既局促又满意。”因此，他可以利用对方仁慈进行的一场豪赌。也就是说，朗德纳克的这个所谓“善举”不是对旧制度的背叛，而是对革命者心理弱点的精准打击：他押注的是郭文的幼稚，押注的是革命者会不会在关键时刻把原则换成自我感动。

郭文用鲜血祭奠自己的骑士精神，却也变相背叛了那些死在侯爵手下的无辜冤魂。这份悲剧性的幻灭告诉我们：郭文的毁灭，并非偶然的命运戏弄，而是他执意赦免恶魔之时便已写下的宿命。因为当革命把敌人定义为敌人，绝不是出于私人恩怨，而是出于历史结构;当革命必须处决敌人，也并非出于嗜血，而是出于生存。把阶级战争降格为个人道德抉择，往往就是把人民的安全置换为少数人的“高尚”。

而在这里，雨果真正要批判的，也并非“人性之美”本身，而是革命者的天真与幼稚。这种天真幼稚相信恶魔会因一瞬感动而悔悟，相信阶级敌人会因一桩偶然善举而放弃既得利益;它以为道德能替代斗争，以为宽恕能消灭阶级，以为“感化”能超越历史。历史最终证明，这种天真的仁慈要付出的代价，是近百年的血与火，是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的头颅与生命。那种自以为是的圣母式仁慈与高尚，最终被历史以近百年的惨烈代价无情回报——这正是雨果笔下的讽刺所在，也是对理想主义者最沉重的警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