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伟大？

2026-02-12 新闻

文/子珩墨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我们今天聊一个很宏大，但又必须落脚于泥土的话题：到底什么是伟大？

这个问题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么形而上。有人问：如果精神世界伟大，那没有实体支撑，精神上的伟大又该如何体现？如果一粥一饭是伟大的，那为什么从来没有农民是被歌颂的?虽然有一个袁隆平教授，但那似乎更多是作为一种“科学英雄”的叙事存在的。

这其实触及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是精神决定物质，还是物质决定精神？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看书本上的定义，我们要回到历史的现场，回到那个被某些人刻意模糊、却又无比清晰的年代，去看看那位被网友称为“人文社科里的大统一理论构建者”——毛主席，他是如何定义“伟大”的。

一、伟大的“祛魅”：从1968年的一份批示说起在这个充斥着个人主义叙事、精英崇拜的时代，我们往往习惯于把“伟大”等同于处于聚光灯下的个体——是那个站在舞台中央挥斥方遒的人，是那个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核心。

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种“众星捧月”式的伟大，有着天然的警惕。

我不由得想起了题目中提到的那段历史。1968年5月16日，毛主席审阅一份报告。那份报告里写着：七机部某办公室正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召开会议……

这是一个在当时看来无比“正确”、无比“提气”的说法。然而，毛主席却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下面划了两道杠。他的批注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

“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

这段话，道出了“伟大”的第一个辩证法：真正的伟大，从不以自我为中心；一旦开始自我神话，伟大的光环便开始褪色。

为什么毛主席如此反感“世界革命中心”这种说法?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谦虚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动力来自于各国人民内部的矛盾运动，而不是靠某个外部的“中心”去输出、去恩赐。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中心，别人是被辐射的边缘，那你实际上是在搞这一套等级秩序，这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

毛主席的伟大，恰恰在于他终其一生都在试图打破这种“中心化”的迷思。他把“人民万岁”喊得震天响，他把“为人民服务”刻在执政党的门楣上。当人们试图把他塑造成神的时候，他却清醒地说自己只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甚至在给江青的信中直言对自己被捧上高坛的忧虑——“无论是为了猎奇，还是为了迷信，我总是不自在的。”

这种清醒，是穿越历史迷雾的洞察力。他深知，一旦一个组织、一个人开始沉溺于“以我为核心”，开始享受“中心”的快感，那么距离脱离群众、距离修正主义也就不远了。

所以，什么是伟大?伟大就是一种彻底的“无我”。

它不是站在高台上接受膜拜，而是走下神坛，把自己的血肉融入到滚滚的历史车轮中去。

二、一粥一饭的哲学：为什么农民很少被歌颂？回到开头那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一粥一饭是伟大的，为什么农民很少被歌颂?

这揭示了阶级社会几千年来构建的一套“价值评价体系”的虚伪性。

在剥削阶级的历史叙事中，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是才子佳人的舞台。农民，或者说广大的劳动者，只是作为背景板存在的。他们是史书上冷冰冰的“斩首十万”，是粮仓里被统计的数字，唯独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为什么?因为精神世界的“伟大”，往往是建立在对物质生产者的剥夺之上的。

古代的士大夫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谈论心性修养，构建起巍峨的精神大厦，是因为有无数农民在田间地头弯腰劳作，为他们提供了脱离生产劳动的物质基础。但是，掌握了话语权的士大夫们，为了证明自己地位的合法性，必须把“劳心”神圣化，把“劳力”庸俗化。他们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们说“君子远庖厨”。

这种逻辑一直延续至今。在资本的逻辑里，伟大被异化为“成功”。谁掌握了资本，谁掌握了流量，谁就是伟大的。而那些在流水线上打螺丝的工人，那些在烈日下送外卖的小哥，那些在田间耕作的农民，被视为“低端”的、可被替代的劳动力成本。

但是，毛主席告诉我们要颠倒这个被颠倒的世界。

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这是唯物史观的底色。如果把人类历史比作一座金字塔，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只是塔尖上的一粒沙，而亿万劳动人民才是那厚重的塔基。没有塔基，塔尖将悬浮于虚空，瞬间崩塌。

我们歌颂袁隆平，是因为他用科学技术极大地释放了土地的潜力，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但我们不能忘记，袁隆平的种子，是需要无数农民一锄头一锄头种下去的;袁隆平的数据，是在田间地头晒脱了皮才跑出来的。袁隆平的伟大，某种意义上是无数劳动者伟大的集中体现。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世界的方式是“向下”的。

毛主席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土地。他关心农民能不能吃饱饭，关心血吸虫病能不能消灭，关心赤脚医生能不能普及。他说：“我们干革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群众幸福快乐。可如果我们天天去掏群众的口袋，不是背道而驰吗?”

这里有一个很朴素的真理：一切脱离了物质生产、脱离了人民生计的“精神伟大”，都是空中楼阁，甚至可能变成压迫人民的枷锁。

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精英在谈论高深的哲学，而底层的百姓却在为一日三餐发愁，那么这种“精神伟大”是虚伪的，甚至是罪恶的。

三、伟大的代价：牛痘、温室与风雨有人把毛主席的理论比作“人文社科里的大统一理论”，堪比牛顿、爱因斯坦。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物理学的大统一理论试图解释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而毛主席的理论，试图解释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方向。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关于“斗争”和“批评”的论述，是对“伟大”的另一种诠释。

我们现在很多人渴望的“伟大”，是一种无菌的、被保护的状态。我们希望听到赞美，害怕听到批评;希望一帆风顺，害怕惊涛骇浪。

但毛主席怎么说?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

他打了一个极其精彩的比方：种牛痘。

“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这段话太深刻了。什么叫伟大?伟大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伟大是荒原上的野草，是岩石缝里的松柏。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心灵太脆弱了。听不得一点不同的声音，动不动就“破防”。这种脆弱，恰恰是因为缺乏“牛痘”的历练，缺乏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去摔打自己。

毛主席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被误解过、被排挤过、被撤职过。在长征的路上，在延安的窑洞里，在建国后的风云变幻中，他始终处于矛盾的漩涡中心。但他从不畏惧矛盾，反而主动去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是一种文化方针，更是一种自信。他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不是靠行政命令封出来的，而是靠在思想交锋中展现出的真理力量打出来的。

这种胸怀和格局，正如许多同志所说，“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真正的伟大，必须具备吞吐宇宙的胸怀和自我革命的勇气。它敢于直面自身的阴暗面，敢于在手术台上解剖自己。毛主席晚年之所以发动那场巨大的社会实验，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这种对“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深刻忧虑，源于一种试图打破历史周期律的悲壮尝试。虽然过程充满曲折，但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探索精神，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一笔。

四、精神与实体的辩证法：重塑“伟大”的定义回到提问者最初的困惑：精神世界的伟大，如果没有实体支撑，该如何体现?

唯物主义者并不否认精神的力量。相反，毛主席最强调“精神变物质”。他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

但是，这种精神不是虚无缥缈的玄学，而是指掌握了客观规律的先进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雷锋是伟大的，他的实体支撑是什么?是他修过的汽车，是他捐出的津贴，是他帮大娘抱过的孩子。

焦裕禄是伟大的，他的实体支撑是什么?是兰考县那一排排防风固沙的泡桐树。

志愿军战士是伟大的，他们的实体支撑是什么?是上甘岭上被炸平的山头，是他们用胸膛堵住的枪眼。

所以，精神的伟大，必须且只能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改造。

如果一个人满腹经纶，谈起哲学头头是道，却对身边的苦难视而不见，对社会的丑恶无动于衷，既不参与劳动，也不投身变革，那么他的“精神世界”再丰富，也不过是一堆毫无价值的神经电信号。